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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科长和大队长说完，又到别的女犯跟前指指点点。往后，我在车间里能经常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影子，看来他们是这个车间生产的总负责。
余科长走后，邻座谢芳就来教我干活。我们是同一号房的同改，早就认识，而且很谈得来。我想我能坐在这个位子上，也是章彬彬有意给我安排的吧。前些日子，我恨章彬彬真是毫无道理，她能关照我的不是都在暗地里关照我吗？
最初的活计，谢芳手把手教我。她一边示范一边说：“看，这活非常简单。呶，把两张小羊皮鞋面重迭在一起，糊上强力胶，抚平，压实，觉得已经黏牢了，就行了。你试试看，一眨眼就能学会的。”
这活的确太简单了，我从流水线上一个工序，抱来一大捆已经剪裁好的猪腰形的鞣羊皮，刷上一层强力黏胶剂，再把两片小羊皮重迭胶合在一起，压压平，再送到下一工序去钻孔眼，这活就算完成了。
我开始独立操作。我打开一瓶强力黏胶剂，一股怪异的气味扑鼻而来，让我反胃得几乎呕吐。我想，要有一只口罩就好了！
我当副市长的时候，视察过一些鞋厂，女工们向我反映过，说这类黏胶剂的化学气体，对人体极其有害，做过几年运动鞋的女工，连孩子都怀不上。我左顾右盼，见前前后后的同改们都没有戴口罩，便打消了这个奢望。我想决不是女犯们不知道这种化学气体有害，关键的关键，是戴上口罩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瓶盖一打开，那种化学气体自然要散发出来，自然要充满整个车间，你戴上口罩又有啥用呢？只能徒然挡住你的口腔鼻孔而让你呼吸不便罢了。
接下来的麻烦，是我掌握不了涂抹黏胶剂的技术。涂多了，浪费原料，一瓶黏胶剂要黏合五十来双鞋面，这是规定好的，浪费了原料，女犯就得挨剋；涂少了吧，又黏合不牢，质检员要叫你返工。更难的，是用刷子怎么也刷不均匀，我常常要用手指帮忙，事实上，许多同改干脆只用手指。我又左顾右盼，看见同改们那些正在忙碌的手，原来白嫩的纤细的女性的手，已经变得焦黄而粗糙，像老树根似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我又忽发奇想，问邻座的谢芳：“喂，我说，要是戴上一副塑胶手套，不就能保护大家的手了吗？”
谢芳凄然一笑：“早先大队都给女犯们发过塑胶手套的，但是同改们只戴一两天，都不愿戴了。”
“为什么？”
谢芳说：“戴上手套，手指对鞣皮鞋面的触觉就迟钝多了，干起活来不够利索。不信你试试看，强力胶涂多涂少，全凭十个手指的感觉。”
我还是大惑不解：“同改们难道还盼着多干活多挣钱？”
“干得好，当然能多拿奖金，但不多，一个季度也就是几十元吧！我们的剩余价值，”谢芳这个经济学硕士，为在这样的场所说出一个经济学专用名词，仿佛是一种卖弄，竟有点不好意思了。停了片刻，她才接着说，“对，是剩余价值，对不起，我这样说你会更明白一点。对，是我们的剩余价值，绝大多数归了公，大队只抽点零头儿给大家发奖金，每月能够买点零用品。所以，挣钱不是第一位；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是记分，分数比钱更值钱。因为干活的分数积累起来，说明你改造得好，可以减刑。明白吗，减一年刑，就意味着早一年出狱，早一年获得自由，谁还敢掉以轻心！”
哦，我算明白了！下车间之前，中队长曾向我仔细讲解过《罪犯改造表现考核百分制》的奖惩规定，我听得似懂非懂的。
现在，我彻底明白了，“百分制”可是一条比电警棍厉害得多的鞭子，它时时都抽打得女犯们像陀螺似的打转转。我抬头把车间扫了一眼，见同改们干活都非常认真，百多双女性的手，在工作台上窸窸窣窣地翻动。有人想上厕所，都小跑成一溜烟，来去匆匆，分秒必争。几乎没有一个女犯敢偷懒耍滑磨洋工。
“分数比钱更值钱”，这话真是太精辟了！我很快得出一个公式：
干活＋忏悔（认罪）＝分数＝减刑＝出狱＝自由。
看看，犯人能不拼死拼活地干活吗？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比金钱宝贵千万倍。自由，是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怪物，当你拥有自由的时候，你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你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像人没有了空气，就比你生命的终止还要可怕！
这样想着，我像所有女犯一样，沾满了强力胶的十个手指，在工作台上神经质似的飞快动弹起来。
任思嘉——
大队长要我在我们中队查出一个“地下小团伙”，我却迟迟找不到一点线索。今天是星期天，女犯都在号房里歇着，我想去把关飞鸾再找来谈谈。
