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丙崽傍晚时分回到窝棚，就看见谢小五领着他那几个小兄弟站在窝棚的门口等着他了。
“嘿，小叫花子，你那些馒头、包子、大白兔奶糖我们都吃了，《岳飞传》我们也收下了，你是不是想巴结我们呀？”谢小五傲慢的看着丙崽说。
“我想和你们交个朋友。”丙崽的回答不卑不亢。
“好吧，大伙儿决定，你这个朋友我们交了，你叫什么？”
“我叫赵颉。”
“赵鞋，嗯，我记住了。我叫谢小五，你叫我小五就成。”谢小五边说边像个将军那样，在部属的注视下，向丙崽伸出了手。握过了手，谢小五把他的伙伴一一向丙崽介绍，“这是二愣子，这是四赖子，这是石头，这是蒜头，这是个头最小但跑得最快的小豆子，从今天开始他们都是你的哥们了。”
从此，丙崽身边多了个谢小五这样的日后能为他两肋插刀的铁哥们。
转眼到了秋天，农忙的时候老孙头要天天呆在村里下田抢收，没法儿再帮丙崽拉废纸了。好在丙崽已经学会了蹬三轮，他决定投资一笔巨款一百八十四块三毛二，到五金商店买了一辆“飞跃”牌三轮车，天天自己运送废纸。这样一月下来，才十三不到的丙崽每月已能挣一百多块，比许多在新华门、中南海里上班的大干部挣得还多。那时候，国家干部和军人的工资按行政级别划分，共分二十五级，十三级即每月一百五十三块以上的算高级干部，可以配小车享受订“大参考”等高级待遇。丙崽差不多每月就能挣个十三级干部的人民币，只是没人给他高级待遇，而是每天在白眼下捡废纸，顶着寒风蹬三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规定，今后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大字报，只准在月坛公园内的大字报张贴处，禁止在“西单墙”及其他地方张贴。根据这个规定，大字报张贴者必须在张贴处的登记处如实登记姓名、单位、住址等内容。登记处对大字报不加审查。张贴者应对大字报的内容负政治、法律责任。大字报张贴处禁止无理取闹、寻衅滋事。
这对丙崽来说，西单民主墙一夜之间就再也没有废纸可捡了。
冬天的北京，除了家家户户储存的大白菜，市场上没有任何的蔬菜可卖，有些豆腐豆芽，需要哄抢似的，赶个大早排着大队，才能抢到一些。丙崽看着那冒着刺骨的寒风，长长的等着买豆腐的队伍，心想，我要是做豆腐来卖，一定会比捡废纸赚得多。
说干就干，丙崽找来谢小五，说自己想在窝棚旁边盖两间房做豆腐，让谢小五回去问问他爸，同不同意他盖房。小五子回去一问，当然不行，村里的地怎么能让外边的人随便的乱搭乱盖，但小五子已决定要帮他哥们的这个忙，他爸不同意，他就不吃饭。一顿不吃，两顿不吃，三顿不吃，就把小五子他娘急坏了。
“他爹，那捡废纸的小孩没爹没娘的，也挺可怜的，他想盖间房你就让他盖吧，那河沟边的破荒地，谁会看得上啊。”小五子他娘终于忍不住帮着儿子做起了说客。
“你一娘们儿什么都不懂，瞎搀和什么。儿子，既然你这么想帮你这个小兄弟的忙，你就告诉他，他想盖的话他就盖，我只当没看见，但村里要有人说起这事不乐意，那他怎么盖就还得怎么扒掉。”小五子爹对他们娘俩说。
“唉，谢谢爹！”小五子得着他爹的这句话，转身一溜烟就奔出门去，给丙崽报信去了。
丙崽花钱请了几个瓦匠木匠，谢小五招呼着二愣子、四傻子、石头、蒜头、小豆子们一块来帮忙，还帮着从各处找了很多废砖块、废木料，用丙崽的三轮车一车车往回拉。
就这么着叮叮当当十多天，就在原来窝棚的旁边，盖起了两间小平房，还用废砖块围出了一个小小的院子。盖好房子，买来石磨，还有煮豆浆盛豆浆的大锅大缸，又请木匠打好了一层层给豆腐定型的木格子，丙崽的豆腐作坊，眼看着马上就可以开工生产了。
买三轮车，盖房子，置办做豆腐的用具，办完这些事情，丙崽靠捡废纸剩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当他和小五子蹬着三轮车去买黄豆时，他的兜里还有最后的二十三块五毛五。黄豆一毛八一斤，一百斤一麻袋，丙崽买了一麻袋，这样在他开始做豆腐时，他的兜里总共只剩下了五块五毛五分钱了。如果他不能在几天之内做出豆腐卖出钱来，他就会马上面临吃不上饭的危险。
许多年后，当那些财经记者甚至娱乐记者写他的采访报道时，都爱提到他的这一段经历，说这段经历除了体现赵颉对豆腐市场的庞大商机的敏锐判断之外，还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同普通人的企业家的精神。在一个人们普遍习惯于用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价值的高低的年代，夸一个人有“企业家”精神，大概是比数十年前夸一个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还要荣耀许多的事情，但每次看到这样的报道，丙崽只是淡漠的一笑，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在他看来，无非就冒险和孤注一掷。押对了赌赢了，鬼也做人，押错了赌输了，人也变鬼。
