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后，他没有忘记为自己的老师献上一份敬意，在后来送给食指一本的扉页上，他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句话：“送给郭路生：你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据说，北岛后来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他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24＇那么，食指究竟是怎样启蒙北岛的？在此，我们仅从诗歌本身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在北岛流传最广的诗句中，留下了食指诗歌启迪的印痕。食指的《命运》，开篇第一句就是：
好的名誉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誉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食指这句是借“名誉”一词表现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哲学，可以说是对“血统论”的精简总结，而同时又超越了时代而具有普遍性的哲理。在这句诗歌的“放射性”的影响中，北岛在几年之后也写下了他的名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从这两句诗歌的比照中，可以看出，它们句式与情绪极为相近，表达的都是对世事的洞察以及来自日常性人生经验的哲理总结，并且都含着某种讽喻的感情色彩。但这并不是文学的仿造，而是一种层层深化的“语义繁殖”。当然，这还远不是一种纯粹的语义转化或者说语义繁殖，从深层的意义上看，而更是一种心路与精神的蜕变。食指的《命运》像是一个不幸孤魂的哀鸣，而北岛的《回答》则像是献给时代的冷酷供词。食指的《相信未来》代表了一代人像孩子般执著地“相信未来”，而北岛则代表了另一类走出信仰的人，他要告诉世界的是“我不相信”。这不同的两句诗，代表的是不同的精神走向，或者说是精神的反向逆转。当食指渴望为太阳献身而终至在1974年精神崩溃时，北岛在这一年写下了小说《波动》和诗歌《太阳城札记》，不仅没有献身的冲动，而且对与献身联系的“一切”表示了怀疑。北岛经由食指的“诗歌启蒙”走向了更成熟的道路。可以说，食指的精神实质是“相信未来”，而北岛的精神实质是“我不相信”。
从食指到北岛，从“相信未来”到“我不相信”，一代人完成了他们精神历程的痛苦转变，或者说是时代把一代人从文化大革命的热血青年到时代的叛逆者，从“相信的一代”改造成了“怀疑的一代”，它包含的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从“是”到“否”的精神蜕变，是对现实世界从信任到怀疑的精神转向。但并不是说，一代人就是突兀地一下子就达到了“我不相信”的精神高度，而是指出一代人的精神起点是站在“相信未来”之上的。当然不仅是北岛，新诗潮的许多诗人（甚至不仅限于诗人，还有小说作家等）都接受过食指的诗歌养分。阿城曾说“60年代末我喜欢他的诗，那时候，他的诗广为传抄。”＇25＇另据与阿城一起插队的知青回忆：“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已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享受。”＇26＇还有一些在新时期走上文学艺术道路的人也曾接受过食指的影响。
文革结束后，食指进入创作的新阶段，写有《疯狗》（1978年）、《热爱生命》（1979年）、《愤怒》（1980年）、《向青春告别》（1989年）、《在精神病院》（1991年）、《想到死亡》（1996年）等大量诗作。但他的诗歌观念和诗歌技巧与过去大致相近，依然执著于“窗式美”的营造。不过，随着青春已逝、暮年来临以及身体与环境状况的恶劣，他诗中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沉郁和苍凉，孤独感和死亡意识也渗透在字里行间，相信未来的诗人也开始对自己、对时代的反思，诗情也在“从热到冷”转变，偶尔还有一点对世事的讥诮。比如《人生舞台之一》（1989年）写下了对个人命运的沉思，心境寂然寥落，有一种世事无常的感叹：“该谢幕了，几下稀疏的掌声/像以往无人喝彩的叫好”。在时代以超乎想象的加速度前进的今天，食指发出的仅仅只是他个人自己哀伤而悲沉的声音，新的时代常常会把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席卷而去，诗人为记忆负重，而记忆留给诗人的只是一个“谢幕人”的角色。
作为新诗潮的先行者，食指承担了一个时代所赋予一个诗人的全部命运，也必然承担了时代所加在他诗歌、人生中的幸与不幸。食指终究是属于“六八年”时代的诗人，他用碎片般的人生与标本般的诗歌为一个时代留下了活的、诗性的历史档案，由此可以窥见当代诗歌的某种景观。清醒与疯狂、信仰与背叛、理想情怀与现实苦闷交织成他的诗歌纹路和生命纹路，这些纹路的浇铸者就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恰恰是这种清晰可辨的纹路才使他不仅成为一个诗人存在的标本，而且成为一个时代存在的见证。食指的诗是一个人的，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履历。
① 食指，原名郭路生，“食指”的笔名在1978年开始使用。本文论及他文革时的创作，也统一使用这一笔名。
②多多：《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载《开拓》1988年第3期。
③参见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载《读书》1995年第5期。该文中，朱学勤提出了“六八年人”的概念，并且对文学史上曾经在1968年出现过的群落称作“文学食指”、“食指群”等。食指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象征。
