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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婷婷从我怀里抢走了，从我的五脏六腑中撕裂开。杨罗亭抱着婷婷大步匆匆离开会见室时，婷婷挥舞小手大声呐喊的可怜的模样，一直在我眼前晃动着，晃动着。
惨淡的月光朗照着９号号房。我看到到处是婷婷泪汪汪的眼睛，我听到耳畔总响着婷婷撕心裂肺的呐喊！
这种呐喊原来只是一种精神恍惚的幻觉，不知怎的忽然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惊叫：“啊！啊！”
我凝神一听，才听清是我对面床铺的谢芳，从噩梦中发出可怕的叫喊：
“啊！啊！”
喊声不高，却是从胸腔和喉咙挤压出来的呐喊，是遭遇死亡时的呼救，在女监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起来格外恐怖。我悄悄走到谢芳床前，叫道：“谢芳，谢芳！你怎么啦？”
谢芳挣扎着坐起来，借着惨白的月光，我看见她眼里充满恐怖，茫然看看铁窗，又茫然瞅了瞅我。她使劲地揉着额角的太阳穴，半天才惊魂甫定，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做了个可怕的梦！”
谢芳——
我被五花大绑，架在一辆敞篷大卡车的车头上，身前身后站着四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前头有两辆警车开道，车顶上的警灯像两团炽烈的火焰，在寒风中不住滚动；警笛声“威呀威呀”
凄厉地呼啸，警车就在围观者的人海中犁开一条通道。我听到夹道的人群高声议论着：“你看这女犯多年轻！”“听说还是个研究生哩！”“听说她在监狱里还犯了大罪，真是该死！该死！”
天呀！我心甘情愿就死在这刑车上，你们快快给我一枪吧！可是，大兵哥说，“哪有这样的好事，要到公墓靶场，才送你上路”我就全身瘫痪，怎么也站不起来。两个大兵哥抓住我的胳膊架起了我。但是，我想我八成已经死去，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有寒风呼呼扑面吹来，扬起我一头短发，像一面黑色的招魂幡，呼啦啦飘扬，我默默地自己为自己招魂。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终于被拖到靶场上，大兵哥用脚一踹，我倒下了，只听惊天动地“砰”的一声脆响，我就魂飞魄散哦，窗外的月光多么亮啊，我怎么还没有死？我这是在哪里？我看见地板上的月光有横一条竖一条的格子，这是铁窗的影子；我看见床前坐着一个头发披散的女人，那是我号房的同改梁佩芬。哦，我没有被拉去一枪崩了，我还活着，而且还待在我已经待了三年多的９号号房。
“谢谢，谢谢！”我对梁佩芬说，“我没事！”
梁佩芬回到自己床上去，我钻进自己的被窝。我浑身冷汗淋漓，像掉在冰窖里。啊，我做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噩梦！
自从入监服刑，我就常常做各种各样的噩梦。有时被人抓去游街示众，有时在法庭上为自己大声辩护，有时被人从悬崖上推入万丈深渊，有时被豺狼虎豹撵得无路可逃但是，每回我都绝处逢生，死了一百次竟能一百次死而复活。不是天兵天将来救我，就是高汉文及时赶到，把我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然而，今天这个噩梦可是大大的不祥之兆。第一，我再怎么罪孽深重，还从未梦见被绑赴刑场一枪毙了；第二，这回直至枪响也不见高汉文前来搭救。难道彻底黑暗彻底绝望的结局就在前头等着我吗？
月光很白，很凉，像一块裹尸布凄凄惨惨地铺在地板上；铁窗外传来簌簌风声，林子里有枯枝败叶的飘落，有猫头鹰逮住田鼠发出的得意的窃笑。“半月楼”任何一点响声都加重了号房里的恐怖气氛，我拉上被子盖过头顶，蒙住眼睛，在黑暗中瑟缩。
自从三年前偶尔失足，我就不住反省，天天忏悔，怎么还不能救赎我的罪孽？我百思不得其解，按说，我在狱中表现甚好，一再减刑，怎么会还做这样可怕的噩梦？
哦，我想起来了，这噩梦来自最近埋在我心中的恐惧，而那恐惧又源于洪大队长对我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个别谈话。
那天下午下了班，同改们都回号房去洗手准备吃饭，我收拾好统计表格也要走了，大队长突然叫住了我。
“谢芳，你慢点儿走！”我看见一向威严的大队长脸上有一种少有的笑容。说实在的，我倒看惯了她总是杀气腾腾的脸，偶尔看到她和蔼可亲，我的心像失控的皮球一直狂乱地跳。
大队长又问：“最近身体可以吗？”
我诚惶诚恐地点头。
“你男朋友还是每月都来看你吗？”
我大惑不解地点头。
“你干统计保管这个活还能适应吗？”
“能适应能适应。”
我心里暗想，我一个经济学硕士，在车间里干个小小的统计保管员，还能有啥不适应的？
