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眼泪快流出来了，但还是克制住了。这样的时刻太多了，这种心灵的暗潮来时几乎毫无预兆，但每次都几乎要用尽我全部的毅力。我曾经在海南凯莱大酒店的大堂里难以自持，我觉得自己是在退房，也是在向上帝退还我曾经向他预约过的、祈求过的下半生的幸福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住5星级酒店了，我喜欢豪华的酒店，它代表了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和快乐，以我的境遇，我如何能做到平静地向美如天堂的亚龙湾，向所有人世间世俗的快乐说再见呢？我用报纸遮住脸，让泪尽情地流，却希望别人以为我在找飞机航班。
妻曾劝我，把这一切说出来，不要太苦自己，但我做不到：疾病依然不是我把痛苦传染给别人和影响他们平静生活的理由。
黑客
2000年8月6日 天气：多云
夏天的早晨，正如热恋中的情人出差的那段时间，你可以冷静地想一些事情，再过一会儿就身不由已了。
疾病早已改变了我爱睡懒觉的习惯，一夜辗转，噩梦不断的睡眠之后，看到天亮真是一种解脱。想自己过去在探望病人常叮嘱别人“多多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觉得自己真是不懂事，就像送糖尿病人一大盒蛋糕，你一出门，别人就得扔掉，可还得记你这份情。
早起淋浴，对镜自顾，这已是我每日的功课了。
对镜自怜，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爱好。女人先是忧心忡忡地检查有无赘肉纂改曲线，而后或遐想减肥的攻略和自己的毅力，或更爱自己；男人呢，看着自己日渐崛起的中部地区，然后动用肌肉群尚发达地区的资源，作一二个姿态以平衡心态，穿衣服时，男人会想，其实这发福的肚子是美好生活的最有力物证，但是不是去弄一张网球卡，再反证一下？
病人可没那种好情致，他们只是在想：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
而每一个肿瘤病人，如我之类的则在想：我还剩多少？
大学里，粗糙的饭菜使1米70的我到过130斤，而5年的肿瘤患者当下来，我都没兴趣去称一下，只知道我已能看清楚自己的骨骼的长相，腰是肯定能讨楚王的喜好，而大腿怕是不行。
镜子里的我，越来越像标本，唯一醒目的是脖子上的瘤，它用了一年的时间，长得超过网球了（这网球最终会要我的命）。我曾经在镜子前失声痛哭过，觉得自己不该变成这样，深深厌恶自己的肉体，但近来，我已学会了接受事实。
癌症是一种慢性的消耗性疾病，有点像生了一个败家子，终使你万贯家产，总有耗完的一天。让一个人耗尽精血、用尽体能而死，真他妈的不知是谁的创意。
古往今来的刑罚我看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处罚，如砍头枪毙之类，二是惩罚，什么五马分尸、凌迟、活埋等。
很多疾病都能要人命，那种立马见效的脑溢血、心肌梗死、半个汤团噎死人的死法，在我看来简直是温柔的。
癌症是真正的惩罚。
5年前那时候，我刚刚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惊讶得拉住每一个来探望我的朋友，问他们是否知道我无意识地做过什么坏事，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这惩罚要落到我的身上。后来渐渐地不问了，今世我知道，前世呢？
我记得第一次胃癌开刀时，在锈迹斑斑的铁床脚上吊着这么一张小纸卡：
陆幼青 男 32岁 胃CA根治术
从那时起，在病床上，我让家里人买了很多讨论癌症的专著，开始研究我受到的惩罚。
我学的是中文系，并没有多少专业知识支持我的研究，但古文功底却派上了用场，我看了不少中医关于癌症的论述，但我什么都没有弄明白。
中医说肿瘤是肿块，是堵塞，是热毒，西医说，肿瘤是一些细胞变节了，疯狂了，不顾一切地复制自己，占领各种阵地，把敌人赶走，等大获全胜时，跟它们的主人一起完蛋。
这算什么呀？愚蠢的医生，愚蠢的癌细胞，还是愚蠢的我？
听说在日内瓦的诺贝尔奖的颁奖大厅里，有一个座位始终空着，那是留给攻克了癌症的人类救星的，到现在为此，谁都没把癌症是怎么一回事弄清楚。想想真荒唐，居然有那么多的博士学位为了癌症而发，却没有人能告诉我所受的惩罚是为何物。
前不久传来各大网站纷纷被黑的消息，我却一下子从中悟出点东西：黑客们有意无心之际制造出来的程序，倒是颇得癌症之真传：疯狂而简单的复制、自杀性的进攻模式、耗尽网站的那些可怜的资源……
难道癌症也是发生在人体内部的一场信息战吗？癌症虽然古已有之，说不定在过去它真的只是热毒团聚的肿块而已，但到了今天，它肯定变了，变得无处不在（除了牙齿、心脏、头发、眼睛以外），变得不择而居（肿瘤医院竟然快开设小儿科了），变得……
我身边的世界不也在这样变化着吗？
一种叫可乐的饮料会走进全世界每一家饭店和小商店，它会跟着上战场，成为那里除了血以外最常见的液体；一家卖汉堡的小店居然能够繁殖得这么多，一个人无论用什么交通工具都没办法走遍它的分店（这情形真有点像化疗）；比尔·盖茨又如何呢？全世界的电脑都长着同样的脸，美国的国会像是有高人，不安了，提出的方案却像内奸，拆分？你试着把人体内癌细胞拆成几团试试看？结果会怎样？
