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太谦虚了。”
“安为什么恨她父亲呢？”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坐回椅子里，说：“让我用这句话来开场吧。我相信将军得了一种强迫性神经紊乱症，也就是说，他自私自利，专权，不能容忍批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有揭穿别人的问题的爱好，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竞争者和权威人士。”
“你已经描绘出了军队中90％的将军形象。那与我们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嗯，安·坎贝尔跟父亲没有很大不同，由于他们的父女关系，这并没什么不平常。于是，在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个性相似的人，一个是年长的男士，父亲，另一个是年轻的姑娘，女儿。问题就在这儿。”
“那么这个问题要上溯到她不快乐的童年了。”
“不完全是这样。开始时一切很好。安在她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很喜欢她看到的东西，她父亲也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也很高兴。实际上，安向我描绘了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和一种与她父亲很亲近的关系。”
“后来关系变坏了吗？”
“是的，变坏了。安还是孩子的时候，她想赢得她父亲的赞许。
父亲也认为他的威信不会受到威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他把儿子和女儿看成了自己的影子。但是到了孩子的青春期，他们都开始看到对方身上有自己不喜欢的特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又都是他们自身最不好的特征，但是人们往往不能客观地对待自己，并且他们开始争夺权威，开始批评对方。由于他们都无法忍受批评，他们俩实际上都很有能力，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矛盾就尖锐化了。”
“我们是在泛泛而谈，”我问，“还是在针对将军和坎贝尔上尉呢？”
他犹豫了一会儿，可能是出于不愿透露个人隐私的习惯。他说：
“我也许说的是普遍性，但你们应该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嗯，”我回答说，“森希尔女士和我问的是个体问题，而你却只给出了一般性的回答，我们也许会弄错你的意思，我们很笨。”
“我不这么看，你们骗不了我。”
“好吧，回到正题上来吧，”我对他说，“别人告诉我们，安感觉到她是在与她父亲竞争，认识到她在父亲的那个世界内无法与他对抗，但她并没有宣布放弃，而是向他发动了一次破坏性的战役。”
“是谁告诉你的？”
“我是从一个人那儿听来的，他又是从一个心理学家那儿听来的。”
“那么，那个心理学家错了，强迫性紊乱症病人总是相信他们有能力对抗，并且是能做统帅的人。”
“这么说，这不是安恨她父亲的真实原因啰？他们并不在乎碰得头破血流。”
“对，她恨她父亲的实际原因是背叛。”
“背叛？”
“是的。安·坎贝尔不会由于竞争、妒嫉和不适当的感觉对她父亲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恨。他们不断增长的竞争未必是坏事。她实际上一直很爱她父亲，直到他背叛她的那一刻。这种背叛太彻底了，带来的巨大创伤几乎把她毁了。这个她最爱戴、最尊敬、最信赖的人背叛了她，伤了她的心。”他又补充说：“这样讲够具体吗？”
几秒钟的沉默之后，辛西娅向前倾着身子问道：“他怎么背叛了她？”
穆尔只是看着我们而没有回答。
辛西娅问：“他强奸她了吗？”
穆尔摇摇头。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穆尔回答说：“实际上具体是什么问题并不重要。与此有关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是一次彻底的、不可原谅的背叛。”
我说：“上校，不要骗我们。他究竟对她做了什么？”
穆尔看上去有些吃惊，接着又恢复了常态，说：“我不知道。”
辛西娅指出：“但是你知道那不是强奸和乱伦。”
“对，我知道这一点是她自愿告诉我的。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她只把它称做背叛。”
“那么，”我讽刺地说，“也许他忘了给她买生日礼物。”
穆尔上校一副苦恼的样子，这就是我讽刺的目的。他说：“不，布伦纳先生，那不是平常的琐碎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当你无条件地爱和信任某人的时候，而那人以某种简单的、有预谋的方式背叛了你──不是由于粗心等可以原谅的方式，就像你所说的，是用一种利己的方式──那么你永远不会原谅那个人。”他又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深爱、崇拜自己丈夫的人发现他对另一个女人有着强烈的爱。”
辛西娅和我都思考了一会儿，我猜其中有些关于个人的想法，但我们都没说出来。
