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看看吧，我们没有忘记你。”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块写有森实一喜名字的灵牌拿给我看，然后付之一炬。接着让我参拜生身母亲的灵牌，默祷１９４４年死在佳木斯临时住所的母亲。这次参拜，年迈的父亲和姐姐、哥哥一起痛哭，我也流下了多年少有的伤心泪。随后，我逐个拜访了日本亲友，一次又一次地倾诉中国养父母、婆母、丈夫和领导、同事对我的恩情和友善，这才消除关于“你受苦了”的误会，把亲友们的对我表示同情的眼泪，变成感激中国人民的眼泪。我在日本住了六个月，要回国的时候，父亲老泪纵横，惋惜亲生女儿不肯留在自己身边；姐姐、哥哥也潸然泪下，惆怅手足之情不得常叙。但我觉得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的爱人、我的学生、我的同事，那里才是我的家。我应该用我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培养出更多的少年学生，这是我毕生的事业！
四一盘１１年前的录音带
央视“探索与发现”节目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就在松田千卫来到北靠山屯之前，在１９３８年的秋天里为了给开拓团清出土地，日军纵火烧农民的房屋，从依兰县城到土城子村烧得７５里没有人烟，１００多中国农民惨遭杀害。杀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刺刀挑死，另一种是用细绳将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拴在一起扔在江中，日军给这个杀人方法起了个艳丽的名字，叫‘燕子凫水式＇。”
翻阅这段史料中，一个叫胡万林的人吸引了我。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于日本人之手——可是，他却收养了一个日本孤儿！
可能么？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４日，我们直抵依兰。
然而，在依兰县红星乡，我的采访受阻。
找不到胡万林。
乡政府、村委会、派出所，十几个不同身份和职别的人，却回答了如出一辙的话：“没这个人。”“不知道。”“胡万林？从未听说过。”
电话再次接到红星乡光明村——胡万林当年居住的村子。我们“小话”说了一车皮，终于感动了村主任。村主任不惜跑了几条街，找到屯子里的一个老者来接电话。
可是，我们再度失望。
“老者”的话，连发子弹一样射过来，发发击中我们的要害：胡万林死十来年了，他的儿子胡延增走得更早，２０多年前就回日本了。
我们仍不死心。
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救命稻草”，哪怕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还在，我们都会高兴地“走一遭”。于是，我们连续发问，胡万林还有什么亲戚么？他当年的邻居还在吗？他居住过的房子在什么地方，现在啥样？
“老者”一席话，令我们沮丧不已：“胡万林那一茬人都没了。现在村子里数我最老。可我，从未听过胡万林讲过‘从前’的事。啊你们问他当年的老房啊，早就扒啦！”
朱文博遗憾地说：“看来，我们十年前做这个选题就好了。”
这话提醒了辽宁社科院关亚新。
关亚新说：“我认识一个人，叫梁玉多，他十多年前采访过胡万林。”
“他在哪里？”我问。
“黑龙江省社科院。”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１９９３年秋天采访了胡万林的梁玉多。
梁玉多介绍一些情况后，打开柜子，找出一盘录音带，递给我们：“先借你们用吧，”梁玉多又叮嘱一句，“不过，可要注意保管啊。”
这是一盒普通的磁带。也许用的次数过多，录制内容一次又一次粘粘起起，破坏了带盒上的贴纸，已看不出磁带品牌了。但我却看到我最关心的内容：“采访胡万林。”
回沈阳后，我把录音带插进磁盒，咔嚓一声按下播放键子，磁带缓缓转动。一阵丝啦啦的响声过后，胡万林的声音穿越时间，跨越世纪，从１１年前来到我面前——
哦，问我岁数啊，老喽，我都７６岁啦。噢，你问当年日本人烧房子杀人的事啊（停顿一会儿，老人咳嗽一声）咳，那可是太惨啦，我不爱唠这段。哦，你要写文章啊，那我就说说吧。咳，不是我不说呀，一提起这事儿我身上就直突突，发麻。多少年了，我做下毛病啦。
那年，日本来我们屯收房照、地照，说是“给钱”，给个屁呀，什么也没给。后来干脆就撵中国人。不少人不爱走，又没地方去，就在王家庙住下了。谁曾想啊，人们前脚到王家庙，日本人后脚就撵去啦！哎呀呀，别提啦！２００多没来得及跑的老百姓啊，全让鬼子给挑死啦！
第二天，我跟卢泰山、王刚三个人去了。唉，那个惨啊，庙前庙后全是尸体啊！我们含着眼泪干了整整一天，才把尸体埋上了。
