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常常回忆她和他的这个开头。有时也怀疑自己的记忆不准确。但后来又想，她和他如此的相认。她怎么会记不准确呢？不过才二十年啊。就是五十年、六十年，她也不可能忘了这个开头的。
这时他们一个是探监人一个是坐监者，他对她的邀约点了点头。她的邀约让卫兵们听去，就是：每晚九点，想着多鹤，多鹤也想着你。你和多鹤，就看见了。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九点，多鹤总是专心专意地想着张俭，她能感到他赴约了，很准时，骆驼一般疲惫、不在乎人类奴役的眼睛就在她面前。对她而言，就是她在另一个世界，他也会准时赴约。
一天，多鹤对一直挥之不去的自杀念头感到惊奇：它怎么突然就不在了呢？小环还是天天叹着“凑合”，笑着“凑合”，怨着“凑合”，日子就混下来了。她也跟着她混下来了。按多鹤的标准，事情若不能做得尽善尽美，她宁肯不做，小环却这里补补，那里修修，眼睛睁一只闭一只，什么都可以马虎乌糟地往下拖。活得不好，可也能凑合着活得不太坏。转眼混过了一个月，转眼混过了一个夏天。再一转眼，混到秋天了。“凑合”原来一点也不难受，惯了，它竟是非常舒服。多鹤在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正是为此大吃一惊：心里最后一丝自杀的火星也在凑合中不知不觉地熄灭了。
她也学会给自己活下去找借口，就像小环找的借口一样可笑：“我不能死，我死了谁给你们包茄子馅儿饺子啊？谁给你们做粉皮儿啊？”“我得活着，死了上哪儿吃这么甜的香瓜去？”多鹤的借口是：她不能失约，她每晚九点和张俭有约，她不能让他扑空。
十月份钢厂的宣传车到处肝，锣鼓震天响，大喇叭到处嚷，庆祝新的革委会主任上任。原来彭主任被拉下了台，成了新敌人。小环在缝纫摊子上跟人谈笑，说：“多了个新敌人也要敲锣打鼓庆祝！”
新敌人的老账要被重新算过。新敌人的老敌人要一个个重审。不久公检法重审了张俭的案子，把他的“死缓”改成了有期徒刑二十年。
小环对多鹤说：“趁这个新主任还没变成新敌人，咱们得把张俭弄出来，谁知道万一又有什么人再把这位主任拉下去，把账又翻回去？”
她和赵司务长已经是“嫂子”“兄弟”了。赵司务长开始还受小环的礼，慢慢就给小环送起礼来。他也跟小环所有的下九流朋友一样，觉得小环有种说不出的神通，很乐意被她利用利用，小环在他这样的人身上有利可图，是他的福分。每次来小环家，劳改农场干部食堂的小磨麻油、腊肠、木耳金针粉丝也都陆陆续续跟着来了。他早忘了他跟小环接近的初衷是为了接近女阿飞小唐，他一看见围在小环缝纫摊子边上的人争先恐后、勾心斗角地讨好小环，很快心生怨气：“都不是个东西，也配给小环嫂子献殷勤！拿一包酱萝卜也想在她身边泡一下午！”
赵司务长指甲缝里刮刮，都比那些人倾囊还肥。他替张铁找了一份民办学校体育老师的工作，张铁住学校去了，从此张家不再有张铁那块抗日根据地。
小环一直不提让赵司务长找关系重审张俭案子的事。她还得等时机。她对时机的利用、心里的板眼总是掌握得非常精确。她准备春节之后再张口，那时候她给他做的一套纯毛华达呢中山装也做成了。
小年夜，二孩张钢回来了。出乎多鹤、小环的意料，他长得五大三粗。进门之后，他喝了一杯茶，又往外跑。小环问他去哪儿，他不吭气，已经在楼梯上了。多鹤和小环趴在公共走廊的栏杆上，看楼下搁着一个大铺盖卷。等张钢搬着铺盖卷上来，小环问他为什么把家当全搬回来，不就回来过个年吗？他也不回答，抿嘴对跟前跟后的黑子笑笑。
他把被子、褥子直接拎上自家阳台，黑子两个爪子搭在他胸口，乐得嘴叉子从一只耳朵咧到另一只耳朵。他把被子拎到阳台栏杆外面抖得啪啪脆响。黑子的爪子又搭在他背上。
“瞎亲热什么呀……我回来又不走了！”
小环和多鹤这才沾了黑子的光知道了他的长远打算。不回去只能像整天围在缝纫摊旁边的人那样做阿飞。这些抗拒学校、居委会、家庭的压力，坚决赖在城里的年轻人起初被社会看成阿飞，后来自己也就没有选择地做起阿飞来。小环看见二孩张钢的手生满冻疮，手指头红肿透亮如玛瑙，心想：做阿飞就做阿飞吧。
大年夜大孩张铁也回来了，坐在饭桌上，把多鹤给每人盛的米饭倒回锅里，又换了个碗，自己盛了饭，坐回来，谁都装作没看见。二孩跟多鹤说他认识一个拉二胡的天才。是个老头，他在淮北跟老头学了一年的琴。