最后，穆尔说：“这里有一个更恰当的例子：一个处于青春期的或者说是一个年轻姑娘爱戴并且崇拜她的父亲。后来有一天，她无意中听到她父亲对一个朋友或同事谈起她。这个父亲说他的女儿‘简直是一个很古怪的女孩子，她总是呆在家里，老是围着我，对男孩抱有幻想。但由于她的胆小和非常平庸，从不去与他们约会。我希望她能偶尔走出家门，或者自己去找生活的归宿’。”他看着我们。“这是否会伤害了这个崇拜父亲的年轻女子呢？这会伤透她的心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听着这个故事我的心都碎了，而我并不是个易被感动的人。我说：“你认为是这么回事吗？”
“也许。”
“可你并不知道是什么事。为什么她没告诉你呢？”
“这经常是因为接受治疗者经不起讨论，因为把这一切告诉治疗专家，意味着征求他们的判断或评估，而这判断或评估通常并非他所需要的。接受治疗者知道对一个客观的听者来说背叛看上去似乎不那么彻底。虽然有时候背叛用任何常规标准来衡量都是严重的──就像乱伦。尽管不是乱伦，但我相信用任何标准衡量它都是很可怕的。”
我点点头，好像听明白了，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我问道：“你能猜一下是什么事吗？”
“不，我并不想知道她父亲对她干了什么──只知道他干了并且干了具有伤害性的事就够了。两人之间再也没有共同语言了，他完全失掉了信任。”
我试图在这件事上运用我自己的标准，但我不能，我的工作使我必须了解事件发生的几大要素：谁、什么、在哪儿、什么时候、怎么样和为什么。穆尔至少知道发生的时间，所以我问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发生的？”
他回答说：“大约10年前。”
“那时她是在西点军校。”
“对。是她在西点的第二年发生的。”
“我知道了。”
辛西娅问：“那么她什么时候开始伺机报仇的？不是马上吗？”
“不，不是马上。她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过程，震惊，否认，接着是消沉，最后是愤怒。直到大约6年前，她才要伺机报仇而不是尽力应付。实际上，她变得有些反复无常，从此她就认定这一理论：‘只有报仇才能解决问题。’”
我问：“那么是谁引她走上这条路的？是你？还是尼采？”
“对于她反对她父样的行为我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布伦纳先生，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是靠听来的情况做工作的。”
辛西娅说：“那么她也许同某个告密者谈过。难道你没有劝告过她这很有危险吗？”
“我当然劝说过。我冷静地告诉她，她在做一件错误的事情，但我从未把它上升到布伦纳先生刚才说的那种高度。”
我说：“如果她复仇的行为是直接针对你的，那你就不会如此冷谈了。”
他盯着我说：“我明白，但是有时候病人不想采取任何正规的疗法治病，而是心怀不满，用自己的方法──通常是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你背叛了我，我就会背叛你。你强奸了我的妻子，我就去强奸你的妻子。通常，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有复仇成分同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是初期犯罪一样都是不现实或不可能的。有时的确如此。传统心理学认为复仇是不健康的行为，然而复仇者知道这种行为可以起排解和治疗自己内心创伤的作用。问题在于复仇者在精神上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成为一个迫害他人的人。”
我对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穆尔上校，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坚持用中性普通词汇交谈。这是你与此悲剧保持距离的方法，还是避免承担任何个人责任的方法？”
他根本不爱听这些话，说：“你暗示我助长或怂恿她仇视她父亲的行为，我对这种暗示深为不满。”
“无论你满与不满，”我告诉他，“在某些方面你都有重大的嫌疑。”
“你指望些什么──”他耸了耸肩说，“无论是我，我这儿的工作，这个学校，还是我同安·坎贝尔的关系──在这个基地里都不受人赞成，不被人理解。”
我说：“我能理解这些。我已经看过一些坎贝尔上尉的演讲录相，我认为你们在履行人的生命的职责，但你们很可能走进了使人感到紧张的一些领域。”
“我们在此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上级领导批准的。”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但是我认为安·坎贝尔把一些事带出了教室，在自己的战场上做了试验。”
穆尔没回答。
我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安·坎贝尔保留着她对罪犯、性犯罪者的治疗记录？”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我不知道她这么做。如果是这样，那也只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这里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有些工作之外的计划或兴趣，大部分都是同哲学博士学位项目有关的。”
“听起来很有道理。”
辛西娅问他：“她与许多人发生性关系，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开始他没回答，后来才说：“嗯……我……是谁告诉你们的？”
辛西娅说：“除你之外每个人。”
“可你从未问过我。”
“我现在在问你，对于她同那些她并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