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美来请吃饭，我们走到饭厅去，我坐在海伦的旁边。海伦对我的态度虽比以前保住了较远的距离，但话还是谈得很多。她高兴地告诉我最近的歌唱很有进步，告诉我她感到我以前所说学习高原的理论是对的，她现在似乎已经越过了这个高原。她叫我到她家里去，她要唱给我听。她还自负地说在上海她的歌唱已经没有敌手。我提起几个中国女孩子，她们也是梅百器教授所喜欢的学生，她总是毫不客气的批评某人的声质太粗糙，某人的嗓子不够，某人的声音太无情感。自始至终她没有同我谈到思想与哲学。她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她了。
饭后我与史蒂芬夫妇谈话特别多，史蒂芬太太总是劝我放弃独身主义。她说，她并不是反对独身主义，等于她不反对蔬食主义，但如果独身主义者一直忘不了对于女孩的兴趣，就和蔬食主义永远想念荤腥一样，那是非常滑稽的，她说这种勉强的信仰都是罪恶，会留给将来痛苦的懊悔。
九点钟的时候，大家走散，我心里有许多烦恼，我想到梅瀛子今天的作伪，假装着同我久别重逢，实在是逼真得漂亮，我想到白苹与她奇怪的关系，我想到今天的饭约与我去前想象的不同，但是在昨夜谈话中白苹为什么不告诉我？总之，我归纳的结果，觉得白苹对我的感情有了变化是没有问题的，而梅瀛子叫我搬走是白苹的暗示，也成了我下意识的定案。
因此，自从那天以后，我对白苹有比较的疏远，我很少去看她，只是偶尔打电话去问问她。但是她并没有去天津或去香港的音讯，也没有进舞场的决定，只是告诉我决定了再通知我。
海伦不再来找我，梅瀛子碰到更少，只有一二次在史蒂芬与海伦家里碰见她。我曾去海伦家里吃晚饭，她们很客气待我，我听海伦美丽的歌声，圣诞节的成功已经是没有异议的事。史蒂芬，听他太太说很忙，不但不来看我，我每到他家去，总没有碰见过他。史蒂芬太太同我谈得更投机，她的思想情绪是正常而坚定，我成了她客厅里的常客，一谈就是很久，这一份感情是自然美丽而温暖，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所谓真正“淡如水”的友谊，有深切的了解，有相互的融洽，最宝贵还是黄金的距离。这种友谊的距离同美感的距离是一样，等于照相机上的距离，多一份就太过，少一份就不足，使我悟到了所谓友情的艺术。我很后悔当初与海伦过分的接近，也很后悔搬到白苹地方去住，是这些失去了我们适当的距离，破坏了我们最好的友谊。海伦的消息倒时时在史蒂芬太太处可以听到。白苹的消息越来越隔膜，一直到有一天，报上刊登了白苹重到百乐门伴舞的消息，我到她家去看她，她不在家，我同阿美谈了一会。阿美告诉我白苹被刺的原因已经打听明白，完全是为一个日商与一个日本军人争风，那位军人派人去刺那个日商而误中的，所以现在毫无问题，可以进舞场伴舞了。我出来买了一只花篮送去，夜里到舞场尽一点照例的捧场义务。但是白苹忙得非凡，最后坐在我的台子上，似乎很生气，言下说原来我的目光中她也还是一个舞女。我没有法子回答她，不到五分钟，我就回家。以后也曾去看过她，她既不在家又不在舞场，夜里我打电话到她家去，她不是没有回来，就是已经睡觉，我既没有什么事，所以也不叫醒她，只托阿美为我问候问候就是。在报纸的娱乐版上，我时时看着白苹的消息，她的舞客已不限于日人，而一切她的舞客都在尊重她的自由，在舞女中，这样的境界，已经像是超于政党的政客。像这样红忙的明星，我自然不能也不想常去找她了。
我的生活的确比较平静，我很安详地有主动的地位来支配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多久，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它不但扰乱了我的生活，它也打断了海伦音乐会计划的实现，它还破坏了史蒂芬太太美丽的环境与心境，它波动了社会，还翻乱历史与地图，自从抗战以来，它从新估计了我们民族流血的意义。
二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夜深时，当我正放下书，预备吃一点东西就寝的时候，我听见了炮声。
那么难道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想。
这许多日子中，太平洋风云飘到上海的已经不少，先是美国驻军的撤退，再是美国一再召回上海的侨民，最近又有许多船只的停驶，以至于已出发来上海的船只的折回。在这些风片云瓣中，我也偶尔与史蒂芬夫妇谈到，他们始终无确定的判断，也没有发表过什么详细意见。史蒂芬是军人，他似乎除了听上面的命令外，不必预料一切的变化，史蒂芬太太是音乐家，对于政治很少兴趣，所以每次偶尔谈到，始终未成我们谈话的中心。
