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发现她们没有武器，一个敌军官哈哈大笑，得意洋洋地叫道：“弟兄们，不要打枪，捉活的，谁抓住这些娘们，就给谁做老婆，要大洋赏大洋，要升官就升官。”当兵的一听这个命令，真的就不打枪了，漫山遍野的敌人像疯狗似的向她们扑来。别看她们都是些姑娘、妇女，穿起山林来，敌人却赶不上，累得在后面干哼哼。但她们连口凉水都喝不上，又渴又饿，累得精疲力尽。当天下午，林维先的爱人何道清因为脚小，加上小女孩拖累，被敌人抓去了。县委委员陆化红的五个月的男孩也落入敌人之手。太阳落山时，她们集合转移到另一座山上隐蔽，暂时避开了敌人。
在敌人搜山的第五天，史玉清和陈宜清等四个人被敌人冲散，与妇女排失去了联系。途中史玉清又打摆子，烧得满嘴都是泡。到了搜山的第十一天，她连病带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史玉清怕为她姐妹们受连累，说：“宜清姐，我实在爬不动了，你们三个先走吧，不要管我了。”她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死，死在一块；活，活在一起。”在姐妹们的精神鼓舞下，她忍着疾病的痛苦，和她们一起隐蔽。这天她们走到半山腰，都走不动了，就在几丈高的悬岩上的石缝里隐蔽。太阳当空时，发现对面山路上有敌人飞快地向她们包抄过来。一扭头不好，头顶上也来了敌人。她们不顾一切，一下子从几丈高的光石板上溜下去，十几个敌人吼叫着追下来。史玉清连声喊道：“快！分头快跑，跑出一个是一个。”她攀着树枝跳到一个敌人想不到的乱石丛中。刚躲一会儿，就听到敌人喝问声：“臭娘们！你们不是四个人吗？那一个到哪里去了？”“我们就是三个人。”这是陈宜清她们的声音。原来她们从石板上溜去后，就往沟下突围，被一个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水潭挡住了去路，还没转过身来，敌人已冲到眼前了，就这样，陈宜清三人落入敌人之手。没隔一会儿，山沟里又传来粗野的叫骂声：“你们几个人？”“就是我一个人！”这是一个老头的声音。“胡说，还有一个大姑娘、大辫子到哪儿去了？”“没有，就是我一个人。要杀就杀，就是我一个人！”顿时听到一声高喊：“共产党万岁！”紧接着“砰！砰！”两枪，这个老人就壮烈地牺牲了。
夜很寂静。偶尔，从山林深处传来野兽的嚎叫声，使人毛骨悚然。孤独星升起好高了，史玉清怀着沉重不安的心情，爬出乱石丛，在山沟里发现一具尸体。夜色灰蒙蒙的，看不清是谁。头被敌人割去，肚子被剖开。她用手摸出一双粗糙的大脚，她断定是一个男同志，是自己的同志牺牲了。这时她只有仇恨，而没有眼泪，她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捧了几捧沙，洒在死者的身上，尽点心意。
往上走没多远，又发现了一条黑影子，莫非又是一具尸体？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向前走去，原来是床破被单。她的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滚，沟下牺牲的不是别人，是妇女排的红军家属老李。老李六十多岁了，老伴死得早，儿子当红军长征去了。这床破被子是打土豪时，组织上照顾他的，她还亲手给打了几个补巴，老李走了，她拾起被子痛苦极了。好几天来除了喝一点凉水外，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四肢无力，手拉着茅草、小树爬上了另一座山。趁天还未亮，就在草棵里睡了一会儿。但是想到被杀、被抓。失散的战友就怎么也睡不着。那该死的山老鼠就从她身上跑来跑去，林中的鸟儿已鸣叫，这时天快亮了。她又转移到树林茂密的大山沟里隐蔽。山上乌鸦很多，一群几百只，它们在山上靠吃死去的野兽或死人过日子，她躲进树林不到一小时，就被一群乌鸦发现了，几百只乌鸦低飞狂叫，它们以为她是死人。当它们低飞离她几尺高时，她就起来动一动，她怕敌人从这些该死的乌鸦叫声中找到目标，赶紧转移到另一个山林里隐蔽，但它们的嗅觉特别灵敏，她转移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就这样，和乌鸦周旋了一天。
太阳快落山时，她告别了乌鸦，向山上走去。上山途中，发现一棵洋桃，由于十几天没有吃东西，又渴又饿，水灵灵的洋桃真是一顿美餐。她把洋桃摘下来，用破被单包起来，准备带给妇女排的同志们吃。在山头上观察了一会儿，未发现敌人，这时天已快黑了，她背着洋桃包向沟下寻找妇女排。到了沟底她觉得全身发冷，头疼得很厉害，可能又是疟疾发了，实在支持不住了，她就在沟里的石板上休息。这时突然听到沟底下有人在说话，而且声音很熟，好像是老肖和曾少甫的声音。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她不由得脱口而出，喊了一声：“老肖！老曾！”他们俩听到喊声，向她跑来。他俩把她扶出草丛。她问同志们还有多少人在，她们说大多数人都还在。这时她不由得想到老李和陈宜清等同志，控制不住内心难过，泪水夺眶而出。
