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编得不错嘛。”肯特轻蔑地说。他听到我说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好像格外高兴。他又转身问辛西娅：“你呢？”
“我大约晚上7点到了军官招待所写尼利一案的报告材料，一直写到半夜，后来就睡觉了，大约早上5点半被一个宪兵叫醒了。”
我评论说：“好了，我今生还没听说过比这3个不在现场的证据更不堪一击的证据。不过，现在就让这些证据成立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基地就像一个小城镇，被害人的朋友、家庭和熟人圈子里自然包括了这儿的高级官员。”我对肯特说：“你希望负责本案的人是个圈外人，对不对？”
“是这样。而且你们都是基地外来的天才。”
我突然意识到他所谓外面来的天才不过是说，“我们需要的是两个对人所共知的情况都一无所知的调查官”。
我问肯特：“你和安·坎贝尔的关系怎样？”
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说：“算是不错吧。”
“能详细说一下吗？”
显然，职位高于我的肯特对我的问话很不满。但他毕竟是个职业警官，非常明白他该怎么做。因此他勉强装出一丝微笑，说：“难道我们要互相宣布一下我们的权利吗？”
我也回报了他一个微笑。这样做是尴尬的，但很必要。
他清了清嗓子，说：“坎贝尔上尉大约两年前来到了这儿，我、坎贝尔将军和夫人当时都已住在这里了。坎贝尔夫妇曾邀请我和另外几位军官去他家见他们的女儿。我们的工作不同，看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她是个心理学家，所以对犯罪行为很感兴趣，而我对犯罪心理也有兴趣，所以一个执法官和一个心理学家有共同的爱好算不上不正常吧。”
“所以你们成了朋友？”
“算是吧。”
“经常一起吃午饭吗？”
“有时候。”
“晚饭呢？一起喝酒吗？”
“偶尔。”
“就你们两人？”
“一两次。”
“但你好像不知道她住哪儿。”
“我知道她住在基地外，但从未去过她的住所。”
“她到过你的住处吗？”
“是的，去过多次，都是社交聚会。”
“你妻子喜欢她吗？”
“不喜欢。”
“为什么？”
“你自己去想吧，布伦纳。”
“好吧，我已经想出来了。”在审问一个高级官员时辛西娅总会巧妙地替我解围，所以我问她：“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肯特上校吗？”
辛西娅回答说：“只有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接着她把目光转向肯特。
肯特会意地说：“我从未和她亲近过。如果我那么做了，我一开始就会告诉你们的。”
“但愿如此。”我说。我问他：“她有固定的男朋友吗？”
“据我所知，没有。”
“那她有什么公开的敌人吗？”
他想了想，说：“有些女人不喜欢她，因为她们感到了威胁。有些男人也不喜欢她，因为他们觉得……”
“配不上她？”辛西娅提示他说。
“差不多吧。可能她对一些热烈追求她的年轻单身军官有些冷淡。至于是否有敌人，我还没听说过。”他犹豫了一下又说：“从她被杀的方式来看，我认为这起谋杀始自情欲。我的意思是说，有些女人会使人产生一种健康的或浪漫的性幻想；而安不一样，她能在某些男人心中激起一股强奸的强烈欲望。我认为本案就是一个有这种欲望的人干的。强奸后这个家伙意识到自己已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说不定她辱骂了他，我认为她很可能这么干了。那家伙想到了被送到莱文沃思的生活，所以就勒死了她。”
“就你所知，她和何人约会，在性方面活跃吗？”
“我不知道她在性方面是不是活跃。我只知道一个经常和她约会的军官──埃尔比中尉，是将军的副官之一。但她从来不和我谈论她的私生活，而且她的行为又不会进入我的职责范围。另外，你也必须考虑一下她为了快乐会做出些什么。”
“那么你认为她为了快乐会做出些什么呢？”
“就是那些如果我是她也应该做的事情。把自己的职业生活跟非军人的社会生活分开。”
“亚德利有她哪些方面的材料？”
“啊……我猜他可能是指大约一年前她在米德兰被抓的那一次吧。她的名字还没有上登记簿的时候，亚德利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就去把她接了回来。”
“她为什么被捕的？”
“亚德利说因为她搅乱了那儿的秩序。”
“是怎么搅乱的？”
“她在街上与一个男人争吵。”
“有争吵的详细记载吗？”
“没有，亚德利不肯说，只告诉我把她带回家。”
“所以你就把她带回家了。”