血流成河啊，别提多惨啦！
那些日子，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有时瞅哪都是红色，天是红色，地是红色，江水是红色，树也是红色。好长时间，我才恢复过来。不过，从此忌了红。红柿子，红辣椒，红山楂啊，凡是红色的我一口不动。一看见红色，我就闻到血腥味儿……
我？我也是死里逃生啊！
我当时住在东江沿，跑得快，捡条命啊。可是，唉，我的大儿子死啦。听说鬼子来了，我抱孩子跑肯定不行，眼见日本兵进屯子了，不赶趟啦！灵机一动，我想把儿子藏起来。四下瞅瞅，只有那口大缸稳妥些。我连忙把儿子扣在一口大缸里。走之前，我特意告诉孩子，鬼子来啦，千万别出声呀！鬼子听到声音，肯定会杀你的。我孩子说，走吧爹，我不出声。日本兵走后，我赶紧跑回来掀开大缸，立刻傻了，孩子早就闷死在缸里啦！
房子让鬼子烧了，我只好领着二儿子住破庙。为了活命，我弄了一条小船，上山割些条子，往依兰卖。条子不好卖，我就给人打零工。过今天少明天的日子太难了，我就回了老家。这时，我老家全被日本开拓团占了，我就给开拓团打零工。有时候，我还给开拓团摆渡，从依兰往回运大米、白面，一天挣两角钱。我还给开拓团打过苫房草，两分钱一捆，我拼命干，一天能打２００捆。我还给他们盖过房子，盖一间房挣１０元钱。噢，你问我住哪啊，住地窨子啊！我在一号开拓团附近盖了个地窨子，冬天死冷，夏天死闷，凑合着住。哪里想到，我的二儿子，却死在这里。
一天中午，有一队日本兵从这里经过，占了我的地窨子休息。歇就歇吧，谁敢不让啊？不想，我又倒霉啦——那个站在地窨子上站岗的日本兵来回走，走来走去，把地窨子上的一根木头蹬下来，一下砸在我二儿子的头上！
当时，我二儿子正在院里玩呢！
我抱起儿子，儿子头上嘴里都在流血，一句话都没说。我一看，脑门子都砸塌啦！
噢，你问我恨不恨日本人，那还用说，我恨不能把那一队鬼子全杀啦！
噢，你问我咋还养个日本孩子啊？
这——这是两回事呀！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战败投降，这里开拓团的成年男人都没了，净剩些妇女和孩子。有一个叫大谷的人领了一群妇女和孩子。大谷有个孩子叫开水烫伤了，大谷怕他活不了，要送给中国人。我看这孩子太可怜，就收下了。我当时也想过，我的两个儿子都死在日本人之手，我的敌人就是日本人。可我又想，是日本政府、日本关东军害了我的儿子，不是日本孩子。日本侵略者有罪，孩子无罪。
这孩子叫胡延增，跟我挺近的，从不跟我分心眼。当时我也想过，我把他抚养大，老了也有个依靠。噢，你问我为啥放他回日本呢？人家是日本人，人家的家在日本，咱哪能扯人家的后腿啊？哦，我没事儿。我一个孤老头子好办，你看，我这不活得好好的么？
对喽，我还忘了告诉你啦，我的日本儿子挺孝顺的，那年我让他回国他不回，我硬把他撵走的。我想，他不回去是挂着我。可他心里肯定想回去，我哪能光顾自己呢？
噢，你问我跟日本儿子的感情啊，挺好的呀。哦你问我跟儿子有没有联系啊，有哇有哇，他总给我挂电话，我不让他挂，多费钱啊。这不，１９８９年，我还到日本看过他一回呢。
五跟孩子记什么仇？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我来到了依兰县沙河子村。这里原先是日本人开的码头，现在叫沙河子港务局。现在的港口很小，只有几个陈旧的二层小楼，我估计，整个港口的工作人员，大概不超过二十个人吧？码头小而破旧，虽然不是出于日本人之手，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建筑，其状可想而知。看得出，这里只有零星的货运业务。
当年，这里却是一个“繁华”的码头。大量的中国木材、煤炭等资源，就是从这里装船，顺松花江而下，经铁路，成为关东军给养，或辗转驶入大海，运抵远隔大洋的岛国。同时，它还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的“军需码头”。同行的日本遗孤范姝瑶告诉我，这个码头挺重要，因为，它离褡裢河煤矿很近，才２５华里。
对于日本孤儿范姝瑶来说，这里，离她“起死回生”不远，也离她“再次被弃”很近。
一个仇结，一个爱结，几乎同时系在范姝瑶的身上。
１９４５年８月，范姝瑶出生１０２天，就被她的生母遗弃在褡裢河的路边。对于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除了感受阳光、温度，除了吃喝睡，大概什么都不懂。因此，当她的生母把她用一个和服横带子包好，轻轻放在路边时，她甚至都没哭一下。她刚刚睡完觉，不困。她刚刚吃过奶。不饿。当阳光暖融融地抚摸着她的脸，当生母的眼泪滴在她的脸上，她竟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
她怎么会想到，一场人世间最残酷的生离死别“拈阄”一样抓住了她？
她怎么会想到，一个刚刚过百天的孩子，却遭到生身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