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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傍晚之后，多鹤在过道放了条草席，铺上棉絮。她虽然在凑合，但也得表示她不愿和这一男一女中的任何一个人睡在一个屋里。
夏天过去，几场雨一下，山坡上的松树林落了许多松果。秋凉了。
“该落下病了，”小环对多鹤说，“搬进来吧。”
她淡淡的一张脸，该怎样还怎样。
“要不你睡大屋，跟俩儿子睡，我出来打地铺？”张俭说。他那笑让人看看就累死了。眉毛顶起一大摞皱纹，两个嘴角一边堆出两条刀刻般的褶子。
多鹤咬咬嘴唇，心是软了软，但她想再等等，等他拉着小环来，正经八百地跟她讲和。
“让你倔！你跟洋灰地倔死你去！”小环说。把她自己床上的棉褥子抽下来，拿到过道里。小环和人打架吵架惯了，记仇是记不过来的。她对刚吵过打过的人往往最亲最甜，“也这么驴？冻死你！”她给多鹤铺好地铺，手这里拍拍、那里拍拍。
多鹤不吭气，也不动，等她走了，两腿一曲，跪在地上。把刚铺平整的褥子一五一十地卷好，又抱回小环床上。她可不要稀里糊涂的和解。
“瞧她，不是母驴是啥？”小环跟张俭咬耳朵。
多鹤知道他们咬耳朵说的是什么。
冬天来了，多鹤自己搬进了小屋，把被子放在大孩二孩中间。两个进入变声期的男孩瓮声瓮气地说：“小姨来了，爸该走了，要不哪儿睡得下？”
跟孩子们睡一个屋，她马上就习惯了，常常一个腋窝夹一个男孩的脸，讲他们之间才能懂的话。这种语言他们上了小学就很少讲了，是他们的乳语，但两句一讲，他们马上又记起来。他们可以讲很多话，中文、日文加婴孩、毛孩的语言，现在他们俩的词汇量大了，就把成人的词也加进来。这是极其秘密的语言，把这家里的其他成年人都排斥在外。他们用这种话讲天讲地，大孩讲他的篮球中锋梦，二孩讲他的黑子，有时两人也讲到外面世界有了一种叫红卫兵的人，把市委省委都翻了个底朝天，把省长市长都绑到大街上。
三人睡一张大床，多鹤睡在最外面，大个子的大孩睡中间，二孩的位置靠窗，窗外是黑子的窝。有时多鹤在孩子们睡熟之后还能听到隔壁的谈话声。小环的烟油嗓音咯咯笑，张俭偶尔也说个把话。你们笑去吧，说去吧，她多鹤不再酸楚了。
偶尔两次，她醒来，发现大孩钻进了她的被窝，睡在她怀里。她把他连推带抱搁回去。大孩的身体很好看，肌肉已经起来了，多鹤不能想象这么大个男孩是从自己身体里出来的。
不久学校停课了。大孩二孩这天上午回到家，说要出去“串联”。“串”什么？就是“革命大串联”啊，这都不懂？听着不像啥好事，不准去。妈真落后！哦，才知道啊？落后好几十年了……
张家和楼上的所有家庭一样，都在禁闭、打骂不到年龄却心痒脚痒要出去“串联”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这样巨大的晚辈反击长辈的热潮。从每一户门口经过，都能听见母亲们的吼声：“敢！看我不撕了你个小兔崽子……跪好！谁说你能起来的……再‘串联’给我顶两筐煤球！”……但孩子们还是走了。悄悄溜走、偷钱买票走的，掺乎在年长学生里混走的。
张家的大孩二孩一块儿逃出去，在三天三夜吃不上、喝不上、拉不下、撒不下的火车上给挤散开了，一个去了广州，一个去了北京。去广州的二孩一个月后回来，带回来几个菠萝，身上别了五枚毛主席像章。他跟小环断了好几年的对话续上了，根本就没断过似的，进门就欢眉喜眼叫了声：“妈，回来喽！”
大孩却一直没回来。从北京寄了一本毛主席语录，里面夹着一封信，说他让毛主席接见过两次，又要去大西北接见别人，传播革命火种。
大孩回来成了个“红小鬼”。一身洗白但斑斑污秽的军装，满口新词，对什么都有总结性发言。他的嗓音变得十分优美，个头又高了二寸。小环高兴得直落泪，口里说该死的小猪八戒，不交钱不交粮的日子怎么就把他养出那么一表人材！
夜里多鹤又想跟两个儿子说说他们的话，二孩跟她搭了几句腔，大孩背一转，很快睡着了。从此大孩再也不说他们那种秘密语言了。
丫头好几个星期没来信了。一般来说她一个星期来一封信，寄些好消息。没好消息，她也寄几句关照：妈妈别抽太多烟，听说烟对人有害；小姨干家务别累着，家务越干越多；爸爸别老闷着，有空跟某某伯伯一块出去钓钓鱼吧。大孩别太害羞，去考一考少年篮球队试试……
