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排，背也不驼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嘴里拖出口涎，却也不减庄重。老人们很有秩序，一个一个来，如同战败后粮食短缺，排队领饭团子。几分钟之后，老人们的晚辈们全聚拢到老人们身边，聚成永恒的全家福。
不知为什么人们渐渐安宁了，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孩子们还在懵懂，但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全。安全感使一直在嘶鸣的婴儿们也静下来，拇指伸到嘴里，头慢慢地扭来扭去。
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叫喊：“多鹤！多鹤！”
叫多鹤的十六岁女孩此刻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正看着这一切。她看见外祖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所有人在此时唯一的恐惧是没有一具自己的骨血热热地贴着你倒下，再一块儿冷下去。女孩多鹤此刻决不要这种天伦相依。一家一家抱成了团，枪弹都打不开他们。枪手的样子已经不像人了，满脸满手的鲜血。他的枪法很派用场，偶尔有叛变集体的人，魂飞魄散地撒腿朝广场外面跑，他的子弹很轻巧地就追上了他们。他渐渐有了经验，好歹把人们撂倒。撂倒就好办了。他的子弹准备得很充分，够他把死亡双份地分发给每个人。
叫多鹤的女孩看见枪手停了下来，她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着，她已经辨别不出声响是她的上下牙发出来的。枪手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抽出一把插在腰间的武士刀。刚才他的射击成绩不理想，还需要他用刀返工。所有的返工也完成了，他看看刀，又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了刮，把它往身边一撂。刀被热血泡软了。他坐下来，解下鞋带，将它的一头系在冲锋枪的扳机上，另一头绑在一块石头上。他脱下泡透了血足有十斤重的鞋子，袜子也是血红的。他两只沾满血的脚夹住连在扳机上的石头，一个打挺。
“嗒嗒嗒……”
过了很多天，叫多鹤的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嗒嗒嗒”的枪声。
听了多鹤颠三倒四的叙述，五个村长先后跌坐在收过秋庄稼的地平线上，跟初升的太阳同一高矮。
坐了十来分钟，代浪村的村长站起来。四个村长也跟着站起来，谁都没拍屁股上的泥土。他们得进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帮着合合眼，拽拽衣服，或许还有一两个需要帮着结束抽动、呻吟、活受罪。
透过树的枝叶看，五百一十三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一齐睡着了。土地淤透了血，成了黑色。血真是流得阔气，泼溅在树干和树叶上。有这么一家人，枪子都没有打散，血也流成一股，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却过分稠厚，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一颗巨大鲜红的血球，凝而不固，果子冻一般。
多鹤跟在自己的村长身后，血的气味膨胀在她的鼻腔和喉咙口，她快要闷死了。她本想找到自己的外祖母，但很快放弃了：大部分人都是从背后中弹，因此全是面朝下倒下的，她没有一丝力气和胆量去一个个地翻身辨认。
原先村长们来崎户村是要讨论撤离“满洲国”的路线的，现在明白了崎户村的最终发言。在附近的日本村庄里，崎户村是头目，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从日本迁来满洲开拓的。这时代浪村的村长突然捂住了多鹤的眼睛。他面前，是枪手的尸体。代浪村的村长和这个两度参加世界大战的老神枪手很熟。老神枪手靠在树干上，枪还在他怀里，扳机上拴的石头已经从鞋带上脱落下来。子弹是从下巴射进去的，这时他那个成了空穴的头颅祭器一般对着天空。
代浪村的村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罩在老神枪手残留的半个脑袋上。看来没有什么让五个村长插手帮忙的。那就点把火吧。
代浪村的村长说话了。他说，应该这样：每个村的枪手务必负责到底，保证在点上火之后再向自己开枪。村长们应答说，也只能这样，只能依赖枪手的无私了。确实是个遗憾，枪手最终要把自己的遗体留给中国人或苏联人去处理。
他们谁也没注意叫多鹤的女孩子正悄悄地走开。一脱离他们的视线，她就狂奔起来，背后跟着好大一蓬头发。她不是个善跑的女孩子，如此疯狂地奔跑，也去不掉两胯的那点忸怩。多鹤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跑回村里去告诉母亲，村长要替大伙当什么样的家。她必须以她不善跑的两腿和村长赛跑，赶在他前面，告诉她看见的那颗全家人的血凝结的血球，以及老神枪手对着苍天的大半个颅腔，他七十多年的记忆、智慧、秘密念头白里透红地飞溅在树干上。她得告诉村邻们这些，让他们在“好死”之前多一些选择。
