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己开的展览轰动得很，他现在人在台湾，政府为什么不帮他弄个回顾展，推到世界各地去？我们甚至没有一本像样的杂志，对外介绍我们的东西，像《汉声》很有水准，政府怎么不主动资助他们？他们辛苦得很，也真了不起，就是没有足够的经费。
观念建立最重要，像“中学生头发”的问题
问：这是不是因为当局还没建立起对文化的观念？
白：对嘛！我们有东西、有人才，就是推不出去，可能是这样，还没认识文化的重要性，以为跟娱乐、杂耍差不多。
问：观念的建立最重要，就像‘中学生的头发问题”到现在还有“中学生应该专心课业，不应为头发操心”这种说法，这是怎么说的呢？
白：哎呀！我今天还在生气，这真是野蛮得很，毫无道理，落后到了极点，而且对中学生很不公平，他们最痛恨的就是这个。我们真是太不了解青少年的心理。教育心理学有没有证明，说留了头发就妨害教育？那么，照说全世界只有我们头发最短，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就全世界第一？为了这件事，还争论了那么多年，真是毫无道理。而且这又不是我们的国粹，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嘛！更野蛮的是头发不合格，在发上划一刀，这种事这些年来层出不穷。你想想看，被罚的学生那种心理的打击！
问：对！这是小事，但关系青少年的心理太重要了。你写小说，一定比较了解这一点，是不？
白：我就看过小学毕业，刚上初中的女生，剪掉长发，顶个西瓜皮，缩着脖子走的样子。这时期的青少年，最敏感，反抗力也最大，这样做对他们等于是破坏。全世界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如果硬要规定男生剃光头，你自己剃看看，才知道滋味不好受。真的，大笑话了！太笑话了！
母亲去世以后，感觉到人生无常
问：你的小说里有不少是以青少年的心理为题材的，里面的女性角色很多，女性的心理也写得特别好，你小时候是否爱到女人很大的影响？
白：（笑）我不觉得我偏重女人，我什么都写啊！我小时候，最亲近的倒是一个副官。
问：在《蓦然回首》那篇散文，你写母亲那几段特别动人――
白：嗯！我母亲的死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我很难相信，银她样的人也会死。从那以后，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人生的无常，知道人生的大限。
问：前面有一段写你母亲病中坚持去参加一个婚宴，坐起化妆，对着镜子看看说：“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
白：我母亲是个生命力很强的人，看她奋斗一辈子，最后还是失败了，败在死亡的手里。从这以后，我对人生就不再那么肯定，而且常常有一种无常感。
外国人很多相信抗战是中共打的，为什么？
问：你有没有想过写你的父亲？（按：白崇禧将军，抗日 名将。）你是最适当人选啊！
白：我不行，自己下笔不公正，也不够严谨，除非是写回忆录。
问：现在有没有写你父亲的书？美国有没有？
白：没有，只有英国的一本书，写关于当时几位将领。很奇怪，在美国，没有一本书很公正的写我们抗战的情形，他们对中国的“民国史”非常忽略，也不懂。我们自己也没有一本中日战史，没有一本好好的民国史给世界看，太不重视这件事了。
《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酿造
《冬夜》，很可能是《台北人》里最受注意和欢迎的一篇，因为据我所知，好几种中国现代小说选集，包括中文的和英译的，都把白先勇这篇小说编选在内。《冬夜》之能受普遍欢迎，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此篇采用比较明显的呈示法表现小说主题。像《台北人》其他每篇一样，《冬夜》里也有许多隐喻，可是明示和明喻更多，所以，在相当程度之内，我们不难了解小说旨意。二、此篇题材关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面临的困境，而《台北人》这一类严肃作品的读者，大概也都是知识分子，如此，由于读者能领会小说人物之心境处境，并切身体认小说里提到的或呈示出来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种种问题，就容易和作者发生共鸣，三、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因为《冬夜》确实是一篇以熟练技巧写成的感人故事。读后令人低回沉思，喟叹人生几何。