小环知道二孩在和大孩划清界限：你不理小姨，我偏跟她亲热！她想，完了，家里的太平又没了。年饭前哥儿俩还相互说了两句话，现在又敌我矛盾了。晚上睡觉问题就来了，大孩张铁把过道变成了他的卧室，并且宣布谁也不准在夜里通过他的卧室去上厕所。
谁都不搭理他。
小环笑着说：“比日伪时期的东三省还麻烦，日军、伪军、抗日联军！”
第二天早上，小环最后一个起床，发现两个男孩都出去了，中午一先一后回来，张铁一只眼是黑的。他过去打架就不是二孩的对手，现在二孩长高长粗了，认真打，他命都难保。
张铁在小屋的双人床之间挂了一条布幔子，里面是他的地盘，外面属于张钢。他宣布不去民办学校当体育老师r，理由之一是既然张钢回到家来吃白食，他也能吃。理由之二是体育老师挣的十八块钱不值当他每天听学生骂“日本崽子”。
小环只好日夜赶做衣服养活一大家子。好在穿黄军装的风头人们出够了，又开始穿起蓝的、灰的、米色的衣服来。年轻女孩子也开始把紫红的、天蓝的布料送到小环摊子上来做春天的衣服。可惜百货公司只有几种布料，一个女孩子大胆些，带头穿了一件紫红色带白点的无领衬衫，马上有十多个女孩子买了同样的布，让小环给她们做一模一样的无领衬衫。从小环前面马路上过的女孩子每天成百上千，小环数了数，她们一共只有十来个花色的衣服穿。
阿飞们也不再做阿飞了。他们的父母退了休，让出了位置，他们顶了上去。他们剃了大鬓角、小胡子、飞机头，换掉了拉链衫、瘦腿裤、宽腿裤，穿上了白色帆布夹克，一个个提着父母的铝饭盒，原来也不是天生流里流气。他们都没忘小环阿姨，下班后路过她的摊子，还常常站下喝一杯日本茶，带给她新的时装样子。上海人、南京人现在时兴在裙子的哪个部位装一道边，绣哪样的花，等等。他们有时带来世界和全国的新闻，还会讨论一阵。
“田中角荣每天背一页字典呢！”
“‘中日邦交’是啥意思？不是外交吗？”
“小姨，中日都邦交了，你啥时候回日本看看去呀？”
多鹤就给他们一个大大的笑脸。
十月的一天，大孩张铁跑到缝纫摊子上来向小环要钱。十九岁的人有许多开销，吃、喝、抽、玩。这天他要钱是换自行车胎。张俭的自行车给二孩张钢骑，张铁买了一辆跑车，常常骑出去远游。小环把口袋里两毛、五毛的零钱往外掏。多鹤从身上掏出一块钱，是原打算去买线的。张铁接了过去。
“放下。”小环说，“日本人碰过的东西你不是不要吗？”
张铁把钞票往地上一扔。
“给我捡起来。”小环说。
张铁英勇不屈地挺立不动。
“给你小姨捡起来！”
“妄想。”张铁说。
“回家再揭你皮。”小环说着，拿起凑成一堆的小钞从缝纫机后面走出来，“来，拿去吧。”
张铁走到小环面前已意识到上当了。小环一手抓住他的衣裳前襟，一手同时往后一伸，抄起缝纫机上的木尺。
“你捡不捡？！”
张铁眼睛眨巴着。
周围已围了几十号观众，居委会的四五个女干部全层趴在栏杆上往楼下看。
这时一个外地口音说：“让一让！让一让！”
人们不情愿地让了一让。被让进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人，干部模样。他仰头对几个女干部说：“我是省民政厅的，居委会在哪里？”
五个女干部马上对下面吼叫：“朱小环，回家打孩子去！让省里领导同志看着影响坏透了！”
小环把大孩张铁往那一块钱钞票的方向拽了拽。
“捡！”
省民政厅的干部飞快地从“三娘教子”的戏台穿过，上楼去了。
张铁因为需要小环兜里的钱和地上这—块钱，在小环颤颤悠悠的木尺下弯下腰。他的脸血红，充满丧失民族尊严的痛苦。他的手碰到钱的时候，有人小声笑了，他的手又缩回来，木尺却摁在他后脑勺上，他高低不是，人们大声笑了。
张铁把钱仔细数了数，“还缺两块！”
“对不起啦，你妈和你小姨干了一上午，就挣了这点儿。”小环的缝纫机轻快地走动。
“那你让我拿什么去换胎？”张铁问。
楼上一个女干部伸出头来，叫道：“竹内多鹤！你上来一下！”
小环抬头问：“啥事？办公室不是给你们扫干净了？”
“省民政厅的同志要跟她说话。”女干部说。
小环觉得她的客气口吻十分可疑。
“不上去。省民政厅首长有什么话，下来说，竹内多鹤也叫朱多鹤。她有个姐叫朱小环，有人要把朱多鹤卖了，她姐想跟着分点钱！”
一会儿，五个女干部都趴在栏杆上劝说，要竹内多鹤上去，是好事情。
小环懒得回答，只是一心一意踩缝纫机，打手势让多鹤安心钉纽扣。什么都由她来对付。
省民政的干部下了楼，旁边陪着五个女干部。小环和多鹤看着他们。
女干部们轰鸡似的把围观的人都吆喝开了。大孩张铁正要离开，一个女干部叫他留下。
省民政厅的干部拿出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