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历过这个共和国最艰难的年代，那时候，即使因为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灾难，饿死了人，但老百姓也没有谁因此要反政府要上街游行的。因为那时家家的情况都一样，人和人是平等的，人民知道不单是我没肉吃，连毛主席也不吃肉了。只要无私的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要从心底里真诚的呼喊“人民万岁！”，人民才会喊他万岁，即使办错了事，人民也原谅他。
而七十年前，“五四”学生得到各阶层民众的支持，不是因为什么“科学”“民主”，而是在民族危亡的一刻，挺身而出，呼喊出了民族救亡的心声。同样，在一九八九年，那些自发的给学生们送去烙饼和稀粥的老头老太太，那些往学生们的募捐箱塞入百元大钞的普通工人和大婶，他们关心的同样也不是什么“民主”与“人权”。在生动的历史画卷的面前，不再需要什么智者或者哲人的点拔和讲解，王晓军就看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同等重要的两个问题，或者就是同一个问题的硬币的两面。而公正和平等，在推崇竞争，信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市场里，那只能是个越来越远去的梦想和幻影了。
通过“北京朋友”的关系，香港当地的一些土豪知道了王晓军的背景，纷纷来邀请他共进晚餐。王晓军向他们请教房地产的游戏门道，他们都毫不讳言的一一详细介绍，并说香港太小，以后北京、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多么巨大啊，到时还要请王董和茂盛集团多多关照。王晓军也客气的作答，哪里哪里，论经商在座的都是我的老师和前辈，大陆市场广大，大家多多合作，有钱大家赚。
了解清楚了香港房地产的游戏规划和“操盘秘笈”，北京的尘埃也已落定。王晓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和他一样先后从各处回到北京的“朋友”们聚一聚。他们相互通报信息，研判风向，交杯换盏，回首昨日，放眼明天。
一次贵宾楼豪华酒宴的尾声，一个圈子里颇有“才子”美誉的哥们喝多了，端着杯子摇摇晃晃的站起来做即席演讲。
“各位，各位，你们刚才不是一直都在争论将来在中国什么最赚钱吗？听我给你们指条道，马克思说资本家的利润并不是生产活动的报酬，而是靠所有制的关系，榨取工人们的剩余价值获得的。但老马在中国已彻底丧失人心了，按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资本和土地被视为与劳动同等重要的，同等正义的生产要素，认为应根据它们对生产的贡献多少而取得报酬的多少。所以，在市场经济的伟大中国，谁掌握了资本和土地，谁就掌握了取之不竭的财富，大家快去抢吧……”
“那你呢？你小子既然看得这么明白，怎么不也开个公司玩玩？”酒桌旁的另一个哥们抢白他说。
“你是说我吗？不，我对铜臭嗤之以鼻视若粪土，我认为爱情才是人类灵魂的最终归宿，并一生都身体力行，是吧，亲爱的……”“才子”歪歪扭扭的倒入了身旁的一个电影学院校花的怀里，引来了众人一片哗笑，那校花估计已是这位京城著名公子哥的第二百任女友了。
“才子”虽形骸放浪，但对未来的预见到也精准。王晓军对未来也抱有同样的预见，而且不单是预见，而是付诸了行动。他早已物色好几个“合作伙伴”，答应给他们茂盛集团的股份，但并不需要他们出一分钱，只要他们不断的帮助茂盛集团拿到土地和银行贷款就可以了。这时候的王晓军仍再为他的世界五百强的目标而努力，直到许多年后，当有一天他戴着老花镜，看着公司财务报表上那一堆眼花缭乱的阿拉伯数字，问自己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时，这种努力才停止了下来。
在一九八九年，全世界都选择了孤立和制裁中国，虽说跨国公司和政客们心里都清楚，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者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利益的所在，但为了大众的选票和迎合大众的道德观是非观，他们也必需做做姿态，发表发表声明，暂时和中国保持了距离。
这时候，王晓军在美国雇了几个金发碧眼的失业工人，发给他们茂盛集团总裁、副部裁的名片，由他们出面在北京、上海等地与各级国有部门签下了一大批投资或合资的项目，拿到了一大批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权，然后又做为政府对“投资项目”的配套支持之一，合法合规的从各级国有银行，低息贷出巨量的贷款。
那几个“总裁”“副总裁”告诉王晓军，在他们飞来中国的波音七四七上，乘客掰着指头就能数完了。可想而知，连外国游客都已绝迹的时候，“外商投资”是多么的稀罕和珍贵，只要能和“外商”把合同签下来，那对主管的官员们就有了巨大的政治价值和宣传价值，那对“外商”的“合理要求”，自然是要什么给什么了，加上王晓军在政府和银行中的“朋友”的“帮忙”，王晓军在九十年代头初的几年，在各地拿地和拿贷款的计划进行得异常顺利。
