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军第六师师长，警卫团团长，红四军红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红十二师三十五、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红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副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因作战勇敢足智多谋，敌人怕他，称他为“徐老虎”。红军战士热爱他，喊他“海东哥”。
徐宝珊估计到了，吴焕先此行皖西北，这边可能有些“疙瘩”。吴焕先了解徐海东的耿直心肠，便采取激将法对他说：
“呵呵，你当得了二十八军军长，当不了二十五军军长？葛藤山战斗，刘书春两个团，就被你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仗，都是由于你的指挥正确，巧妙灵活，大胆果断……”
“你少给我戴高帽子！”徐海东恼怒地嘟哝着，“我可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吴焕先不觉一怔，但很快就明白过来，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接着又说：“海东同志，我们也是不吵不闹不相识，不打不骂不成交！这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帽子，我可从来没有给你扣过。要说扣帽子的话，倒是真正扣过几顶，叫你想也想不着，猜也猜不到……呵呵，比起‘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帽子，还要具体吓人！”
徐海东说是真的吗？
吴焕先说一点不错，不瞒你讲，我上个月在三里城时，曾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确实给你和郭大个子扣了两顶大帽子，向中央告了你们一状！说你们在苏区按兵不动，日以打粮为生，敌人来攻打一打，不攻就不动……听听，这帽子也是够厉害的，够你喝一壶的咧！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跟我原来所听到的反映大不一样，完全是捕风捉影，不顾事实地胡说嘛……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说风就是雨的……”
“这就对咯。我这次来皖西北，就是要听听你的批评意见！我这个人嘛，你也不是不知道，有时候也很执拗，独断专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记得有那么两回，因为意见不一致，愣是把沈胡子都气哭了……说我‘欺人大甚’！你说我敢么？直到他临死的时候，我心里也十分后悔，总觉着没照顾好他……”
说到沈泽民之死，两人都默不作声。徐海东不由抹了抹眼泪，说：“沈书记可是个好人哪！打七里坪的时候，戴季英要肃我的反。他后来对徐宝珊说：‘只要我不死，不准谁再说徐海东有问题。’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还派人把怀表送给我……我知道这块怀表还是在上海开中央会议的时候，瞿秋白同志送给他的，只要我不死，一定让它物归原主！”
“胡子可是一直念叨你啊！记得那次过路时，他等不来你怎么也不走，我让担架强迫抬他走。他还骂我‘欺人太甚’。都是敌人太狠了，把我们分割开来，通不了音信，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当天晚上，吴焕先就跟徐海东睡在一起，两人整整谈了一夜。谈郭家河战斗的欢乐，也谈七里坪之围的痛苦；谈飘忽的游击战略的经验，也谈死守防御、分兵活动的教训；谈红二十五军成立以来的作战胜利，也谈所遭受的挫折失败。谈到红二十五军的领导问题时，吴焕先不禁又说：“还是我这个军长没有当好！一万多人的红军队伍，现在只剩下两三千人，够叫人痛心的了。说来道去，许多问题都得由我担当！”“戴季英实在欺人！”徐海东忍不住又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把戴季英数落了一阵，说他老是跟他作对。吴焕先忙说：“我是军长，应当负主要责任！领导工作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于我的过错而造成的，叫你也受了不少委屈。算了算了，咱们从今以后，重打锣鼓另开张，共同带好队伍，多打胜仗，少吃败仗。我嘛，今后也当尽力而为，当好军政委，战场上给你做个好助手！”徐海东听了，还是那么一句实打实的话儿：“我们两个，能够尿到一个壶里！”
但是后来发生的省委对皖西北道委的错误处理，是吴焕先不愿看到也承担不了责任的。1933年7月，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时，省委的同志对他说，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他的爱人夏玉华也是留苏学生，在皖西三路游击师当政治部主任，也是反革命，叫郭述申把她处决。郭述申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回去之后立即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夏玉华是个好同志，红军里难得女才子，群众关系好，对苏区贡献很大，便没有执行上级领导的错误指示，将夏玉华保了下来。1934年5月，省委领导到皖西北巡视工作。凭借逼供得来的所谓证据，指出游击总司令吴宝才和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责令道委将他们逮捕。郭述申对朝夕相处，长期战斗在一起的同志深为了解，吴宝才是黄烟工人出身，1927年就加入中共，曾任苏维埃主席，皖西北游击总司令并代理过道委书记。他为人豪爽忠诚，艰苦朴素，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对敌斗争坚决，为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人民爱戴。