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钱的老温，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些，背显得更驼了。这时节如果来了客人，他只能去乡政府对门老牛的熟食店里赊酒赊菜。去了，先选好酒菜，问清价钱，然后就摸起水泥柜台上包肉的草纸，有板有眼地写下一张欠条。老牛接过欠条，多半会看一眼说，温站长的“欠条”两字是越练越好了。老温便讪笑。是柳体、柳体。老牛便将那张柳体欠条用胶水蘸了，贴在身后的墙上，有时，墙上已贴满了纸条，老牛便往墙缝里塞。边塞边叨叨，可惜了这柳体。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元，也常常不够花，在老牛那里打欠条的方式，和老温如出一辙，这全是受了他的影响。老温极讲信誉，每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老牛那里还钱，然后顺便买上半斤羊头肉，一瓶德州白。这时候的老温，满面春风的，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大十个分贝，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不少。老温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老牛这人太黑，每次给的肉都不够数，还从来不优惠一分钱，赶上零头也不照顾。但说是说。他每次还是专去老牛的店里买东西。
老温也嗜茶，白开水从来不喝一口。但老温的屋里从来没有过茶叶盒子。老温的茶叶都是在印着乡政府地址的牛皮信封里放着。他几乎从来不买茶叶，都是拿着个信封这个屋里倒上一点儿，那个屋里蹭上一点儿。多数时候。他是去乡党委办公室找王秘书要，因为王秘书是他的老乡，还因为他经常帮王秘书写材料。每次王秘书都会倒给他满满一大信封。他非常嗜茶，又喜欢喝酽茶，所以总是有断了顿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老温也能对付，他把茶壶里的水全部空出来。空得干干净净的，只保留已经喝乏了的茶叶，然后把刚刚烧沸的水再倒进茶壶，焖一会儿，倒出来，还真的有茶叶的颜色，只是味道太寡淡。大约乡政府里有很多人喝过他的“二道子茶”，逢老温招呼人进屋喝茶，就会有人戏谑，老温，你这茶还是昨天晚上那一壶吧！老温便有些急赤白脸的，哪有那种事呀！绝对是新沏的。
老温经常写稿，写小说，也写新闻报道。他的小说一篇也没有发表过，但新闻稿还是经常被县广播电台录用，那时候村村通广播。老温的名字经常被冠以“本台通讯员温××报道”飘扬在各村的大街上，所以老温还是有些知名度的。那一次，乡长请老温帮着鼓捣了点材料，究竟是什么材料，究竟为什么乡长不找秘书不找我偏偏找老温写，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完了事儿后，乡长送给了老温一斤茉莉花茶。好家伙，老温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放过整整一斤的茶叶，这让老温富有得像个地主。那一段时间，老温有了足够的茶叶，却是他喝茶最省的时段。甚至。在没有其他人时，他还偷偷地喝了几次“二道子茶”，这是以往他有茶叶时绝对没有发生过的事儿。逢有人来，他才将壶里的“二道子茶”倒掉，然后大大方方地沏上一壶酽茶，边给人倒边说，尝尝吧，这是乡长给咱的，香着哩。那斤茶叶老温足足喝了三月，弄得整个乡政府大院的人都知道乡长给了老温一斤茶叶。老温把乡长给他的一斤茶叶喝光后，再到别的办公室蹭茶叶，便有了些难度，人家众口一词：温站长，你怎么不到乡长那里去要？直到把老温弄得灰溜溜的时，才把茶叶盒子拿给他。也有的人说完乡长的事后还不依不饶，说这茶叶可不能白白地给你，你得给我们拉一段。老温便讪笑道，有时间吧，上着班拉这玩艺儿，这不是给别人的找活干吗？
人们说的“拉一段”，是指拉二胡，老温的强项。全县的文化站长都是从农村的业余文艺骨干中招聘来的，每个人都有一两手绝活儿，否则是过不了关的。老温的祖上连续几辈都是乡村吹鼓手（在农村红白喜事上表演），他拉二胡那是家传，所以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通过了县文化局的招干考试，当上了文化站长。但我们那一片儿的人都对乡村吹鼓手有些歧视，称他们为“吹鼓达子”，视为下九流的职业。“吹鼓达子”找对象，只能在业内同行中找，业外的人是不屑与他们结亲的。所以，他们在行内如果找不到对象，男的只能打光棍。女的虽能勉强找到条件差的，也多半受婆家人的歧视。农村人就是这样，他们一边享受着乡村艺术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一边歧视着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人。大约老温也是觉得祖祖辈辈干这个职业没有出头之日，才从他这一辈上退出了吹鼓行，他也没有让自己的三个子女再从事这个行业。除了春节元宵节搞节目外，老温的二胡一般是不拉的。