然而如今是炮声！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呢？租界中已无英美 驻军，那么自然是英美留此的军舰。可是这究竟是一个臆断，无从证明也无从打听。我开了无线电，方知太平洋战争确已爆发，黄浦江上，英舰与日军在开火。
有点冷，也已经很疲倦，我开始就寝，我想第二天的报纸总可以有更详尽的消息。
但是第二天的报纸，竟什么都没有；我出去看看，马路一切依旧。后来到报馆看一个朋友，才知道四更时的炮声果为日军与英舰的冲突，这只英舰因不愿缴械而被击沉，全体舰员都以身殉难。还有一只美舰，则因众寡不敌，已被缴械，舰上人员，都成俘虏而进集中营了。
这使我想到了史蒂芬。我直觉地有点惊慌，是这样可爱的一个朋友，难道就此永远不见了。如今回忆起来，才意识到我同他近来会面的机会实在太少，我于是拿起了电话，满以为史蒂芬太太总可以在家，但是她竟一早就出去了。我留话请她回来时打个电话给我。
我从报馆出来 ， 到钱庄去取点钱 ， 钱庄上人挤得厉害 ， 我等了半天方才拿到。匆匆出来，心境非常不安，没有雇车，也没有目的地，我一个人走到了南京路。那时南京路上有许多日本的军用车来回的走，车上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散发许多荒谬的传单与可怕的禁令，路旁都是人，有的站着观望，有的匆忙地奔走，市面非常混乱。我顺着南京路走到静安寺路，许多地方都已有日军在布岗，沿途忙着装军用电话线；墙上只有日军布告，没有一点别的东西，我很想回家听点无线电里的消息，但从英租界到法租界的路都已封锁，后来听说有一条路可以走过，我于是绕着弯过去。这时候，我想到了白苹，在这样慌乱的情形中，白苹不知怎么在安排自己？我同她好久不见，也许她还可以告诉我史蒂芬的消息，于是我坐上一辆车，一直到白苹那里。阿美来开门，她说：
“怎么这许久不来呢？”
“所以我今天来了。”我说：“白苹在家吗？”
“在家。”
但是我还站在门口，她笑了，说：
“请进来吧。”
“有客人在么？”我问。
“没有。”她讽刺地笑：“专等着你来。”
我没有说什么，走了进去。白苹的房门关着，可以听到日语广播的无线电声音，我略一沉吟，我敲门。
“请进来。”
我推门进去，白苹穿着灰布的长袖旗袍，卷起袖子，露着两寸的白绸衬衫，非常安详地坐在矮小的沙发上，脚穿着软鞋，伸得很远，吉迷就睡在她的脚旁，右面开着电炉，左面茶几上是一匣巧克力。她看我进来，没有动，眼睛望着我，反手关了无线电，露着百合初放的笑容说：
“是你么？”
“奇怪么？”
“没有。”她说：“我想你也该来了。”
我脱去大衣，坐在她的对面，她说：
“坐到这边来，比较暖和些。”
我坐过去，她拿了两块巧克力，抛了一块给我：
“吃一块巧克力吧。”
“谢谢你。”我说。
她半晌不说什么，露着低浅的笑，端详着我。于是迟缓地说：“更清瘦了。”
“你太悠闲了。”我说。
“怎么样呢？”
“外面这样混乱，你一个人这样安详在家里。”
“不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你有史蒂芬的消息么？”
“好久不见他了，他怎样啦？”
“好久不见他了？”
“他好久没有找我，”她说：“也没有打电话给我。”
“你知道他所属的那个军舰昨天被缴械了？”
“自然知道。”
“他呢？”
“想来是进集中营了。”她微笑着说。
“白苹！”我歇了半晌，抽起一支烟，眼睛低视着庄严地说：“我很奇怪你这样，史蒂芬到底也是你的朋友。”
“自然。”
“那么你一点也不着急。”
“你怎么知道我不着急？”她顽皮地笑。
“你的态度。”
“你要我满街去叫么？”她还是顽皮地笑。
“我们是人，我们有情感，我们有爱。”我说。但是她顽皮地接我的话：
“我们应该着急。”
“而你安详地坐在这里！”
“你呢？”她顽皮地说：“你也安详地坐在这里。”
“你知道我上午跑了几个地方？”
“你知道我从有炮声时候起，跑了几个地方？”她始终顽皮地温和地说，但是忽然换了纯正的口吻：“我该着急的事情多了，我自己的处境，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前途，我还有更好的朋友在香港，我难道应当在你的面前披头散发，挥手顿足的失声大哭吗？”
我低头不语，她又说：
“难得到这里一走，何苦绷着脸来同我吵架；朋友，你也有，我也有，各人去尽自己的责任，去尽自己的爱心。也许你为史蒂芬跑了一上午，也许我为史蒂芬哭一宵，但这些都是我们对史蒂芬的感情，你也不必表现给我看，我也无须对你装作慌张。”
“但是我们应当商量着想办法。”
“商量？”她说：“假如为营救史蒂芬，我同日本人商量，不是比同你商量来得有效。但是这是有效么？战争！朋友，战争！你 知道么？”
“……”我似乎有话，但是说不出什么。
“不要这样，给我一点笑容看，”她笑着，于是朝着外面叫“阿美！”
阿美在门口出现，白苹说：
“拿两杯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