在九十年代初，因为贷款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为了支持大量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定得很低。比如在一九九四年，银行贷款的年利率为百分之十一，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却高达百分之二十四，这意味着只要能从银行拿到贷款，就存在了获利百分之十三的可能。只要把拿到的贷款投入到价格跟随通货膨胀波动而波动的商品，做一次买卖就可以了。而像王晓军这样能大量拿到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家”，远不止一个两个，他们是一个圈子，或者说是一个阶层。
他们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十亿几十亿的拿到贷款，这么庞大的资金投入普通商品中，买卖会十分困难，就算是买卖黄金和钻石，那至少都需要一个存放的地方，而如果买卖的是土地和楼宇，那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地产的交易金额巨大，足以容纳得下以亿为单位的大资金的进进出出。于是，在九十年代最初的几年，在海南的海口，广西的北海，广东的惠州，出现了房地产极度“繁荣”的火热景象。建成的和还没建成的楼宇被整栋整栋的买下，隔几天就可以加价百分之五十整栋整栋的卖出。一亩地一年间可以由三十万元暴炒至三百万元。在那几年这几个城市成为了王晓军和他的“朋友”们的“投资乐园”，全国各地的银行贷款源源不断的流入，支撑起了一片“盛世景象”。而当银行资金突然被下令阻断，击鼓传花的游戏无法继续的时候，最后一批的买入者就成为了牺牲品，成为了“改革的代价”，但没有人会有什么损失，大家玩的都是银行的钱，还不了就先记在银行的帐上好了。
王晓军没有一笔帐让他的银行朋友感到为难过，在灾难来临之前，他就提前得到通知，早早停止了在那几个城市的投资。而他另一些不明底细的朋友对王晓军的了事如神，则佩服得五体投地。
武钢在这时候已是茂盛集团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了，原来有人举报了他违规分配汽车进口配额，虽然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但武钢已明显感觉到，自从老爷子彻底退休后，已有人在故意整他，想把他从这个油水丰厚的配额管理处处长的位置上赶走。方丽娜把这事告诉了王晓军，王晓军找武钢聊了一次。
“操，不干就不干了，咱们茂盛集团现在家大业大了，你干脆辞了那鸟官，到集团里来吧，我现在也确实忙不过来。”王晓军对武钢说。
武钢心想也好，反正老爷已退休了，自己的仕途也算是到头了。所以，当一天那个参与整他的人事处长，脸上堆着一脸假惺惺的笑容，拿着一纸调武钢出任老干部局副局长的调令来向武钢“道喜”时，武钢看都不看那纸片儿，只盯着人事处长那得意洋洋的肥脸说：“你帮我拿回去给领导吧，这个我已不需要。”
“不需要了？”
“对，我已决定辞职了。”
武钢的回答引来了办公室里所有人的惊讶的目光，那一刻武钢真正体会到了有钱的好处，有钱就等于有了自由。
武钢进入茂盛集团时，恰逢王晓军得到了风声，刚刚停止在北海、海口的投资。武钢建议说，考察那些不单做得大，而且做得长做得久的世界级的大公司，往往是只做一个行业的专业化公司。茂盛集团要想做成一份百年不衰的产业，也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走专业化的道路。武钢的建议得到了所有股东的采纳，于是，茂盛集团关掉了在北海、海口的子公司，结束了倒卖进口汽车和进口汽车配额的业务，集中资金开发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拿到的大量的土地资源。
后来方丽娜也在茂盛集团挂了一个副总的头衔，但她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可干，就提出想开一个百货公司玩玩。没想到北京的有钱人这么多，购买力这么强劲，方丽娜开的这家专卖奢侈品的百货公司越来越火，竟慢慢开成了连锁。所以在后来的这些年里，茂盛集团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以房地产和连锁百货、连锁超市为主业的规模庞大的集团，而在这个过程中，丙崽和他的永华公司也渐渐与茂盛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在一九八九年之后，除了卖“乾隆甜水”，丙崽还接着做了几年红火的保健品生意，按照做“158”超级口服液的成功模式，照葫芦画瓢，什么505神功、太阳神、娃哈哈，直至登峰造极的三株口服液，都是“广告一上，电话就响，销售开花，利润滚滚”。这种掠夺式的市场开发，使得每个产品只能存活一两年的时间，或者说每个产品只能骗一两年，但这足以使丙崽在每个产品上都很赚了一笔。
虽然丙崽这时已是著名的“年轻企业家”，也积攒下了数千万的家财，但他知道自己在市场里拼死拼活，累得像条狗那样才挣下的这俩钱，跟王晓军他们比起来，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