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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监一职听上去好像和大明的县令差不多，但实际上就相当于大明的镇长。因为朝鲜国小，本身就相当于大明的一个省，这么点地盘有分了八个道，道之下还有府、州、郡，之下才是县。所以一个县管辖的地盘民众也就相当于大明汉地的一个镇，而且还不是一个中等的镇。
“是动了真格啦，大明天子是要替我朝鲜扫除数百年来的弊政啊！”
坐在崔益铉身边说话的是名叫张济民的朝鲜人。原来是七班贱民出身，从小给富贵人家的少爷当书童，因而识得些文字，现在居然也是个官了。
“没错，是数百年来的弊政！两千万庶黎，三千里江山，终有安泰的一日了。”
这样的话，历史上的朝鲜硕儒崔益铉是无论如何不会说的。但是在集体农庄生活的几年，却让他知道了农人原来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依靠士绅，也不惧怕官府，还拥有自己的土地（实际上是自己的），无论是共同劳动，还是分田单干（集体农庄的运营模式并不是固定的，不过一般情况下，销售和采购是集体进行的），都能让庄户生活富足。
虽然时常要参加战斗，还有人牺牲，但是这样的付出，没有人认为不值得。而且他所在的那个有500户农民组成的集体农庄甚至连“教化”的工作也能承担，由农户集体出资开办了私塾，让他和另外几个识字的农民担当私塾先生，教庄子里面的孩子读书识字。
既然一个没有士绅地主，人人平等的农庄可以运行的比士绅统治更加良好，那么士绅地主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而且这些士绅地主，对整个国家又有什么作用？就士绅集团的整体而言，他们就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卫国的书呆子，一群废物！
这时候，端坐在主席台上的朱皇帝还在继续信口开河地说着“朱济世主义”的道理：“实际上，朝鲜目前的等级和土地制度，对于两班户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处。这种制度是将两班地主阶级变成了一个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寄生阶层，犹如中国的士绅地主和日本的武士。这个寄生阶层，占到朝鲜总人口的10％以上，是整个朝鲜社会的一大负担，他们不会创造任何财富，大多数人也没有官职，除了剥削农民，就是坐吃山空。而且这10％的人口，乃是国之精英，一国精英，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是读些无大用处的儒家经典，与国于民有何益处？难道便是在履行圣人的道理？
因而，此次朝鲜土地改革之后，不仅原有的等级制度要全部废除，实现诸班平等。而且朝鲜的科举取士和儒林书院也要改革。取士要人人平等，同时还设立年龄限制，到26岁为止。超过这个年纪，就不要再考科举了，去做些别的事情，种地也好，做买卖也罢，都比枯坐家中读死书要强啊。”
原来朱皇帝是将大明的科举改革搬去朝鲜了。朝鲜事事都以中国为师，所以这个国家的毛病也和中国差不多。整个社会的精英变成了百无一用的文人士大夫，当然读点圣贤书也不是不好，但是不应该读一辈子啊！如果一国精英都捧着几本死书读到死，这个国家能富裕发达吗？朱皇帝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一辈子统治个穷得叮当响的朝鲜，然后学后世某宇宙强国的领导人，隔三差五去朱国雄那个胖子那里打秋风，这样也太凄惨了。
第847章 多收了三五斗
就在我们的朱皇帝开始拿定主意要拿朝鲜的两班地主开刀的时候，大明帝国的一部分士绅，已经率先完成了身份的转换，变成反动资本家了！
金秋之月，本来就是农人对收获充满期待的月份，不过等待他们的可不一定是个金子般的时刻。
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外的某处谷场里，高高摞起的秸秆堆透着丰收的意味，农人们正围在一处，满脸忧愁的讨论着。
“今年明明是个丰年，每亩地都多收了三五斗，本来想着卖个好价钱，把欠的印子钱还掉一点，可是这个米价也太低了吧？”
“谁说不是啊，自打光复5年以来，咱们四川的米价就一年比一年贱，上好的精白米，一石都不值一块半了……”
“还不是连年丰收闹的？听说不止是咱们四川丰收，湖南、湖北那里也是大熟，安徽、江苏的粮食更是多的吃不完。还有大海船源源不断从东北运来米粮。本来咱们四川的粮价比下江要便宜，现在反而是四川天府之国的粮食比下江贵了！”
“我看还是奸商压价！成都城里面的米商个个都不是好东西，一边从下江买米，一边压我们川米的价钱，良心都被狗吃了！”