大队长真是热情得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她竟伸出肥实的大巴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谢呀，好好干，照你这样的表现，我会再给你减一次刑，也就是再熬两三年吧，就可以提前出狱了。”
这真是上帝赐给我的福音，两三年虽说也是漫长的日子，可我好像在长长的隧洞中摸索了许久许久，现在就快到洞口，快看到自由的曙光。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不知要怎样感谢大队长好。
可是大队长陡地脸色严肃起来，说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我。
我一下子就站直了，这不光是一个老囚犯的习惯动作，更多的是表现知遇感恩而又甘愿赴汤蹈火的决心。
我说：“大队长，有啥活你尽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大队长却又轻松地笑了，说：“其实，也没啥了不起的事，你还是干你的统计保管工作，只是鞋子就完全不要做了，专门做我生产上的助手—看，就是我的一只有力的胳膊。”
大队长还形象地用右手拍拍自己的左胳膊。
我受宠若惊，说：“大队长，这点活，我一边做鞋一边捎带着也能做得了的。”
大队长非常明确非常坚决地吩咐：“不，做鞋的活全免了。我只要你一心做好统计保管员，把账做得清清楚楚，不给我出一丁点纰漏。”
我颇为自信地笑了一下：“大队长放心！这么点事，我哪能出得了纰漏？”
“嘿，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大队长说这事好像挺费劲，想了小半天，才吞吞吐吐说，“我是说，你这份工作以后会复杂一些，也要灵活一点，比如，有些次品就不要入账了。”
我莫名其妙：“要是不入账，我们仓库里堆不下呀！”
大队长就骂我傻瓜，说不入账又不是让它压仓库，鞋子照样让工厂拉走，就是两头都不入账。这样，我们可以有点蝇头小利，上交给食堂，也好给大伙改善改善伙食。
我一下子就吓呆了，说：“这个，这个”我虽然不知道大队长葫芦里卖什么药，但已经隐隐约约闻到那药的气味儿不对劲，也许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大队长脸上一下子就有了寒气：“什么这个那个的，现如今上头发下来的伙食费非常有限，我们女监不自力更生，你们喝西北风呀！你照我说的去做就是，有天大的事儿有大队长我兜着。”
我连忙说：“是，是。”
“不过，这事你只听我一个人的。”大队长又神秘兮兮叮嘱，“其他干部，就是中队长、副大队长、监狱长查问起来，你也别露一点风声。”
“这个，这个”我又觉得这事真够头疼，可是，一个囚犯在大队长面前，还敢说个“不”字吗？大队长的眼睛寒光闪闪地逼视着我，把我想说的话全堵回去了。
大队长也许觉得我已经乐意接受这个任务，识为知己，说话也随和多了，竟自说自话跟我诉起苦来。她说，她手下管着两百多名女犯，这个家真难当呀！比如，一个月搞一两次活动，买纸张要不要钱？做服装要不要钱？拉出去参观，每个女犯吃瓶可乐要多少钱？啃个面包要多少钱？还有，外头有记者来采访，有跑业务的来谈生意，请人家上馆子，一顿要多少钱？她说她腰包里没揣几个私房钱，她寸步难行。
理解万岁！我对大队长的难处忽然就完全理解。刚才我还怀疑她想暗地里搞啥手脚呢？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今哪个单位的头头们，不想方设法搞个小金库，才能在种种公关活动中进退自如、左右逢源？
从此，我就成了大队长的得力助手，在车间里事事跟她配合得非常默契，既能多产少报，又不给外人看出一点儿蛛丝马迹。
可是，慢慢地，我又发觉此事有些蹊跷。就算大队长的家难当，里里外外都得花销应付，可哪里用得着这许多钱？我悄悄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周打埋伏私下截流五十双鞋，一双鞋的批发价只算五十元，每星期的进项就是二千五百元，一月是一万元，一年是十二万，一个大队的开销哪里要用这么多钱？而且，自我帮助大队长做了手脚，女犯们的伙食一点也不见好起来，倒是车间里的活计愈来愈重了。大队长每周给女犯加了几百双鞋的任务，能不把人累死吗？
梁佩芬刚入监那会儿，曾经问过我，活儿干得多干得好的女犯，能拿多少奖金？我回答她，牢里的奖金可不多，囚犯们的“剩余价值”大都归了公。现在看来，我们劳动的“剩余价值”
很可能大部分都进了大队长的腰包，把这些狱中“硕鼠”养得肥嘟嘟的了。
我们三中队有个负责扎鞋眼的姐妹，连着加班加点，实在累坏了，那天开着机器扎着扎着，慢慢地就打起瞌睡来。在迷迷糊糊中，她把中指和鞣皮鞋面一块塞进钻孔机下面，咔嚓一下就轧断了手指，鲜血染红了工作台，人一下子昏死过去。全车间同改都吓坏了，大队长叫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监狱医务所。阿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