可惜我时日无多，不可能就此深入下去了。
我已不再为自己祈祷，即使上帝有他的911报警台，也赶不上了。我为即将受此惩罚，尤其是孩子们祈祷。医生们不用指望，你能要求牛顿的学生替爱因斯坦把活干完吗？基因工程？我怀疑那帮人有足够的智商却没有必需的机智。
我向生命的黑客祈求！
肿瘤病人（一）
2000年8月7日 天气：多云
几天的日记写下来，到了早晨便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起床时看了一眼钟，正好是6点。洗漱完毕，点起一支烟，静等刚沏好的龙井茶冷下来，没想到，就这样坐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时，已是7点钟了。
这可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从我成为病人的那一天起，我有几次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却还没有像这次尽显老态。这一个小时的丢失让我感到深深的失败感：天哪，我竟然管不住自己的时间了……
癌症就是这样的一种病，它坚定不移、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地对着你侵剥削蚀，从肉提到精神，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发觉自己控制不住地每天丢一样东西，他心里的失败感会有多强。
在中国生孩子是幸福的，而生癌症却正好相反。
外国医生没听过月子一说，什么生冷酸硬全来，出了产房门就是一大杯冰果汁；而中国的月子程序之复杂、要求之严谨，如果写出来，到各学校去宣传一番，准保会降低出生率，达到计划生育的目的。
而在中国生癌呢？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我这些年来颇注意报章之中关于这类话题的介绍，国内外的朋友也经常给我转一些网上的文字，使我对此颇多感慨。
一是观念的差异：
癌症是不治之症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尽管有治愈的报告和一些鼓励人心的消息，但是没用。这情形有点像坐飞机，权威的统计数字放在那儿，死在公路上的人大大高于从飞机上掉下来摔死的，但我只见过恐惧飞行的人，而没有遇过拒绝上公路的，我有一个朋友可能天生不适合开车，几年来他出的车祸毁了几辆车，两次还差点送命，但他依然在周末出车，还不难找到搭车的。
我们也知道有那么几种病，凶险更甚于癌症，但它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偶然，而癌症却是必然。我想到这其中的原因，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癌症展示死亡过于清晰和从容，以至中国人把对死亡的恐惧移植其上，二是全世界的医生们的业绩实在是太差了。
在这样的过度，如果谁领到一张化验单上面写明了病理医师看见了癌细胞，那他的苦役就开始了：如果他是一个官员，仕途会就此打住，组织部门开始着手调查新的人选，而有关人士开始动作；如果，他是一个商人，他的信用会立刻贬值，签过的合同也会变得模糊；如果他是一个学生，会有人放弃学业；甚至夫妻之间也有把自己的未来重新掐算一遍的，极大多数的癌症患者都保留了清醒的意志，身边的种种变化很少能瞒过他的眼睛，这时候心中的滋味真是太他妈的了。
这种观念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强烈影响病人自身，也影响着他身边的人。
我在上海肿瘤医院开第二刀的时候，隔壁病房收治了这么一个病人，其体魄之强健让我觉得他是刚从运动场下来，他在三天前确诊是肺癌。我去探望他，因为我听说他进了医院就没说过话。去了几次，都没有听到他说话。两个星期后，他就死了，几乎是创造了一个记录。
这种观念强烈得可能催毁一个强健的肉体，而且它还是所有肿瘤病人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我想，它可以抵消至少一半的医疗作用。
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但我很快地问自己：哭能治病吗？如果不能，那就以后再哭吧。有人战胜过癌症吗？如果有，我为什么不试？类似的选择题我做了很多，全部都简单明了，几乎不需要智慧，但就是这些简单的答案使我学会与“狼”共舞的生活。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癌症是一种重病而已，没有那么多人文学上的意义，而他们官场制度和信用制度大都比较完善，整个社会都比较重视个人的感受。癌症病人在这一关上受的痛苦要少得多。
写到此，感觉有点累，可能是天气的原因，艳阳高照尽管热了一点，但比闷热要好一点，这天倒有黄梅天的风味了。
明天再续吧。
肿瘤病人（二）
200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