我跨进９号号房时，看见有几个女犯坐在桌前写家信，谢芳靠在床角落里背英语单词，吕金妹和另三个女犯在甩老Ｋ，各人下巴都贴着好几溜纸条。这些囚犯入狱前都是赌博成瘾的，在号房里允许打扑克，但是不准赌钱，她们只好用贴条子、钻桌子这种游戏寻找点刺激。正在打牌的女犯见我走进来，全都不好意思地起立。我说，“玩你们的吧，只是决不准赌钱啊！”吕金妹说，“报告中队长，我们哪敢呀，也就是给输家添两撇胡子逗逗乐！”
吕金妹很可能是个老赌棍，我从来没见过她甩老Ｋ失利过，这会儿下巴仍是光光的，没有一张纸条，所以她很有几分得意。
关飞鸾也是个老“赌客”，号房里只要有牌局，哪回都少不了她。
今天却怪了，她老老实实躺在床上，不算冷的秋天，身上却焐着一条大被子。我走到她床前问道：
“关飞鸾，你怎么啦？”
关飞鸾有气无力地回道：“报告中队长，我快死啦！”
她说着就想坐起来，我制止了她：“别胡说八道，你到底得了什么病？我带你到医疗所看看吧。”
“不、不！”关飞鸾惊恐万状地叫着：“我坚决不去，谁也看不好我的病。”
我把她的被子掀开一角，一股霉豆豉一样的气味冲了出来。
我仔细看了看，嗬，好家伙，她病得真不轻：脸色煞白煞白，上额、下巴和脖子上长出一串一串紫葡萄似的水痘，胳膊上还有黄豆似的浓疮。她呼吸好像有些困难，气也出不均匀了，嘴巴张得大大的，双唇一撇一撇的，像一头抛到岸上的鱼。
我大吃一惊，说：“不行，不行！你得马上跟我去医务所！”
关飞鸾扯过被角把自己焐得更紧些：“不、不！我哪也不去，医务所治不好我的病。”
我无计可施，就准备去监狱医务所找医生。我走到走廊上，吕金妹悄悄跟了出来，在我后面叫住了我：
“报告中队长，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吕金妹非常生动地向我描述关飞鸾发病的情况。她说关飞鸾是吸毒的老毛病犯了。有句老话说，“一次吸毒，终生想毒”。关飞鸾入监后，吸毒虽然戒了，但是她不管什么时候，一想起吸毒的滋味就无精打采，哈欠连连，眼泪鼻涕沥沥拉拉挂下来。她不能看见人家吸烟，忌讳人家说到“白”字、“大”字、“冰”字、“五”字，因为“白”会使她想起白粉，“大”会使她想起大麻，“冰”会使她想起冰毒，“五”会使她想起“五”号—这是吸毒分子称呼毒品的一种暗语。就像阿Ｑ因为是瘌痢头，忌讳人家说“光”、说“亮”、说灯泡一样，关飞鸾忌讳人家说到一切会使她联想起毒品的字眼。任何时候触犯了她的忌讳，她漂亮的小嘴立即像中疯似的歪向一边，两道口涎流成小河，一泻千里。更为严重的时候，她又哭又闹，掐自己，拧自己，用缝衣针扎自己的指尖，用小刀在自己的大腿上放血。再也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她就拿脑袋去猛撞墙壁，砰、砰、砰！吓得同号房的同改们心惊肉跳，六七个人去抱她也抱不住。一直要到洪大队长赶了来，挥着电警棍在她身上放电火花，电得她在地上打滚，她才会老实安静下来。因为她入监前已经有一年多吸毒历史，大麻、冰毒、白粉什么毒品都尝过，在五脏六腑和血管里骨髓里脑腔里不知积下多少毒。一到体力不济，比如碰上伤风感冒、女人例假的时候，埋在她体内的毒素就要迸发出来，她就浑身无力，唇焦舌烂，全身上下长满了水痘这一回她病得真可怕哟，身上的毒像火山爆发，一下子冒出来了，脸上身上长满了水痘，她怕人家看见，就焐着被子。时间一久，她身上的水痘焐破了，又溃疡又流脓，腥臭的气味弄得满号房。看看，中队长，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吕金妹的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关飞鸾犯了大病我深信不疑。
我说：“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医务所找医生。”
“找医生没用的。她这病大医院都治不好。”
“你怎么知道治不好？”
“过去我们中队也有同改犯这种病，送到大医院都治不好。
只有章大队长能治这种病。“
“哦，”我心里升起了希望。“你赶快回号房去看住关飞鸾。
我马上去找章大队长。”
关飞鸾——
那天夜里这个大客厅里真热闹。十来个哥们姐们凑在一起甩老Ｋ、搓麻将。我是赌场“新秀”，十几圈麻将搓下来，兜里一千多块已经所剩无几，心里有点儿烦，把一张明明能够凑对的“八条”甩了出去，让对面的哥们和了个大满贯。一直坐在我身旁的刘姐就说：小关，你困了，要不要来一根？
行呀！我一边摸牌一边接过刘姐递给我的烟，叼在嘴里吞云吐雾。
烟吸在嘴里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这是专门供给那些女老板、女经理、女强人、女官员吸的带薄荷的摩尔烟，让你有一种嚼泡泡糖和含冰淇淋的感觉，却不能提神，我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