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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返顾现实世界，新时期文学也已二十多年过去，上帝不开眼，不赏你脸，不给你大师，又能奈何得了？虽然时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师”出现，不过是《穆桂英挂帅》中那句唱词，“几年不到边关走，砖头瓦块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极不健全者的梦呓罢了。
在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上，都认为杜牧的诗，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风流倜傥，余韵邈远的风格著称；李商隐的诗，以深情绵邈，沉博婉曲，华彩丰瞻，邃密缜思的特色闻世。这两位诗人的珠联璧合，成为一时雅望所至。加之同时代如许浑、和凝、张祜、李绅、姚合之流的团队作用，遂变革着诗坛风气，创造出时代潮流，终于一改中唐以来声绮情靡、势弱力颓的诗风。
杜牧和李商隐，应该早在公元８３９年（文宗开成四年）前后，就相知相识了。
从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敛的。从出身来看，杜牧是世家子弟，虽然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他的灵魂，到他的诗文，无不豪爽大气，特立独行。李商隐则是从吏佐家庭中走出来的，总是仰着脸看人讨生活，因此，表现出来的精神，便是小心谨慎，低调缄默，尽量收缩，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诗，以气胜；李商隐的诗，以情长。甚至，他俩的风流，他俩的浪漫，他俩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应该说，文人有几个不风流，不浪漫的呢？也许不是所有能风流，会浪漫的人，都必然成为作家和诗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风流，要不浪漫，要想成为大文人，也难。
杜牧的风流浪漫，是张扬的，是放肆的，是泛爱的，是略无顾忌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大张旗鼓，引以为荣。而李商隐的风流浪漫，则是影影绰绰的，似隐似显的，钟情深沉的，浅吟慢唱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当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当一名随员、见习生时，见到这位倾动长安的诗坛领袖，该是多么的倾慕和心仪了。那年，杜牧三十七岁，风华正茂，任职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标准的中级文官。对历任诸镇节度使，为地方诸侯，现回来京城，在朝廷里做到尚书仆射这样极高层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说平起平坐，按常礼，杜牧应该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场面，不禁失色。却是他的恩公，反客为主，趋前迎问，倒过头来巴结讨好这位大咧咧的诗人。
现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还是稀客？但据《唐诗纪事本末》，杜牧对于他的诗友张祜被逐科举，专门跑来找令狐楚帮过忙的。“一声何满子，双泪滴君前”的张祜，少年气盛，惹恼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辈也欠雅量，认为年轻人未免嚣张，不敲打敲打，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遂让在皇帝面前说话算数的元稹，在会考时取消其资格，弄得张祜一辈子未能发达。
于是，激于义愤的杜牧，专门写过诗“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以鸣不平，由此可见杜牧的提携同志的热忱，对于老一辈指责后生的抗争。据新旧《唐书》，说到杜牧的“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万痛切。”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诗所言：“饰心无彩缋，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那样，事未必能做到，话一定要说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认识这位比他小九岁，初露头角，稍有诗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见恨晚。但是，两位诗人的这段友情，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两位诗友，参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后期才重得聚首呢？
这就是尼采说过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同样，要让一个王朝灭亡，一个时代灭亡，也是先得从疯狂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但似乎觉得死得还不够快，宦官之乱，方镇之乱，还不够，从公元８２１年起，到８５９年止，以李德裕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像两台开足马力的官场绞肉机，互相格斗将近四十年，创中国历史上宗派斗争时间最长纪录。也是中国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类文人组成的队伍，在政治舞台上，所作的最恶心、最丑陋的一次表演。
