芙蓉-2003年第2期- 第36部分

后文革征象的冷叙述
绍　俊　
　　马笑泉的小说透着一股幽幽的冷光，仿佛一直渗入我的心，不禁打了一个激灵。我想，作者是不是太像一个冷面杀手了，他冷酷无情地将小说中的那位出身贫寒的孩子一步步逼到了绝境，生生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但也许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种无奈，因为准确地说，不是作者逼着主人公走上绝境，而是他所处的社会逼着他走上了绝境。作者不过是用冷凝的笔，挑开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征象，这个特定时代，就是“后文革时代”。“文革”逐渐离我们远去，尽管上了年纪的人至今也不会淡化那一场噩梦，但在年轻一代的眼里，有关“文革”的叙述越来越像是听一个遥远的故事。这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来说当然是好事一桩，然而事实上，“文革”所造成的精神和文化的伤害却是潜在地影响到“文革”以后的社会环境，影响到新一代人的成长，直到今天，也许很多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可以追溯到“文革”的特定历史。《愤怒青年》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的，作品的主人公楚小龙应该出生于“文革”时期，他的启蒙，他的接受教育，则应该主要在“文革”后的新时期，但看看楚小龙短暂生命中的经历，却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他的性格和思想情感深深地打着“文革”的印记。他的父母因为在“文革”中的行为触犯了当时的政治而双双身亡，这使他从生下来就失去了父母之爱，这是他的先天不足。而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后天的环境，道德秩序全部打碎，知识被践踏进泥潭，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观念纵容和膨胀了人们内心的仇恨情绪和对立思维。在这样一个缺乏爱心、缺失伦理约束的社会环境中，楚小龙被轻而易举地推向了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当他惟一的亲人奶奶病毙在床上后，楚小龙就等于失去了所有的文明屏障，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月黑风高的打劫之路”。楚小龙这个形象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无疑来自作者对人物性格与客观环境的水乳交融的描摹，通过这种描摹，作者就为读者揭开了我们社会存在着的“后文革征象”。　
　　在这里，我们无法全面地阐释“文革”的历史原因和文化逻辑，我只想从马笑泉这样一位年轻作者的视界里，观察一下“后文革征象”对当代社会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在楚小龙的生活遭遇以及他周围的生活环境，让我感受最强烈的是爱的缺失。有时候我极端地认为，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健全发展，首先是建立在爱的温床上的。爱，是照耀人类文明的阳光，如果没有爱，人类至今也许还在黑暗和野性的泥淖中蠕行。“文革”的一切思想准则行为方式，都可以归结为对爱的摧毁，与此相对应的，便是不断培育和扩张人类的仇恨心理。“文革”的结束似乎应该意味着爱的复苏，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内心的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爱的裂痕已经完全愈合。因为爱虽然回来，却几乎永远回复不到原来那种神圣的、高高在上的位置了。爱等同于一种人们实际需要的物质，变成一种世俗的、物质化的、有价的东西。就像小说中那群黑道上的小年轻，他们同样需要女性的情爱，他们在女性的示爱下也会变得温存一些，善良一些，但他们的这种需要更多是出自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欲望，与理想中的神圣高雅的爱情相去甚远。楚小龙与苏丽的情爱描写也许表达了更为复杂的层面。作者给这一对情人花了不少的笔墨，他把两人的情爱关系描写得十分真实动人，楚小龙对于苏丽的爱是率真的直接的，在他的充斥着仇恨、凶残、恶霸的生活环境里，最匮乏的就是爱的滋润，苏丽走进他的生活，使他渴望爱的心灵获得一丝安慰。对于楚小龙来说，他得不到亲情，友情，人际间纯真的感情，惟有异性之情，能够使他的精神获得暂时的麻醉。对此，楚小龙也非常清醒，所以他说苏丽是他奶奶死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但即使如此他仍感到“不敢说爱”。“后文革征象”下的爱的缺失还表现在爱与恨的功能置换。舍勒说：“我们的心灵以爱为第一规定，而不是以恨；恨只是对一种错误的爱的反应。”对于楚小龙来说，他从社会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则相反，社会告诉他，恨是第一要义的，爱也是通过恨的方式来表达的。就像楚小龙深深爱着父母，因此他必须杀死当年诬陷父亲的霍国雄，“杀父之仇，不得不报”，这就是楚小龙认定的原则。当然，马笑泉选择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生活领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黑社会，黑社会的反叛现存秩序、以强势说话的性质，自然会将我所说的“后文革征象”强化到极端的地步，这对作者来说是一种写作上的挑战，因为他在处理小说的生活资源时，很容易将一些性质相左的东西混淆在一起。比方说，黑社会的反社会倾向和反道德倾向，与因社会不公而造成的民众的反抗情绪，对于作者来说，就应该在叙述中注意区分清楚的。又比方说，作者对主人公的理解和对主人公不泯人性的认同，与批判黑社会的立场如何谐调地统一在主人公身上。毋庸讳言，《愤怒青年》在面对这些复杂性时叙述得并不圆润，这表明了作者无论在认知世界方面还是在写作技艺方面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　
