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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还挺有学问的，那你找到你外婆了吗？”
“还没找到，我外婆家的房子已经拆了。”
“原来这样，好吧，那你就在这住一晚吧。不过，今天晚上你可得和我们一起干点活儿，熬浆糊，怎么样？”那个领头的轻快的在丙崽的头上拍了一下。
“嗯。”丙崽高兴的点了点头。
头一天晚上熬好浆糊，第二天骑上车，挎上包，挂上浆糊桶，准备出发。出发前把自行车后面的车牌给涂改了，0改成4，1改成10，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公安局就是用自行车号码来抓人的。而事实上这三名勇士也确实和亲人朋友作了交代，万一出了事如何如何，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劲头。
头天晚上熬完浆糊，这三个人还煮了面条，让丙崽也和他们一块吃。丙崽特别爱吃面条，山里人家都是把面条煮一小点儿，当下饭的菜吃的，很精贵。丙崽能有地方住下，还能大碗吃面条，他就觉得这些人特好。
所以第二天起来，看到他们骑上车要走，他也想跟着他们一块去，就问他们：“你们去哪？”
“西单。”
“西单是不是离天安门很近？”
“对，离天安门不远。”
“我想去看天安门，我能跟你们一块去吗？”
那三个人看着他，没吭声。
“我可以坐在车后头帮你们抱着那些书，你们干活的时候，我还可以帮你们看自行车。”丙崽讨好的说。
“那好吧，你上来吧。”那个大家都叫他猴子的领头的家伙说。
“唉！等我一下，我去拿我的包。”丙崽噔噔噔的跑回屋拿他的那个军挎包去了。
另一个领头的叫老木头，他对猴子说：“算了吧，万一出事，把这孩子也牵连进去。”
“没事，他还是个孩子，能把他怎么着？挺多也就是遣送回籍，反正他也没找着他外婆，真这样到还省了回去的路费了。”猴子满不在乎的说。
自行车驮着丙崽，经过了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经过了可用辽阔比喻的天安门广场，还有楼顶的大钟每到整点就高唱一遍《东方红》的电报大楼，来到人头攒动的西单 “民主墙”。
西单民主墙位于西单大街的东南侧，是西单体育场一堵长约二百米的灰色砖墙，但它面对宽阔的长安街，位置醒目。一九六六年这里最早贴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这里又率先贴出呼吁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声讨“四人帮”的诗词。而从一九七七年夏天开始，这堵墙成为了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忆苦诉冤，争取支持的大字报的集中地。
到一九七八年，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胆大的开始散发传单，并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除了看热闹的观众，被吸引来的还有外国记者和联袂而来的便衣警察。那时除了绿军装，人们几乎只有灰色和蓝色两种颜色的服装，便衣警察藏蓝色的“警蓝”，在人群里相当容易辨认，匮乏的年代，便衣警察也往往无衣可便。
便衣警察也没什么事可干，夹在在人群里东张西望，也许他们已得到了上司的命令，只要不出乱子，一切听之任之。三次被打倒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会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时已经说了，“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
这样的谈话据说是由一名加拿大记者在民主墙前转达的，当时聚集了好几千人，没有扩音设备，加拿大记者的讲话像波浪一样，被一层层人传出来，然后流向北京的大道通衢或者小街胡同，流向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虽然有重新“恢复工作”的数千名老干部的支持，但那时邓小平的地位并未稳固，他并不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两种力量还在较量，胜负未分。此时，群众的“民意”和外国新闻记者，在历史的进程中就都有了意想不到的用武之地了。
丙崽和那三个热血青年抱着他们的“非法刊物”来到民主墙时，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穿着花里胡哨的外国记者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的比划着手势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一群人簇拥着一个人，围成一个圈子，听他演说：“一个人怎能禁止另一个人头脑中的思想呢？”一个带着一付镜架用胶布粘起来的深度近视眼镜的人激愤的说，“一个政府又怎能用强制的手段去禁止公民的思考呢……”