从牛、李党争的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为什么那些江郎才尽，或压根儿就不曾有过才的江郎，拼命削尖脑袋，为一顶乌纱帽而跑断腿，说破嘴，磕断头，求爷告奶的所为何来了？替他们想一想，诸公不干这个，还能做其它什么营生呢？
重重压力之下，杜牧离开长安，由黄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几近家破人亡，无以存身；同样，左右排斥，怎么也不是的李商隐，由华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蝇营狗苟，碌碌谋生，越活越差，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就在于杜牧也好，李商隐也好，虽然在这场朋党斗争的棋局上，连兵、连卒这样棋子资格也不配。但宗派主义发展到疯狂阶段，红了眼连亲爹亲娘也不认的阶段，人人排队，个个划线，像过筛子一样，这两个诗人也不能幸免，卷入这台绞肉机内，落入了不知伊于胡底的被整肃的命运之中。
也许上帝制造天才，同时会嫉妒天才，因此，从不百分之百地成全天才。给了杜牧非凡的才分，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笔，灵动的诗韵，也给了他一个跌宕的，多事的，不顺遂的，污言浊语的大环境，以及一群跟他过不去，看他不顺眼，总是要琢磨他，算计他的二、三、四类文人，让他气喘不匀，心展不开，路走不通，饭吃不香，最后除了短命而亡，还有其它生路吗？
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应该说都是文人出身，《全唐诗》收有他们的诗作。当然，说不上有什么才气，更谈不到有什么创新。别看他们写诗不行，写文不灵，但搞起朋党恶斗来，株连面之广，牵涉人之多，除敌务尽的彻底，斩草除根的坚决，惟恐漏网的搜罗，不论无辜的查办，无所不用其极。据说，连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被他们今天将这个人打出朝廷，明天将那个人撵出京城，弄得烦心透顶。据《资治通鉴》：“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随着宣宗李忱登基为帝，李德裕失势，被踢出京外，最后发配崖州，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为党争牵累的其实不过是小八腊子的杜牧、李商隐之流，很有一点落实政策，平反改正的意思，从外放地陆续回到京城长安。大约在公元８４９年（宣宗大中三年）前后，这两位诗人久别之后，终于聚合了。
幸好杜牧，这位具有伤时感世的智者胸怀，具有多面突出的才思风采，具有风流潇洒的感性世界，具有卓立特行的思想情操的诗人，要比淹蹇的李商隐，挥洒自如一点，多姿多彩一点，能在不开心中寻找快乐，能在不顺利中谋求幸福，至少能做到一个在精神上不肯败，不想败，虽败也不倒的强者。
这两位诗坛扛鼎人物，回到长安后，杜牧为司勋员外郎，李商隐暂代京兆府法曹参军。文学史习惯于“李杜”并称，除了他们共同的文学声名之外，也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私下情谊。两人在这段日子里，肯定有过频繁的相处交游，有过密切的来往酬唱。在《全唐诗》的《李商隐卷》中，除了“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杜司勋》外，还有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特别讲究曲折含蓄、隐晦奥秘的李商隐，是不愿将诗写得很白，不肯将话说得很直的诗人，但他写下如此近乎绝对的评语，说明他对杜牧诗坛领衔地位的推崇，对杜牧作品高度成就的赞誉，可谓无以复加了。
李商隐给杜牧赠诗，正是他风风光光地奉诏，为已故功臣韦丹写《遗爱碑》之时。
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杜牧亲笔手书《张好好诗》，那“潇洒流逸，深得六朝人风韵”（《金石录补》）的评价，所言非虚。他还擅画，宋人米芾称其“精彩照人”，可惜后世无存。杜牧注释过《孙子兵法十三章》，所著《罪言》、《原十六卫》，以及早期的《阿房宫赋》等文，都能看到这位诗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以及关心国事，主张削藩、强兵、固边、禁佛，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气概。所以，李商隐对杜牧的这个“人间惟有杜司勋”的至高评价，是一种跳出文人圈子的由衷赞美。
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杜牧更有很切实准确的论述：
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溪漫志》载欧阳修使其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曰：“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茫茫。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于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长庆体矣。
读到这里，谁都会忍不住思索：上天要假以时日，多享年月，还不知他会为中国文学史作出多大贡献呢！
可是，令人无法不感叹系之的，这一年，杜牧４７岁，已进入他生命倒计时的阶段，对他来讲，丧钟即将敲响，日子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