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家街一诗人喜欢读我的诗，我喜欢抽他送我的烟。我怕送他诗太多了让他觉得闷，便悠着，等他送我一条烟后再送之一辑诗，仿佛他的订金一到，我的货再出手。
我没有时间看一些诗歌的习作，也因那作者还眼巴巴地等着我评论呢。我厚而硬着脸跟那两个小孩说：这次就算了，以后你们再拿诗给我看，要带上啤酒和烟，五十行左右算一首，须配上两瓶燕京和一盒硬白沙，当然，看五首我可以饶你一首。
对让你写诗评的，我若见其不是铁哥们儿，亦会说：那你欠我一顿酒。有时那诗实在没法评，我又抽了喝了人家，我只好说：哪天我帮你搬家吧，我有三轮。
31。有待就是麻烦
我不读哲学，却隐隐觉得“有待”这个词应属哲学范畴。
有待就是：要等着要靠着什么；一旦相反就不自在死了；也算是一种依赖；基本算毛病。
须饭吃，基本不算有待，因为吃饭相对容易。我的一个有待，是抽烟，如果断烟我觉得比断食断性要严重多了。常常烟瘾发作而又无烟无钱时，我就恨自己怎么有这种毛病。什么时候能不想烟抽而又有类乎抽烟时的从容轻逸，那该多幸福。
我写诗，也是一个有待。有时诗瘾发作，不写就不舒服，就着急，真像西北民谚“三急”中说的：儿上墙，火上房，鸡巴搭在逼帮儿上。我想，什么时候我不写诗，却有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即渐进的境界，那该多幸福。
漫漫而修远的人生之路，我要一个一个地去掉有待；每去掉一个，就舒服一点；彻底去掉的那一天仍还很远。遥远的无待。
可能庄子、慧能是无待之人。
32。“我是写诗的”有时欠揍
“我是写诗的”。当我这么对自己说时，隐隐有一种骄狂感。但我平常与人交往，基本不露这种骄狂，也因为露了往往自遭无趣。只是酒后、酒高之后，不惧说出“我是写诗的”，那口气像是说我是天上派来的驻人间大使，并且伴着超乎日常的举止。
我若干次在酒高之后，把那家餐厅当自家客厅了，一准坐到旁边完全陌生人的桌上干杯。逢对方也半高，于是互相有投怀送抱之感，瞎兄弟姐妹一场。若对方未喝高，往往怕我与他闹事而客气地陪我干一两杯，然后菜也不吃了说“我还有事下回再喝”而溜之。事后我想想被我搅了吃饭的人得多烦我呀。我运气好，没有遇到拍案要揍我的陌生邻桌。
酒后骑车回家的路上，也路过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厅。有两次我停在门口，与出来解手或买烟的生人打招呼，然后小侃，于是人家客气说“进来喝一杯”我则顺水推舟，心说写诗的人到哪喝酒都不要钱。跟陌生人乱干杯之后，傻逼一般地回家。
33。鲜棉花也是鲜花
什么米，最大的米？最大的米，花生米。
什么花，最白的花？最白的花，鲜棉花。
我写诗有一毛病一直没改清：总是在诗中插科打诨，玩雕虫小技；甚至无聊时（无爱无恨亦无无事生非），写诗像做词语游戏一样。
语言是危险的，一定要注意语言的健康和安全。语言就像一个适龄女性，你注意其安全了，语言就是一个贵妇，你没注意其安全，语言成了娼妇陪你玩呢。
34。风尘女诗人
有的卖淫女也写诗，写得也不错。干那一行可能是挣钱相对方便吧。这不新鲜。自古有之。
但现在，我们称也写诗也卖淫的人为妓。为何不能称之为诗人呢？也许卖淫的内涵比写诗的内涵大。
我知道有些写诗的女人寄生于一位（或每一两年寄生于一位）男人。她们不是小卖零卖，而是整个趸出。可我们管她们叫诗人。
35。吧呗
街上，见地上有一张钱，想捡就捡呗想花就花呗，与清高低俗无关吧。
遇乞讨者，你兜里明明富裕且一把零钱，施不施舍，随便，与同情无情无关吧。
遇恃强凌弱的坏人正在施暴，想管就管，这不算英勇，这是你的本能；如果你不管而又自责，那你就活该当个有正义感的小人呗。
按说写诗与上面三种情形类似，没有那么多原则，关键就看你这个人是个啥人。不是看你的性别、性格、性机能、性趣，而是取决于你的性能，即你是台怎样的诗歌机器。
36。写即逝
我有一块很平的清代方砖，用毛笔蘸水在上面写字，字迹五分钟后即没影了（古人以此练字）。我在上面写诗，心说：要的就是随写随逝。我为这种超然的观念写了两首短诗，感觉甚好。然后却未能免俗，竟然把那两首短诗基本都记住了，又无聊地记在本本上。
因为我不是故意记的，所以我不是故意的庸俗。
37。劳而无功
想写诗，铺开了纸，两个小时下来，一行也没落在纸上。耗了半暖壶水，掐灭若干烟蒂，一直干坐着来着。我不沮丧，也不着急，至少我为“想写诗”这个念头干了两小时的活。
没写出来很正常，这略强于写出一首臭诗，略次于写出一首好诗。
两个小时内，脑子里仿佛咔啦咔啦不断地乱响，那是各种诗素（诗歌元素）在碰撞、组合、选择、淘汰、磨合、兼并以及消解。一直是“正在工作，正在工作，还未结果”的状态。我只能关“机”做罢了，带着“为诗歌劳动了两小时”的平淡表情，恬恬然，苦笑一下。
38。民歌之中
“是谁带来了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企盼”——这是诗。李娜这个河南的姑娘唱的。
“高山上盖庙也嫌低，面对面坐着也想你。”
