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她又粗门大嗓说：“行呀行呀，不就是个常务副市长么，有什么可怕的！来十个八个也不在话下，赵监狱长不是给我们女监的工作目标定下四句话十二个字嘛：‘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改造好。’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堂堂的警官、管教还能怕罪犯！喂，时候不早了，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欢迎这位大人物吧！”
看洪月娥这气壮如牛的气魄，我想她是非亲自接收梁佩芬不可了。但是，她很快说出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她明天要进城去跟兴隆鞋业公司订生产合同，时间是早约定好了的，不能更改。
，她轻而易举地把这桩挠头的事儿推给了章彬彬。
洪月娥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大队就任思嘉是远从北京来的，和梁佩芬毫无牵连，这个女犯自然分配在第三中队。”
这是组织决定，我不能反对，心里却咚咚地敲鼓。我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和研究生，从来没有跟官员们打过交道。好了，现在，我天天要管教一个当过市长的女犯，心里能不发怵？
那天吃过晚饭，我去章彬彬家串门。我想向她了解一下，这个梁佩芬到底是何许人也。
我们女监干警宿舍楼，和“半月楼”隔着一个大操场和一口大池塘，为一大片松、杉混交林掩映着。又因为宿舍楼住的都是女干警，大家就戏称为“女儿国”。工余时间，我除了读书看电视，常常“周游列国”，不过拜访的都是些“女皇”。章彬彬与我住在上下楼，她不仅是我的头儿，还很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去她家串门的时间就更多了。
我走进章彬彬家时，她和小女儿章黛正在吃晚饭。
章彬彬住的是那种一间一厅的小单元。客厅的摆设简单、大方又挺有情调。几件家具都是白木制品，但小圆桌上铺上一方印有花饰的软塑餐桌布，小茶几上铺上一片洁白钩花纱巾，而且搁上一瓶万年青，电视机上兀然立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锦鸡标本，这屋里就显得相当优雅。我看见章彬彬的伙食很简单。小饭桌上只有一盘炒青菜，一碗豆腐汤，一盘葱花蛋。我心想这母女俩的生活过得挺清苦。女警官们往人前一站，全身上下一套橄榄绿，像春风中的一株翠柳一样招人眼目；大盖帽上的国徽，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那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多么令人羡慕！其实，她们的工资收入很有限，丈夫又都在外地工作，许多票子要换成火车票汽车票扔在铁路公路上，日子大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章彬彬见我来串门，就对女儿说：“小黛，你吃了饭，帮妈妈洗碗好不好？妈跟阿姨聊聊天。”
章黛才念小学三年级，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吃过饭，收拾好碗筷，就去房间做作业。
我由衷地夸了一句：“章姐，小黛真乖！”我在章彬彬家里都叫她“章姐”，这样更显亲昵。
章彬彬说：“有什么办法，她爸爸长年在省城工作，顾不了家，我的小黛很小就会帮我做点事。”
我们在小客厅的木头沙发上坐下来。我直奔主题说：“章姐，清水潭女监上千名女犯中，当过处长、当过厅长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今天来了个梁佩芬，怎么就把你们弄得六神无主？”
章彬彬连连摇头：“这个事呀，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我说：“梁佩芬今后就归我们三中队管呢，关于她的情况，你要给我交个底，日后我也好掌握个分寸。”
“该怎么管就怎么管吧。不过，我还是很愿意跟你讲讲我和梁佩芬的故事。”
章彬彬秀气的眼睛细眯起来，那神情像竭力追忆一个年代久远的梦。至于这个梦，是像童话一样美丽呢，还是像灾难一样不堪回首，我一时还难以揣测。
章彬彬——
我认识梁佩芬，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闹得天翻地覆。我从小胆小，对造反派冲冲杀杀那一套不感兴趣，整天躲在家里看小说。忽然，有一天，最新的最高指示传下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个铺天盖地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快搞起来。这一关我怎么也躲不过，就打起背包到了西部山区西源县。