④《相信未来》最初与他的《命运》《疯狗》一起发表于民刊《今天》第2期，1979年2月油印出版。
⑤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⑥刘孝存：《昨日沙滩——关于〈相信未来〉及其历史风尘的随笔》，载《黄河》2000年第3期。
⑦根据食指回忆，这首诗是“在去山西插队的火车上（火车四点零八分开），我开始写这首诗。当时去山西的人和送行的人都很多……我就是抓住了几个细节，在到山西不几天之后，写成了《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原来还长一些，几番删改之后，就成了现在这样。”见《和写作点滴》，载《诗探索》1994年第2辑。
⑧⑨＇11＇＇12＇食指：《和写作点滴》，载《诗探索》1994年第2辑。
⑩戈小丽：《郭路生在杏花村》。
＇13＇崔卫平：《诗神眷顾受苦的人》。
＇14＇食指：《诗人谈诗》。
＇15＇食指曾说“新格律诗我是向何其芳学习”，参见崔卫平：《诗神眷顾受苦的人》。
＇16＇参见何京颉：《心中的郭路生》。
＇17＇＇18＇ 李恒久：《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载《黄河》1997年第1期。
＇19＇齐简：《到对岸去》，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20＇李恒久：《对一文的质疑》，载《黄河》2000年第3期。
＇21＇何京颉：《心中的郭路生》。
＇22＇多多：《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载《开拓》1988年第3期。
＇23＇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24＇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25＇阿城《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载《今天》1991年第3期。
＇26＇李恒久：《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载《黄河》1997年第1期。
导师龙泉明的评语：
李润霞的博士论文《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1966—1986）》把朦胧诗研究的一般视点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向前推至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不是简单的时间变换，而是把以朦胧诗为显在标志的中国当代新诗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探讨中国新诗潮从潜流到激流、从文革“地下诗歌”到朦胧诗的历史演变过程，这就在一定层面上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与突破性的贡献。作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文革“地下诗歌”上，以此充分地揭示新诗潮的酝酿与萌芽的历史状况及其原因。作者在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和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深入考察新诗潮的历史源流，抉发其内在嬗变规律。材料的可靠性与丰富性不仅为论文的历史描述和理论阐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本身就是对“重写文学史”的一个贡献。作者对“重写文学史”有着自己独到深入的思考，并且从理论上对重写文学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思维上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作者全面系统地展开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时，将理论阐发与作品分析有机结合，既生动灵气，富于文学色彩，而且也有相当的理论含量，论文由于有充分的材料和深入的理论思考作支撑，因而显得透彻深刻、扎实厚重。
论文对朦胧诗与文革“地下诗歌”的关系还可作进一步发掘，对文革“地下诗歌”还可在进一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论述得更充分一些。
总之，这是一篇在材料上有较多发现、具备独特的学术眼光和新颖的学术见解的优秀博士论文。
答辩委员会决议：
李润霞的《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1966—1976）》选题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发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甄别梳理，为历史描述和理论阐发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作者把考证的方法适用于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既是对研究对象作钩沉烛微的发现，又是对历史情境进行“还原”；在诗性感悟的基础上，以“细读”法对代表诗作加以比较阐释，多有发现，澄清了现有研究成果中的一些舛误；通过对“先行者”、“一个诗群”、“一个刊物”和“一场论争”的描述和阐释，建立起了新诗潮的谱系。作者对“重写文学史”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有较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