“为什么你急慌慌，是儿上墙，是火上房，还是那个依儿哟来哐当当当，那个鸡巴搭在逼帮上。”
39。不写诗的行为者——谢德庆及其他
写诗即缓慢自残。
谢哥却热爱生命，点滴的报销。
玩这个的，大诗哉，虽其外在一般般。卧草，每年玩一首，连上四年。一般诗人非疯即夭亡的了。
我吧，比德庆，文字略好，身骨有一拼，但我顾念多乎，名者利者及精神理想者，都不想落空。于是，苟得些小名小利小小境界，蝇狗而已。
对一般，我不服。但对咱中国玩行为玩文字的我崇敬：只身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的刘雨田，谢德庆，只身走三江源及徒步长城全程的肖长春（多有著作）以及不怕火烧炭烤的信仰者郁达夫、鲁迅、王朔及贾新栩（笔名外号狗子）。若说诗人，我喜欢：韩东、尚仲敏、伊沙、西川、贺中、简宁及浩波。
阿坚，别名大踏，生于北京，83年退职，现为自由职业者，以旅行，写作为生。
一个诗人与一个时代
简介：李润霞，女，1972年出生于山西省大同市。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师从龙泉明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新诗、文革文学以及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
博士论文题目： 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1966…1986）
指导教师：龙泉明（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答辩委员会成员：
校外专家评阅人：谢 冕（北京大学教授）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又平（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答辩委员会主席：刘 纳（吉林大学教授）
答辩委员会委员：董 健（南京大学教授）
黄曼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陆耀东（武汉大学教授）
易竹贤（武汉大学教授）
孙党伯（武汉大学教授）
陈美兰（武汉大学教授）
於可训（武汉大学教授）
内容摘要：
大致以1966年文革“地下诗歌”开始，到1986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标志的“后新诗潮”的崛起为止，中国当代新诗潮经历了从潜流到激流的特殊史程。本论文把对中国当代新诗潮的研究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向前推延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按照酝酿、萌芽、兴盛、衰歇的发展过程，梳理新诗潮从地下到公开、从文革“地下诗歌”到“朦胧诗”的历史演变。通过两位先行者、一个诗群、一个刊物以及一场文学论争建构起新诗潮的谱系。在探讨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和流变规律时，重点考察了新诗潮酝酿期与萌芽期的诗歌创作，以对当代“潜在写作”的关注和重新发现揭开长久以来被湮没、误读的文学史真面目，为当代诗歌史的重写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范围、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材料的运用等，界定了“新诗潮”、“朦胧诗”、文革“地下诗歌”、“潜在写作”、“潜流写作”等概念，论证了文革“地下诗歌”与“朦胧诗”之间、新诗潮与文革历史之间无法离析的互动和互证关系，说明了新诗潮从潜流到激流的文学转折与中国社会从文化大革命向新时期的历史转折不仅是同步的，而且是紧密相连的。
第一章在挖掘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了新诗潮酝酿期即文革“地下诗歌”的总体创作情况。文革诗坛的基本格局为主流诗坛与地下诗坛双向平行、对峙共存，本论文一方面从年龄角度考察了老一代诗人（归来前的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前朦胧诗人）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另一方面从地域角度考察了北京诗人群、上海诗人群和贵州诗人群的“地下诗歌”创作，重点分析了新诗潮的两位先行者的诗歌创作以及他们对于新诗潮发展的先驱意义。
第二章选取文革“地下诗歌”最有代表性的诗歌群体“白洋淀诗群”作为考察对象，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