在那次顶着隆冬的风雪，往回拉黄豆的路上，说是来帮忙的小五子却裹着大棉袄，背靠着那包刚买的黄豆坐在三轮车上，他问丙崽：“赵颉，你做的豆腐好吃吗？”
“不知道，还没做出来我怎么知道？” 丙崽边扭着屁股吃力的蹬着车边答到。
“那你做没做过豆腐啊？”
“没做过，我看过别人做豆腐，我想我会做。”在陈家坪，寨子里就有一家做豆腐的，丙崽常去买豆腐，也常看他们怎么做豆腐，他相信自己也能做出那样的豆腐来。
看别人做和自己做，显然不是一回事，丙崽想做的是产豆腐率最高的水豆腐，水豆腐一般要经过泡豆、磨豆、滤浆、煮浆、点卤、定型等数道工序。泡豆要泡多久，磨豆要磨几遍，滤浆要用几层布，煮浆要煮到多少度，点卤要分几次点，每道工序丙崽都要反复的尝试。
试产出来的那些半成不成的豆腐，丙崽舍不得丢，就拌上酱油当饭吃。自己吃不完，就请来看热闹的小五子、二愣子、四傻子们和他一块吃。他们开始还勉强尝几口，后来就死活不肯吃了，因为实在是太难吃了，丙崽只好请他们拿回去喂猪。
一斤黄豆一般能产六斤以上的水豆腐，当丙崽那包一百斤的黄豆还剩下大约十来斤的时候，终于实验出了一套产量质量都很稳定的制作流程，这时候，不单丙崽自己快吃成了个豆腐，连村里的猪吃他的豆腐都快吃烦了。
丙崽试制成功的水豆腐，色白质嫩，定型后切成方墩，拿在手上放在碗里都不塌墩，下到锅里也不易碎。他把每道工序的制法详细的记了下来，满满的记了十多页纸。后来何芳帮他把这些工序简单总结为，巧用水、巧撒面、巧使盐、巧点卤，那密密麻麻的十多页纸，丙崽就烂熟的记在了心里。
剩下的十多斤黄豆，丙崽一次就磨了一半，做好的水豆腐切成方块，大概切出了近百块。拉到和平里那个自发形成的马路菜市，就在老孙头原来摆摊的那个地方，开始了摆卖。这一年，老孙头的村里把成立公社时收归集体的土地，又重新分给了各家农户，叫做“包产到户”，日后这成了名垂史册的“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举措。名不名垂史册，老孙头当然不知道，但家里分了田，觉得种田又有了奔头，就不再到城里来卖菜了，他的摊位就成了丙崽的摊位了。
丙崽的水豆腐和国营菜市场一个价，三分钱一块，看上去比国营菜市场的豆腐更白嫩份量也更足，俩小时不到就卖了个精光。何芳就是第一天光顾丙崽豆腐摊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何芳比丙崽大两岁，和丙崽一样，也是孤儿，在她五岁时候，她现在的继父把她从福利院抱了回家。何芳的继父名叫何原，是个干瘦的老头儿，六十多岁了，一条腿是瘸的，年青时还能柱个拐杖走动，老了就只能做在轮椅里了。
何原早年留过洋，在一所美国大学念了四年的经济学。学校课堂上教授的是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除了在课堂上细心领会，在课下，何原也把英译本的《资本论》从图书馆里借来，仔细的读了几遍。按照何原当时的理解，无论是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还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还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但马克思至少说明了资本主义在道义上是沦丧。
何原毕业回国后，在西交民巷的民国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谋了份差事，并且和银行里一个美丽的女同事谈起了热烈的恋爱。当春暖花开的时节，何原与他的恋人登上了春光明媚的香山之顶，携手眺望古老的北京城，立下了相伴终身的誓言。
但很快暴发了七•；七事变，银行被迫南迁。在不断南迁的途中，遇到了日军轰炸机的袭击，何原的一条腿在轰炸被炸断，而他热恋的恋人则被同一颗炸弹夺去了生命。他清晰的记得，当他从疼痛中苏醒过来，看到自己的恋人血肉模糊的躺在他的身旁，一双眼睛圆睁睁着看着他，至死没有瞑目。
残废了的何原从此再没有与任何女性谈过恋爱，一九四九年，他身边的人纷纷选择逃往台湾，学生时代就熟读《资本论》的他选择留了下来。和大多数经历过民族的屈辱和战争的颠沛流离的国人一样，当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何原柱着双拐，流下了激动而幸福的热泪。那不是某个人和某个政党的口号，那是一个受尽欺辱的民族压抑已久的心声。
建国后，何原被安排到一机部做了会计。五十年代和平里建起了一大片机关宿舍，林业、农业、劳动、农垦、化工、机械总局、民族出版社等众多机关都在这附近圈了地盖了楼。在这些苏式的宿舍楼里，何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