那一年我十七岁。我比别人稍稍幸运一点的，是我的父亲是个从军队转业下来的医生，过去的老首长梁建成，当时是Ａ省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师师长。有了这棵大树，我没去农村插队，直接当上一名兵团战士。一套散发着棉布和染料混合气息的绿军装，穿在我发育不全的身上，显然太过宽大，邋里邋遢的。但是，我总是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觉得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参军是当时最大的光荣，绿军装是当时最时髦最漂亮的服装。虽然生产建设兵团的兵没有列入正式的军籍，军帽上也没有那颗闪闪发亮的红五星，但是心里那个高兴呀，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因为有父亲老首长的关照，我在兵团的境遇又比别的战士优越。才扛了两个月锄头，修了两个月地球，又被选拔进了兵团文艺宣传队。梁师长的小女儿也在兵团文宣队当兵。他把我们俩拉到身边介绍说：“小芬，来认识一下，这是爸爸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叫章彬彬，你们今后就天天在一块了，要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他又对我说，“彬彬，你比小芬大两岁，算是姐姐了，又是上过省城高中的，墨水也比小芬多喝几瓶么，有空儿，多教小芬学文化。”
小芬就是梁佩芬。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从此，我们俩好得像亲姐妹。一起出操，一起排练节目，一起演出，一起下乡下连队。我们枕一个枕头睡一个铺，连内衣内裤也不分彼此轮换着穿。佩芬老爸是部队的大首长，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他每月有一斤油、两斤肉、半斤糖等特殊供应。隔一周两周的，梁师长总要用吉普车把佩芬和我接到家里，吃一餐饺子，打一顿牙祭。临走，佩芬的妈妈少不了往我俩书包里塞满水果和水果糖。当然，我也没忘记梁伯伯的嘱托，一有空儿，就辅导佩芬补习功课。梁佩芬那时有幸读到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都是我从城里带去的。
那年梁佩芬只有十五岁，站着只有我的耳边高，在文宣队里也上不了大节目，就跟着大伙唱唱歌，跳跳舞，跑跑龙套。我可不同，从小有点艺术细胞，只经过半年多训练，就开始挑大梁。
样板戏里的小常宝、李铁梅、吴琼花都是我的保留节目。不是自吹自擂，年轻那会儿，我比现在漂亮多了，身段苗条，脸蛋儿也上妆，扮相好看，唱腔又学得十分地道，每到一地，观众就盼着看我的戏。那两年，我真是出尽了风头。可是，有一回，我差点儿就为演出的事栽了大筋斗！
那是西源地区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三周年，请我们兵团文宣队去演出。在许多节目中，有个《红灯记》选段—《痛说革命家史》，不消说，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化好了妆，穿上铁梅肩上打着补丁的衣服，突然肚子大痛起来。我捂着肚子直不起腰，额头上汗珠滚滚，一趟一趟上厕所，这是百分之百的急性肠胃炎，学名叫肠绞痧。开台锣鼓敲响了，身边没有卫生队，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一个懂点医道的老同志掐我的人中，抓我的手腕，给我做急救按摩，种种招术都无济于事。“李奶奶”已经站在边幕准备上场了，台下上千名观众都伸长脖子等着。可我还是肚痛不止，满地打滚，后台乱成了一锅粥。队长给我端来一杯开水，指导员用湿毛巾帮我擦汗。同时不断嘀咕：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是庆祝革委会成立呀！瞧，瞧！台下坐着革委会主任、军分区司令员，还有许多造反派头头我心里明白，上不了场，辜负了观众还是小事，如果哪位领导发下话来，说这是重大的“政治事故”，我和整个文宣队都得遭殃。我站起来，又蹲下了；再站起来，一阵抽筋拔脉的疼痛，再次倒下了。队长、指导员急得满台转。就在这个时候，梁佩芬站了出来，说，彬彬姐，我上！我望着她：你行？佩芬说，我行！队长、指导员也齐声问她，你行？佩芬说，我保证行！佩芬举起了小拳头，坚决严肃得就像戏中的“小铁梅”。队长、指导员交换个眼色，就说，快快准备吧！台上一阵手忙脚乱，给梁佩芬勾脸，化妆，穿上戏服，她就匆匆上场了。
已经嘘声四起的观众席上顿时安静下来。谁也没有发现演铁梅的换了演员，完全被梁佩芬精彩的表演吸引住。我也忘了肚子痛了，爬到边幕紧张地朝外瞧。绝了！梁佩芬的唱腔念白，一招一式，把刘长瑜学到家了，不，是把我学到家了。连一些表演上的细枝末节，她也毫不含糊。比如，念到“奶奶，您听我说！”
一口白牙倏地一亮，稚态可掬，娇媚万千。唱到“高举红灯闪闪亮，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她胸脯一挺，脑瓜子一昂，目光炯炯，斗志昂扬。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把梁佩芬送回后台，又再刮到前台，她谢幕三次，台下的掌声才渐渐静下来。
这时队长、指导员才想起该送我去医院。可是，真怪，我的肚子竟不觉得痛了。我抱着佩芬说，你演得太棒了！真的，简直棒极了！
队长和指导员也说，小家伙，没想到你偷偷地把章彬彬的功夫都学到手了！
从此，整个兵团都知道文宣队有两个“小铁梅”，一对“小姐妹”—那就是我和梁佩芬！
我们俩在兵团文宣队呆了两年，命运又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先是我被选拔到清水潭劳改农场当看守，每月开始能拿到二十八块半工资。那时的清水潭劳改农场，其实就是清水潭监狱，既关男犯又关女犯，女犯单独组成一个大队，也叫五大队，我们现在的五大队有时也叫做老五队，就是这个缘故。那时我就在五大队管女犯。再过一阵子，梁佩芬保送上了大学。她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提倡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