　　《愤怒青年》所采取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我们可以说，作者与他笔下的主人公属于同代人，他在复述这些人的故事时，就不是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而更像一个故事的参与者甚至亲历者，所以小说的视角既不是纯粹客观的，也不是像自传体那样纯粹主观的，内视的，这使得小说不仅充满了对这些年轻人的理解和认同，也使得作者的叙述立场和人物的叙述立场取得一致性，给叙述带来极大的亲和力。同时，作者找到了一种很恰当的叙述形式，这就是一种“坏孩子”成长史的叙述形式。在现代以及古典的小说中，坏孩子是一个读者经常会与之相遇的角色。这些坏孩子往往成为作者表达其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形象特使。孩子是属于未来社会的，而现实则是属于成年人的。孩子可以不为现实承担责任。但成年人往往告诫孩子，未来是从现实延伸过去的，因此你们首先得守持好现实，否则就不会有你们的未来。听话的孩子遵照成年人的话去做，守持现实，便成为了好孩子。不过，成年人认可的好孩子并非就代表了未来社会的价值确认，也许更大程度上，坏孩子才为我们传递出未来的声音。另外，从策略上说，孩子因其单纯，与现实没有内在的纠葛，他们对现实的反叛就显得更加公正。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坏孩子形象，一位十六岁的美国少年霍尔顿，他不肯读书，不求上进，追求刺激，玩世不恭；他抽烟、酗酒、打架、调情，甚至找妓女玩。这样的孩子显然不会被现实所接受，他被学校开除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正是因为遭到社会秩序的拒绝，使他有可能接触到社会的真相。于是他发现，成人社会里没有一个人可信，全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连他惟一敬佩的一位老师，竟也是个同性恋者，他在现实中遇到的全是虚伪和欺骗，只好苦闷、彷徨、放纵。当然，以坏孩子的叙述来达到批判力度，就必然要在孩子这一点上做文章，孩子的天真单纯，心地的洁白空灵，恰恰与现实的恶浊构成鲜明对照。因此，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也着力渲染霍尔顿那一颗纯洁善良、追求美好生活和崇高理想的童心。我不敢断定马笑泉写《愤怒青年》就是有意识地仿效着坏孩子的模式去构思的，但我却敢断定，马笑泉在现实生活中对具有反抗心理的青少年更加倾心，甚至在骨子里，他本人就具备坏孩子的情结。所以他选择坏孩子的叙述视角就让我们感到是一件得心应手的事，他对像楚小龙这样的坏孩子也把握得十分到位。也许这样一来，坏孩子的形象塑造就水到渠成，一切基本的元素都准备得十分充分。比如为主人公设计一个孤立无援的现实处境，楚小龙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班主任盘算着在最后一期将他甩到差生班去，奶奶的病亡，终于导致了他的出逃；而出逃、流浪，是坏孩子的必经之路。当然，最关键的是，马笑泉紧紧抓住了“孩子”这一点不放。也许从是非和道德的角度说，楚小龙比霍尔顿堕落得更加彻底，但绝对不能剥夺了楚小龙的“童心”，作者清醒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叙述中把握得相当好。尤其难得的是，作者写出楚小龙不曾泯灭的敬畏之心。因而尽管他在黑社会的泥淖里已经陷得很深，但他在有些事情面前终于止步。比如他对知识的敬畏，所以后来他回家乡遇见他敬重的霍老师时，“马上恨不得挖个地洞躲起来”。特别是他对英雄和正义的敬畏，所以他会把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当成自己的偶像，他第一次看见陆大有就觉得“这老头有种令人尊敬的气质”，他心里很清楚：“老子虽然是人渣一个，也晓得清官杀不得。”而这一切敬畏，都源于对高贵和神圣的敬畏。毫无疑问，这种敬畏之心首先是根植在作者身上的，因此他写到老军人陆大有，笔触顿时变得严肃凝重。他只好让陆大有以脑溢血的方式绕开难以处理的交锋。在阅读中我有时感到，作者的叙述简直冷峻到极点，但即使如此，人性的热血并没有因此而凝结，这大概就缘于作者的敬畏之心吧。　
　　这些年来文化界忽然热衷于地域的文化性格，关于湖南人的特性，也出版过这方面的书。其中有一种说法，湖南人最爱吃辣椒，因此最具革命性。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少文化上的依据。但从我的实际接触中，也许会有类似的体验，我就感觉到，那种反叛、造反、抗争的行为和言论，是最容易在湖南人中引起共鸣，湖南人的性格也许是刚烈的。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