就在她看到铁道桥时，从崎户村方向又传来枪声。多鹤脚步乱了一下，然后跑得更快。下了坡，就是铁道桥，已经能看见铁道上停的几节火车皮了。一节车皮的门口蹲着一个苏联大兵，似乎在刷牙。多鹤脸上被树枝划出一些口子，此刻被汗水蜇得生疼。她不能从桥上过河，只有沿着山坡向下游走，找个水浅的地方趟过去。而往下游去的山坡上一律全是榛子树，又密又野，跟它们一棵棵撕扯，她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万一她这点水性不够过河呢？
多鹤并没意识到自己在抽泣。世上竟有这样彻底的无望。
她突然掉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屯子里，有三个常给她家做活的中国人。母亲叫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汉子“福旦”。他们和母亲处得不坏，偶尔彼此还笑笑。多鹤可以找福旦送她回家，苏联大兵会把她当成中国人。多鹤跟母亲来过这个屯子一次，是跟着福旦来看一个草药医生。可是她一句中国话不会说，怎么能把福旦说动心，掩护她穿过苏联人把守的铁道桥？
多鹤还没走进屯子就后悔了。一群中国孩子在屯子口玩游戏，见了她便七七八八地停了下来，一齐朝她瞪着眼，面孔铁板。过去他们见了她也板脸，但眼睛从不朝她看。一个孩子低声说了句什么，其他的她听不懂，但“小日本”三个字是懂的。她还没想好要不要跑，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已经朝她砸过来一块石头。接下去石头、土块、牲口粪蛋一阵横扫，她要跑已经来不及了，退路和进路都被截断。她只得缩成一小团坐在地上，放声嚎哭。小男子汉们和大男子汉们一样，对于哭泣的女孩都是没办法的。他们围上来，看了一会儿，一只手上来，轻轻揪起她的一绺日本头发，看看，也没什么特别，又放下了。又一只手上来，把她的后领口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她的日本脊梁，跟中国脊梁没什么区别。不一会儿，男孩们就被她哭烦了，一声吆喝全跑了。
福旦一见多鹤，不必听她说任何话，就明白他该做什么：该马上送她回家，绝对不能让邻居看见一个日本小娘们儿出现在自己家里。福旦给她披了一件自己的烂褂子，又在她脸上抹了一把泥巴，村里少女过去就这样对付日本大兵的。福旦穷得使不起牲口，用推车把她推着，从铁道桥上穿过去。
福旦把多鹤送到家时，多鹤睡着了。她母亲请福旦把多鹤放在门内的地板上，轻手轻脚地鞠躬，轻声地道了十多声谢谢。母亲一共会说三四十个中国字，这时都用得超支了。福旦走后，母亲又轻手轻脚摘下了多鹤耳朵上的金耳环。就这样多鹤也没被弄醒。
多鹤醒来的同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一切都晚了，村长大概已经回来了。正午的太阳把四野照耀得很白，多鹤的赤脚踩上去感到地面向后漂去。母亲提着水桶小跑着往回走，半佝着身子，不给偷袭者行方便。多鹤顿着脚，怪母亲不叫醒她，现在全晚了。
多鹤带回来的消息立刻就家喻户晓了。不久。代浪村的人又差几个男孩子把消息送到了另外几个日本开拓团的村子。代浪村没有什么男人，连老年男人也没有几个，村长一直是全体女人们的当家人。一旦村长回来，像崎户村村长那样替他们当家，就什么也来不及了。消息太突然，他们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才能打点好行装。别的可以不带，食物总得全部带走，还有就是每个村分发的自卫步枪，一个村五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赶在村长回来前逃走。他们承认崎户村人是好样的，但他们可不要村长领着他们也做好样的日本人。
太阳下沉时，五个“大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村民们集中在代浪村的小学校操场上。所有人都在提问。又都在向别人做解答。没有一个人够格给这么大一群人领头。他们只听说离他们五百多公里的一个城市有一个日本收容所，从那里可以搭上回日本的船。这个以女人和孩子为主的群落有三四千人，靠一个中学生的指北针上了路。牲口抢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太老的或太幼的。这些老幼牲口就成了老人们的坐骑。
所有女人们迈着木屐碎步开始了五百多公里的远征。一个叫阿纹的女人挺着八个月的身孕，从队伍前面跑到后面，再赶到前面，缠着每一人打听她的丈夫桐下太郎和儿子。所有人都累得懒得开口，只是摇头。多鹤背着一袋饭团子，摇摇晃晃跟在母亲身后。母亲背上背着四岁的妹妹，手上扯着八岁的弟弟。多鹤摇摇晃晃地得意自己今天的成功，到底还是赢了一场和村长的赛跑。她甚至没有去猜疑，村长们处理崎户村村民的后事怎么需要大半天工夫。她已经把早晨在铁道附近听到的一阵枪响忘得精光。枪响来自一伙中国游击队员。这是一种性质难定的民间武装，好事坏事都干，抗日、剿匪、反共，取决于谁碍了他们的事，也取决于他们能占谁的上风。他们正打算进崎户村找点什么：找到冤报冤，找着仇报仇，找着便宜占便宜，却遇上了五个撤离到村口的日本村长，就开枪提前成全了他们。
人们怀念起村长们的好处是在出发后的第三个小时。那时暮色四合，三千人的队伍离开了大路，走上一辆大车宽的土路，队伍变得又长又松散。母亲们不断恳求队伍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