“刘老爷，这事您可不能不管，您可是咱大邑县公局的议员，连县太爷都得听您的话，您就去跟县太爷说说，让他下个命令，别让下江米到咱们四川来卖了！”
听大家说得热闹，刘宗英矜持地板着面孔，长长唉了一声：“你们以为王县令是皇帝老子啊，一声令下，下江的米就不来了？就算是下江的米不来，今年咱们四川的粮价也好不了多少。”
聚集在这里的小农们或许不知道四川粮价连年下跌的真正原因，不过身为大农场主的刘宗英是在清楚不过了。四川的粮价，其实是被四川地里面长的粮食给压下来的！实际上，只要去安仁镇外看看那连成一大片刚刚收割完的300多亩水浇地的情况就知道了。
那是安仁刘家几个兄弟的土地，原本有四分之三是租给二三十家佃户耕种的，现在全部收回，由刘宗英和他的三个兄弟共同经营。他们三兄弟还有几个半大孩子当然种不了300多亩水浇地了，自然是要雇工耕种了。而在雇工的同时，刘家兄弟还出资铲平田垄，挖掘灌渠，购买耕牛、农具、良种和肥料，还修了几架灌溉用的水车。好一番投资，足足花了刘宗英小两千银元，一开始他自己的钱还不够，又向大邑县的立信银行贷了笔款子。可是这样的投资，却是有丰厚回报的！虽然这300多亩水田上投入的劳动力，还不到原来的15％，但是每亩产量却和小农精耕细作的农田基本持平，而且随着大规模种植的方法渐渐被农业资本家们所掌握，大农场的每亩单产正在迅速追平甚至超过小农户！刘宗英就觉得自家田里面的亩产，很可能比邻近的小农还高了那么一些，而且还有提升的空间！
而在整个四川，不知道有多少个安仁镇，不知道有多少刘宗英这样的农业资本家，在整个大明汉地，大规模种植的方法正越来越普及，优势也在逐步显现。因而造成了整个汉地粮食产量出现了缓慢的增长——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朱济世的预料，不过想想也正常，种地这事儿不仅有力气就行，还得有脑子有资本，要是比力气，两个刘宗英也不如一个杨老白，但是比脑子比资本，一百个杨老白也抵不上一个刘宗英。
不过单是汉地农业的缓慢增长，还不至于造成粮价连年下跌。但是随着大农场的出现，大量破产失地的农民的被迫迁徙，造成汉地人口的不断流失！虽然没有多少数字显示过去几年到底有多少人口自汉地迁出，但是现在东北、婆罗洲、交州等地的人口总和已经突破了1200万，其中的大部分肯定是过去几年从汉地迁来的。如果再算上移民到南洋其他各国、澳洲和美洲的汉人，自光复元年至今，自汉地迁出的人口肯定已经超过了1500万，很可能达到了1800万。另外，太平天国运动和反清复明战争，也造成了汉地人口的损失。
此消彼长之下，本来紧绷的汉地粮食供应开始变得宽松起来。而自东北和交州流入的大批廉价粮食，则让汉地日渐宽松的粮食供应一下子陷入了小幅供过于求（当然是低水平的供过于求）。粮食价格连年下跌，虽然跌的不多，对刘宗英这样的大农场主基本没有影响，但是对那些租种土地或者只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来说，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苦难。
一个满脸都是皱纹，抽着旱烟的老农叹了口气，“明明是多收了三五斗，这日子却愈发的不好过了，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就在这时，一个胖子穿了一身红袍子，脖子里面挂着个算盘，手里捧着本账簿，一边笑着，一边大摇大摆走来了，这人正是安仁镇的镇长张道升张老爷。
“今年丰收，张某人先给诸位乡亲到个喜，然后呢……大家也知道张某人是替皇上办事情的，今年的秋税，麻烦大家及时缴清了，每家每户该交多少，张某已经算好了……”
这个张道升是大邑县城里的读书人，和刘宗贤同科中的秀才，因为分数比较高，所以就当了镇长。不过这个张镇长有点烂好人的性子，没有什么官威，镇里面得罪人的事情都是刘宗贤和一个名叫王威的治安官出面。现在刘宗贤还没有回来，他只好自己出来收秋税了。
刘宗英很爽快地回答道：“好的，一句话，刘家在安仁镇一共有应纳税农田320亩，其中下田180亩，中田80亩，上田60亩。另有新开垦坡地40亩，按例3年免税。光复7年应缴赋税银元208块，还有大邑县上的教育摊派12块，一共220块。对不？”
“对对，和本官计算的一样。”
“这是支票，您收好了。”刘宗贤取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支票，双手递给了张道升，好一个诚实纳税的好臣民，不过他们老刘家的320亩水浇地怎么会有中田、下田呢？那可都是最好的上田啊！原来四川实行宪政之时也查过一次田，基本上把那有势力的大户人家的田都查成了中田下田，把贫下中农的地都查成上田了！
当然，四川那些大户人家应纳的田赋还是比清朝时候要高，毕竟没有什么短价和注缓了，而且官府下了乡，也不需要通过所谓的士绅征收税赋，他们也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