老温对于自己的出身，一直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自卑感，所以他就尽量不沾与自己出身息息相关的二胡，尽管他常有技痒的时候。也有例外，就是星期天再赶上下雨时，乡政府大院里冷冷清清的，老温便乘了酒兴，一个人在屋里拉起来。他最拿手的是《春江花月夜》和《二泉映月》，往往拉着拉着，屋里便围满了人。有轻薄的人这时想讽刺老温几句，但刚一张口，便会引来一屋子人的怒目而视。老温也是一脸的庄重，完全没了平日的谦卑。他很投入地拉着，瘦瘦的身子随着曲子的旋律前后左右地摇晃着，很陶醉，连他脸上的皱纹都有些烁烁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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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温酷爱二胡，却不能随心所欲地拉，这对于没有任何寄托的他，确实是一件有些残忍的事儿。老温一年之中最幸福的时光，是春节前后排演节目时。每到春节前，乡里都要文化站组织一个演出队，请县文化馆的老师来指导。这时的老温，夹在一群俊男靓女中间，有说不出的潇洒和惬意，人也年轻了很多。更重要的是，这段日子他手头上拿握着乡政府拨给的文艺经费，那是一笔说不上多但也不少的钱，他可以任意支配。这就犹如干涸多年的河床遇上了大雨，一下就把老温的身心给滋润透了。排练是在乡政府的大礼堂里，那段日子，他还可以在工作时间名正言顺地拉起二胡，给演员们伴奏。春节过后，他还要坐在乡政府的一辆客货两用车上，带领演出队到各村慰问演出，到哪里都是一片欢声笑语，还有各村敬献的烟酒点心等物，每天都满载而归，这时的老温幸福得像个大财主了。
老温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工作时间拉他的二胡，是我从乡政府辞职后。我只在乡政府干了一年，觉得没什么前途，加上驻村时为保护一片未成熟的玉米不听乡长的瞎指挥，得罪了权贵，就识趣地离开了。我离开乡政府的第二年，乡政府在县城的边上征了一块地，集资修起了一片家属院，几乎所有的干部都交了集资，搬进了家属院。家属院离乡政府不远不近，七八里路。在不忙的季节，乡干部大都中午下班就回家，要没什么事儿，他们下午就不来上班了。乡政府机关就是这样，不需要计件工资，不需要经济效益，没人会在考勤上斤斤计较。比较忙的季节呢，因为家离得近了，他们直接从家里就下村，办完事就直接回家。总之，下午的乡政府变得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人烟了。老温交不起集资，还在乡政府住着，每到下午，他寂寞难耐，就以拉二胡来打发时光，反正也没有人来干涉他。他的二胡是越拉越精，但再也没有了以前听者盈室的盛景。下午的乡政府大院，除了在党委办公室守电话值班的王秘书，就是看大门的老张了。老张极敬业，从来不擅离岗位。很多时候，老温的二胡只能拉给自己听了，只有看门人老张喂的那条杂毛笨狗，在他的门口走来走去的，偶尔停下来，侧耳倾听片刻，抬起一只后腿，撒一泡尿走了。老温那悠扬的琴声中就多了些凉意。
老温最大的愿望就是转成正式国家干部，这个愿望他期盼了十几年转正后，不但工资可以长一大截子，还可以享受退休待遇，可以不再受正式干部的歧视。乡政府忙的时候少。不忙的时候多，不忙的时候有些干部就常拿老温消遣，想方设法地编派他。比如说老温接电话。他们描绘起来常常乐得前仰后合。乡政府只有一部电话，在党委办公室里。离文化站有一百多米的路程。有找老温的电话，王秘书便会站在门口大声嚷嚷，老温，接电话！逢这时，老温便有些激动，老温总觉得电话能给他带来福音，比如说转正的消息。老温便小跑着冲出门去，但他跑了几步后，发现很多办公室门口都站着人，像看猴戏似的看着他笑，忽然就觉得这样跑有失体面，步子就马上慢了下来，变成了四平八稳的方步。但他刚走了两步，又担心对方等烦了，把电话挂了，所以又加快了脚步。以前曾经出过电话被挂了的事儿，他像错过了天大的好事般懊悔了好几天。他就这样跑两步走两步再跑两步再走两步，整个瘦瘦的身子像飘忽不定的竹竿般一窜一窜地飘向党委办公室，再加上他那张乐得合不拢的嘴，真的让人感觉有些神经。久之，“温站长接电话”成为乡政府的经典笑谈。
一转眼，老温在乡政府混了近二十年了。他前后经历了四届领导，按资历，是“四朝元老”了，但他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一批批的年轻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从“小某”变为“某长”，像羽翼丰满的小鸟般飞出了乡政府大院，去更加广阔的天地展示才华了。而老温还是文化站长，还是“临干”。老温每想到这些，便有些忿忿不平。后来的几年，他经常思考自己的命运，思来想去，最后他总结出一条原因：是文化站害了他。因为全县的文化站长都没有转正，所以他也就没有机会转正，他转不了正，提拔重用的事儿就与他没有关系。想明白了后，他开始憎恨文化站，也憎恨“文化站长”这个职务。以前，向陌生人介绍他是“乡文化站的温站长”时，他还有几分得意，后来，他就不愿意再听这个话儿了。我到市里一家新闻单位工作后，他来看我，我安排了几个同事陪他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