现在写信给姐姐是两个弟弟最乐意干的事。他俩一连追问了姐姐几次，为什么很久不给家里写信。信终于来了，夹在一本毛主席语录里。一般丫头给家里寄三块两块的钞票，就装在毛主席语录的塑料封套里寄过来，让毛主席给看着钱特安全似的。她说能否请妈妈给她买几尺农民自织的土布，做一件衬衫。丫头的这个请求非常古怪，但小环还是照办了。又过一阵，她又要一双农家自制的土布鞋，明确说不要母亲和小姨做的那种城市人穿的，要地地道道土布做的。丫头越来越古怪，全家都猜不出她的意思，只有大孩懂得姐姐：穿农民做的鞋是不忘我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和小米加步枪的伟大传统。虽然大孩在外面腼腆得令人作痛，他在家一向头头是道，连二孩有时都给他镇住了。
他们发现丫头还在古怪下去：问种过庄稼的父亲小麦怎么种，怎么锄，怎么收；谷子和高粱什么节气种。父亲一给了她回答之后，跟小环讨论：“你说这丫头对劲不对劲？”
“也没啥不对劲吧？”
“她不是要飞飞机吗？成务农的兵了？”
“务农不耽误她当五好战士就行。”小环收到了丫头寄来的“五好战士”金属证章，给楼上十六家人，人人看一遍，再拿到多鹤面前。多鹤不声不响地听小环讲“五好战士”是如何大的一个功臣，眼巴巴看着小环把证章拿走。第二天，小环发现证章被别在多鹤的枕头上。
“这证明我姐思想红，作风硬，不忘农民是我国最贫穷的阶级！”大孩是这样解释。
二孩像是多了个心眼，把姐姐的信反复看，每封信读好多遍，想读出谜底来。
这是个天天翻出无数谜底的大时代。楼上的一个邻居家里突然闯来一群红卫兵，揭了这家的谜底：台湾的潜藏特务，天天收听台湾广播。对面楼上的一个女人也被揭了谜底：在她做工人阶级的妻子之前曾经是国民党连长的臭太太。大孩二孩中学里，原来一个教师正经人似的，红卫兵们稍微一追究，发现他是个漏划右派。
上百幢红白相间的家属楼破朽不堪，却被天天刷新的大标语白纸黑字地统一了。哪幢楼里多出了几个反面人物，哪幢楼便淡妆素裹，大标语从前阳台后阳台飘然垂降，挡风挡太阳。
大孩张铁、二孩张钢和黑子都觉得大时代的日子比家里风光，常常忙得两头不见亮。尤其张铁，也是一支红卫兵队伍的头目，穿着拿父亲帆布工作服跟市武装部的子弟交换来的破旧军装，对家里三个长辈满脸都是“你懂什么”的不耐烦。
七月是百年不遇的恶暑，人们搬着床板、拎着席子睡到顶楼上。半夜张俭被闷声闷气的搏斗弄醒了。男孩子们夜夜都有搏斗。他正要睡过去，发现这一对斗士是张铁和张钢。虽然张铁个子高，张钢的拧种脾气却往往使他克服劣势，反败为胜。首先他不怕疼，咬住他的皮肉和咬住他的衬衫没什么区别。张铁打不赢往往出牙齿，牙齿紧扣在弟弟肩头，却毫不阻挡弟弟出拳出脚。最精彩的是两人打得安安静静，十分庄重。
张俭拉开了两兄弟。张铁鼻子、嘴唇血糊糊一团糟，他脱下汗衫，堵住鼻孔。而弟弟张钢摸也不摸肩头的咬伤。父亲招一下手，要儿子们跟他下楼。大孩不肯动，二孩走了两步，见哥哥不动，他也站下来。他不愿单独和父亲去，成了先告状、告偏状的那一方。张俭了解他的小儿子，也不勉强他。他怕吵醒邻居们，打了个恶狠狠的手势：先去睡觉，账他会慢慢跟他们清算。
第二天早上，张俭在吃早饭，准备去上班，兄弟俩夹着草席下楼来。大孩走前，二孩走后，中间隔六七步远，一看就是冤仇没打完。
“都站住。”他说。
两人老大的不情愿，站住了。一对光膀子，四只蛮横的眼睛，活活是两个小型造反好汉。大时代把这个家狂卷了进去。
“站好。”
都不动。
“会站好不会？！”张俭吼。
小环从厨房出来，看爷仨一大清早找什么不自在。多鹤还睡在楼顶上没醒。她每天晚上领回的字头太多，干累了，早上醒不了。从楼顶上下来之前，小环把她的帐子重新掖了掖，防的是早出动的苍蝇。
两人把肋巴骨向前推动一下。
“为什么打架？”张俭嚼着很脆的腌黄瓜开审。
父亲的话像是让墙听去了，一点回音反应都没有。
小环插足了。她一边用手巾擦着大孩脸上的血迹，一边说：“大孩，是不是你的革命观点和二孩发生分歧了？”如今小环用来揶揄打趣的，全是白纸上写出来的黑字，“咋不他姥姥的辩论辩论，让咱听听也进步进步？”她嘻哈如常，毛巾被大孩的手一下抡开了。
张俭的手抡过来，给了大孩一耳光。
“你在外头当造反司令，你回来当一个我看看！”
大孩怒得肋巴骨更送得远，肋巴下面的上腹部形成一个可怕的深谷。
“二孩，你给我说，你俩为啥打？”父亲问。
二孩也坚决做哑巴。
张俭对眼前的两个打算做烈士的男孩狞笑一下：“我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