他的话还没讲完，人群又被另一处不断有叫好声传出的圈子吸引了过去。圈子中央，一个人大声宣布：“邓小平说了，毛泽东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当然不能比他，最多四六开……”
“好！”人群中一阵喝彩。
二百多米的民主墙密密麻麻贴满了好几层的大字报，老木头和猴子揭去一块快要脱落的大字报，三人密切配合，一人往墙上刷浆糊，一人贴，另一人用扫帚扫平。
大字报都是手写的，还没见有油印的，一贴上去，就有人凑了过来。人越聚越多，后面的就看不见了，就有人在后面喊：“前面的，别老光顾着自个儿瞧啊，念几句有意思让大伙听听。”
“别挤了，别挤了！”前面的一个大个说，“我给大家念上面的一首诗，诗名叫《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好！”人群中又是叫好又是鼓掌。
老木头和猴子手上拿着一些他们的“杂志”，打算赠送给一些看上去像是他们“同志”的人。一些人陆续围了上来，向他们索要，拉着他们问这问那。“这诗真好，真痛快，作者是谁，我可以和他认识吗？”“你们的杂志还有吗？再给我多来几本。”“这本杂志是你们编的吗？我也写诗，哪天我拿给你们看看，你们住哪？”老木头和猴子他们被众人缠住了。
有一个人格外注意到了老木头这一行人和跟着他们一块来的丙崽，孩子应该呆在幼儿园和学校里，不应该出现在民主墙这里，还有就是丙崽胸前的军挎也让这人觉得有点眼熟。这个人就是十三年前用自来水管敲碎了赵援朝脑袋的王晓军，丙崽背着的那个军挎十三年前天天背在屈卫红的身上，天天在他眼前晃荡，王晓军当然就觉得有点眼熟了。
不管风向如何变换，水流如何湍急，有些人总是可以长久屹立于潮头不倒的，这些人在一次次风暴中幸存下来，决不仅仅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他们像一个老水手那样，练就了对风暴的良好的嗅觉和反应。王晓军的父亲王全就是这样的一个深谙风向和水性的“老水手”。文革开始没两年，红卫兵不吃香了，王全就安排王晓军去部队当了兵，而且很快穿上了四个口袋的干部服。部队在石家庄，离家很近，王晓军经常到北京出差，可以隔三岔五的往家跑，这兵当得轻松自在。
王晓军这几天刚好在北京出差，办完闲差回家吃饭，然后陪老爷子到后院散步。后院就是原先赵援朝他们家住的那个院子，原来在王全政务最繁忙之时，组织上给他配了秘书办公室、警卫班和专职的保健医生，房子不够用了，而隔壁两个院子，方丽娜一家下放去了外省，赵援朝一家已全部辞世，空置的院子已收了公。于是，这两个院子都拨给了王家使用，原先砌上了砖块的垂花门被重新打通，三进的赵家大院稍加修缮，就又恢复了它往日古雅的风貌。
后院并没有住人，王全让园丁把这个院子几乎布置成了一个花园，供他春日赏花，夏夜纳凉，深秋拾果，晨冬踏雪。后院屋子里的陈设一切都还如故，王全有时候会独自一个人进到卧房里，在那张大铜床上默默的躺上一会儿。或者把负责保健的护士叫来，在大铜床边帮他量一量血压，每次量血压一量就是半天，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时首长的身体不适，没有传唤绝对不能去打扰。而王全的老伴早几年就已中风瘫痪在床，如植物人一般，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悲欢，早已浑然不觉了。
这天，王晓军陪老爷子散步时装作不经意的问，这阵子报纸上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先前的“两个凡是”，最后哪一个会赢。王全没有直接回答儿子的问题，而是问他这几天都上哪去了。
“没去哪，都在办部队上的事儿，今天刚办完。听说西单民主墙挺热闹，打算明儿去看看。”
“去看看也好，但要记住，只看和听，不要说什么，更不要做什么。”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爸。”
第二天王晓军换了件普通的蓝色中山装，来到西单民主墙，这儿听听，那儿看看。他对那些政治性的长篇大论和赴京告状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控诉毫无兴趣，他觉得这和他们当年红卫兵时的大字报没什么两样，说来说去无非说的还是人和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王晓军看了半天，只发现一张题为《胡言乱语》的大字报，主张性自由和裸体，一封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申请移居美国，还算有趣。性自由和移民虽然日后都成为了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神经错乱者的痴人妄语，
王晓军准备离开的时候，正好就看到了丙崽和老木头这一行人。他站在远处观察了会儿，当听到有人大声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会心的笑了。别人从这首诗中听到的是道德的义愤，他听到的却是压韵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文字说明。不是吗？这个世界难道一直不都是这样的吗？那还义愤个什么劲呢？
人群围得老木头他们脱不开身的时候，王晓军走到独自在马路边看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