江求顺1932年任三路游击师师长，后为红八十二师政委，对开辟六霍游击根据地，创建工农武装有很大贡献。像吴宝才、江求顺这样的同志怎么能是反革命呢？郭述申和徐海东都坚决反对。可是省委领导诬指郭述申“严重右倾”，“肃反不坚决”，是“反革命”，撤消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红二十五军向陕南转移途中，到达河南方城县独树镇时，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要处决郭述申。徐海东拍案而起：“郭述申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干脆散伙吧！”很多年后，郭述申还感慨万分地说：“由于海东同志的坚决反对，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
1934年4月17日，汤家汇的豹子岩。红二十八军重新编入红二十五军，下辖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红七十四师辖三个营，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红七十五师辖两个团，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亭。全军两个师，加上百十人的手枪团，总共三千余人。
吴焕先以军政治委员的身份，向全军指战员讲了话。他说，皖西北、鄂东北两地的红军主力，被敌人分割半年之后，现在又胜利会师了，集中在一起行动，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同时也讲到七里坪之围以后，红二十五军所走过的一段下坡路，都是由于上级领导上的错误，使红军队伍碰了几次钉子，根据地也遭到很大损失，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总而言之，他这个军长没有当好，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上级领导从血的教训里面提高了认识，找到了新的出路，正在积极转变斗争方针，前途也是大有希望的！他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英勇奋战，为打垮敌人的五次“围剿”而斗争！最后，他又可着嗓门讲道：“当军长是指挥打仗，当政委也不完全是战场鼓动，耍耍嘴皮子，同样也要指挥作战！危急关头，政委也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带头跟敌人白刃格斗。军长和军政委只是职务不同，职责范围各有侧重，打起仗来都得拧成一股劲儿，坚决消灭敌人！我和海东同志，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两条胳膊，随时随地嫖都得紧紧在一起，共同领导好红二十五军！从今往后……”
这就是他改任军政委的就职演说，如同开场锣鼓一般，当着全军指战员敲响起来。
4月18日，红二十五军即向鄂东北地区实行转移。19日越过潢麻公路以后，驻光山县沙窝集的东北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即以两个营尾追袭击。就在这时，吴焕先建议徐海东乘此机会，选择有利地形，打敌一次埋伏！徐海东立即将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埋伏于沙窝集以西之高山寨，指挥其余部队继续前进，诱敌跟追。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区时，七十四师三个营突然回头反击；与此同时，二二三团也从侧后发起攻击。敌人遭到前后夹击，顿时乱作一团，仓皇溃窜。红军乘胜猛攻，将敌两个营大部歼灭，毙伤敌百余名，俘敌五十二人，缴获轻机枪十余挺，步枪百余支。
这次战斗，是两军合编后的第一仗，也是对东北军的首次打击！当天晚上，红二十五军就转入西高山一带，即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活动区域。这时，徐宝珊也由天台山转到这里，跟戴季英住在一起，期待着吴焕先的归来……
东北军进山
吴焕先把队伍给带回来了，这真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的光荣。徐宝珊的病好了三分，连担架也不用坐了，拐棍儿也不用拄了，他亲自去给红二十五军同志们洗尘接风。吴焕先向省委报告了部队整编情况，以及推举徐海东担任军长之事，徐宝珊的心也像悬着的石头落了地。说到高山寨战斗，吴焕先特别讲道：“抓到五十几个俘虏，全都带了回来，缴了十来挺机枪，都是捷克式的新玩意，卸都卸不开，我想从俘虏里留下几个，你看这事要得要不得？”
“要得，要得！我们红军队伍里面，就缺少一些专门的军事技术人才……”徐宝珊态度十分明确。可他又说：“这种小事，你们自己决定就是，还用省委开会讨论不成？你能把个格老子带在身边当号官，就不能留下几个东北军俘虏么？也真是……”
“情况不同，这回留下来的大都是机枪射手……”吴焕先很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有多作解释。他所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伯承担什么责仕，而是两个师政委持有不同意见，吴焕先做了一番解释才勉强把俘虏押了回来。得到省委书记同意，等于拿到一把“尚方宝剑”。
徐宝珊鉴于东北军刚来不久，接防部署尚未就绪，决定抓紧时机召开省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斗争形势，统一思想认识。他认为蒋介石把武汉三镇及鄂豫皖边区交给了张学良，仍是继续发动整个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是采取填补窟窿的办法，将其十三师万耀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