“没有。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她住哪儿，布伦纳。别跟我来这套把戏。我把她带回基地，大约是晚上11点吧。她当时情绪很低沉，所以我带她到军官俱乐部喝了一杯饮料。她并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没问。我给她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大约半夜时分她就离开了。”
“你知不知道和她吵架的男人，以及那个逮捕她的警官的情况？”
“不知道。亚德利肯定知道，你去问他嘛。”肯特笑了笑，说，“现在你需要他的全力合作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辛西娅问他：“当你听到她被杀的消息时感觉怎样？”
“很震惊。”
“悲哀吗？”
“当然。也为将军夫妇感到悲哀。当我知道案子发生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时，我非常气愤，也很懊丧。我的懊丧主要还是职业性的。”
我插了一句：“我很欣赏你的坦率。”
他点了点头，看了一眼堆在那儿的家具和日用品，问我：“这样摆放可以吗？”
“可以，干得不错。不过那些可以搬动的隔板应该竖起来，把图画挂起来。把衣服挂在相当于原来衣橱的那些杆子上。”我又问他，“他们把地下室的东西也搬出来了吗？”说完瞥了辛西娅一眼。
肯特回答说：“是的，都在那边，还在箱子里呢。我们可以找一些桌子和架子来充当地下室。”他想了想，又说：“我觉得……这儿似乎还应该有些什么。你们注意到没有，这儿没有，比如说……没有私人用品。我不知道单身女人有没有性辅助工具，也没仔细找情书和别的东西……我想我指的是避孕药和避孕工具。”
“你动过什么东西吗，比尔？”
“没有。”他从兜里掏出一副手套，说，“不过在监督和装卸的时候我可能用手动过什么东西。亚德利可能也动过，当然，他不是故意的。”
“也可能是故意的。”
肯特点了点头说：“也可能是故意的。想在嫌疑犯名单上再加一位？”
“我已经把他加上了。”我走到了存放安·坎贝尔办公室用具的地方。办公用品都很简朴。部队就是这样，在办公用品上很节约，但却要国会批准购买300万美元的坦克。
办公用具包括一张铁制桌子、一把转椅、两把折叠椅、一个书架、两个立式档案柜，还有一台计算机。书架上的书是一些心理学的通用教科书、军事出版社出版的心理学著作，还有心理战术、战俘研究及与此相关的一些书籍。
我打开了一个抽屉，看到了一些演讲用的笔记，旁边的一个抽屉上写着“绝密”。我把它打开了，发现里面的文件夹没有命名，只是编了号码。我抽出了其中的一个，看了看里面的纸条，好像是与一个叫“R．J。”的人的谈话记录，提问人用“Q”表示。从第一面的内容看，这是一次标准的心理方面的谈话，但被提问的是一个强奸犯。
问的问题有“你是怎样找到被害人的？”和“你让她和你进行口交的时候她怎么说？”等等。这类记录如果是在一个警官，或者一个犯罪心理学家的办公室里发现是很正常的事，但我不明白这和战争心理学有什么联系。很显然，这是安·坎贝尔的一个秘密。
我把抽屉关上，走到那台电脑前。我不会操作，就对肯特说：“福尔斯彻奇有个专门研究私人电脑的女人，叫格雷斯·迪克森。我会把她叫来。别的任何人都不能动这台电脑。”
辛西娅到搬过来的“书房”里看了看电话机，说：“有人来过电话。”
肯特点了点头，说：“大约是中午时打来的。电话公司刚把电话移到这儿，几分钟后就打来了。”
辛西娅打开电话机，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安，我是查尔斯。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可你的电话坏了。我知道你今天早晨不上班，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今天早晨突然有帮宪兵闯进你的办公室，搬走了所有的东西。我问他们，他们什么也不说。请给我打电话，或者一起到军官俱乐部吃午饭。这实在太奇怪了。我想给警察打电话，可他们就是警察。”说到这儿，那人笑了，笑得很勉强。他接下去又说：
“但愿事情并不严重。给我来电话。”
我问肯特：“这人是谁？”
“是查尔斯·穆尔上校，是安在学校的顶头上司。”
“关于他你都知道些什么？”
“当然也是个神经科医生，是个博士，脾气很古怪，有点儿心理变态。那学校整个都变态了。有时我想他们应该在学校周围架起篱笆，再设上岗楼。”
辛西娅问肯特：“他们曾是朋友吗？”
肯特点了点头，说：“看来他们很亲密。他像是她的良师益友。
对不起，这样说对安不太公平。”
我对他说：“在杀人案的调查中我们不必只谈死者好的一面。”
“是的，不过那不是我们调查范围内的事。”肯特揉了揉眼睛，说，“我只是……只是有点累了。”
辛西娅说：“今天对你来说一定很沉重。我想，向将军和夫人通报其女儿的死讯一定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当然不是。我先给他们家打了电话，坎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