这时，妇女排还有三十多人。衣服被刮破了，身上是皮破肉烂、头发拉掉了。大家告诉她，她和陈宜清等同志失散后，袁翠明同志和红军家属老李同志去找她们。当找到她们隐蔽的山沟时，被敌人发现了，老李同志被杀，陈宜清等三位同志被抓，袁翠明因为躲在石缝里敌人没有找到，敌人所说的大姑娘、大辫子就是袁翠明。
敌人这次搜山持续半月之久，最后实在捞不到更多的油水，只好垂头丧气地滚下山去。从这以后，敌人对金刚台的“搜剿”更加频繁了。并由三个月一次，改为两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后来就不定时了，随时上山“搜剿”。到了1937年将碉堡修到了金刚台山顶上，日夜“搜剿”，但也没有把金刚台上妇女排消灭。
妇女排初上山时，金刚台上还有个红军医院，共有十几个伤病员分别住在铁瓦寺一带的蝙蝠洞、穿山洞、水帘洞等十几个大山洞里。到了1935年的春天，由于环境恶化医院番号取消了。从此看护治疗伤病员的任务就落在了妇女排的肩上。1936年夏季的一天，史玉清和同志们清早上山挖野菜，回到宿营地时，只见县委书记张泽礼带着几个便衣队来了。原来便衣队在一个山洼里遭到敌人突然袭击，一个便衣队员受伤后失踪了。便衣队一连寻了好几天，既没找到尸体，也没见着活人。张书记说：“小史，你是懂得的，现在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宝贵财富。也许这个同志正忍着伤口疼痛在寻找我们，你领两个人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史玉清领着两个同志出发了。他们沿着便衣队员失踪的地方，一山一山地听动静，一处一处地查痕迹。饿了，就采点野菜野果吃；渴了喝点山水。夜晚就睡在树林草丛中，天一亮，就继续寻找。找了十几天也没有找到。面对莽莽森林和荆棘丛生的高山沟壑，她心里十分发愁。这天，她们隐蔽在一个山包上，分别向各个山洼里观察。忽然一个同伴拉着史玉清的胳膊说：“玉清姐，你来看！”
她顺着手势，只见对面山沟里有一个人，艰难地拨开草丛，一下一下往下爬，爬到沟边，就坐了起来，扬起脸向四周悄悄地观望。
“找到了！”她们兴奋地叫起来，终于找到了那位便衣队员小邢同志。他下肢肿得很厉害，不能行走，就用手掌和膝盖爬行寻找部队。因为他的伤势重，时间长，又是炎热夏天，伤口里面生了蛆虫，臭味难闻。妇女排把他抬回来，在无医无药情况下，烧点开水洗伤口，涂点猪油，用旧棉花、破布消毒后包扎伤口。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护理，小邢终于痊愈归队。
老肖负伤时，子弹在伤口里未出来。她们就用妇女头上戴的银针和骨头针划开伤口，用手把子弹取出来。妇女排就是这样完成县委交给的治疗、护理伤员任务。
1936年冬天，金刚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整整下了几天几夜。金刚台成了冰天雪地，碗口粗的大树都被雪压断。妇女排正隐蔽在马场一带的深山里。便衣队送粮食，几次都因敌人阻挡送不上去。她们经常挨饿，只好在雪地里执一些草根充饥。就在这时曾少甫的爱人张敏又生了一个女孩。第六天早晨，她把孩子给捂死了。她们发现张敏露出伤悲的表情，问她，她一句话也不说，脸上挂满了泪水，叫她们快把孩子抱走，她们从她怀里接过已经僵硬的孩子，大家都不禁哭起来。史玉清和袁翠明在雪地里挖了一个坑，掩埋了这个可怜的婴儿尸体。张敏是怕孩子的哭声引来搜山的敌人才把孩子捂死的。
大雪封山二十多天，县委担心妇女排在山上饿死。派了个便衣队员想方设法上山寻找。便衣队找到了她们，把身上半袋的米全倒下了。但是敌人发现了目标，跟着追上山来。她们只得一路迅跑，躲进一片丛林里。张泽礼的爱人彦宜香见大队敌人向丛林方向搜寻，为了保护同志们，她冲出丛林，全力朝另一方向跑去，引开了敌人。彦宜香跑到一座悬崖边无路可走，身后的敌人追上来了，她纵身跳下深涧。天黑了，大家齐呼她的名字，可是哪有一点回音呢？彦宜香就这样牺牲了。
经过一整天的奔波，大家都很疲劳，身上的烂衣服，一片搭一片的，很多人没有鞋，光着脚，脚都冻烂了。在一条深沟里，烧了几堆火，她们背着背休息。身下是刺骨的冰雪，前面被火烤焦了，后面还结着冰冻。因为天太冷，大家怎么都睡不着，她们唱起了打商城的小调，彭玉兰领头唱起来。
妹妹和姑娘，
大家都武装，
夺取政权立中央，
打倒了那富强……
最后，歌声汇成了一股洪流，在深山雪谷中回荡。
史玉清走进打谷场，军民们都投来亲切的目光。军部警卫员常海来接，张泽礼说：“呵呵，我把她交给你了，我的任务完成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