《冬夜》的情节动作，和《台北人》大多数故事一样，发生在短短数小时内。而情节也主要靠小说人物的对白来推展。主角是一个在台湾某大学教英国浪漫时期文学的老教授余钦磊，另一重要角色，则是被誉为国际历史权威的旅美学人吴柱国教授。民国初年 ，他们两人在北京大学，同是领头发动五四运动的健将，后来，余钦磊随政府来台，一直在大学教书，吴柱国则留居美国，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名人，现刚返台北做数日之停留。《冬夜》小说情节，即叙述吴柱国在一个下着冷雨的冬夜，从社交应酬与学术演讲的繁忙中抽出几小时，来到温州街余教授的住宅，探访老友，两人谈今话旧并发抒内心感触的情形。小说始终客观描写，叙述余教授之期待老友；情节主干由两人之对话构成；吴柱国离去后，高潮即下降，作者恢复客观描写，叙述余教授之所为所思，小说很快也就结束。
从这两位老教授的回忆对话，我们得知五四运动的时候，和他们两人交往甚密而抱持同样理想的北大同学，还有贾宜生、邵子奇、陆冲、陈雄等人。其中陈雄后来变成日本大汉好，早遭枪毙 ，陆冲没离开大陆，“百花齐放”时，被北大学生清算，说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为孔教作怅，逼他写悔过书，他不屈而跳楼自杀。邵子奇和贾宜生，则也随政府来台，邵子奇改变初衷，当起官来，颇有社会地位，却和老朋友疏离了关系。贾宜生和余钦磊一样，同在大学教书，由于妻子病在医院，生活穷困不堪，半年前摔过一跤，摔破血管，一个月前去兼夜课时，不慎滑入阴沟里亡故。
这几个人的遭遇，都是余、吴二人谈话中说出的，小说里真正出场的角色，除了二老教授，就只一个配角——余钦磊二十岁的次子俊彦。然而 ，小说里还有两个没和读者直接见面的人，值得注意。那就是余教授的前妻雅馨，和他在台湾续娶的太太。雅馨是五四时代女师大的校花，当年和余钦磊，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十分罗曼蒂克地结成姻缘，生下两个小儿，不幸就去世。余教授现在的太太，总是到隔壁萧家打麻将，和余钦磊毫无心灵上的沟通。
关于吴柱国在美国的家庭生活，我们只知他妻子已逝，没有儿女，一人独居。
作者虽然没有明说，我们却可从二友对话内容推断，吴柱国这次是二十年来头一次回台。而且，余吴二人虽然心里一直保存旧时的友谊，平常他们也极少通信联络，双方许多事情都彼此不知道。如今久别重逢，谈话过程中，他们才又开始重新认识对方——被年岁和现实环境逼迫得改变了的对方。这篇小说的情节高潮，就是建立在二老友彼此的逐渐醒悟。
如此，我们不难想像，作者必大量运用对比手法，来衬现五四时代的余吴二人，和今日的他们，之间的大差距。作者同时也把过去那个时代的精神，和今日时代观念，作为明显对照，来强调今非昔比的主题。现在我们就先讨论小说人物的今昔对比。
从小说开头的客观描述部分，我们看到余教授“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那是因为五年前他曾被一辆机器脚踏车撞伤。小说里作者一再提到余教授“那只撞伤过的右腿”、“那条僵痛的右腿”、“僵硬”、“麻痛”、“一拐一拐”、“迟缓”、“蹒跚、蹭蹬”等等。可是，从二友的往事追叙中，我们得知“五四”时候，北大青年叠罗汉爬进曹汝霖家里去，头一个爬进去的就是余钦磊，“把鞋子挤掉了，打着一双赤足，满院子乱跑，一边放火”。今日之跛足拐脚，和昔日之叠罗汉赤足乱跑相比，是何等强烈的对照！余教授听着老友追叙这些往事，脸上一红，“绽开了一个近似童稚的笑容来”。这一瞬间，他的心情仿佛又回到青春年代，“不由主的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搓了两下”。这时他“没有穿拖鞋”——正如五四时代之赤足。可是包在“打了两个黑布补钉”的绒线袜里的僵麻之足，怎能再和往日敏捷灵活的赤足相比？
吴柱国初见俊彦，惊叹道：“俊彦，要是我来你家，先看到你，一定还以为你父亲返老还童了呢！钦磊，你在北大的时候，就是俊彦这个样子！”由此可知，余钦磊当年和俊彦现在一样，“眉目异常英爽”，长着“一头墨浓的头发”。现在呢？他有一张“皱纹满布的脸”，而作者更是一再的提到他那“十分光秃的头”，“十分光秃的脑袋”。
这些只是余教授外貌上的今昔对比。更令人感触的，是他精神上和生活态度上的今昔比照。
从他参加五四运动之事实，爱好浪漫时期文学的事实，以及当初和雅馨恋爱的情形，我们都可推断，余钦磊以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者，崇拜精神的解放，蔑视现实的桎梏。可是现在，由于年岁的逼迫和现实环境的压力，他的浪漫精神早已磨损殆尽，和二十多年前在北平一样，他还在大学里教英国浪漫文学，教拜伦的诗。可是现在他教书，显然已无热情，只是维持现实生活，余太大有一次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伦诗集中，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这叠笔记的丢失，即影射他年轻时代的浪漫精神之丧失。
而使他失去那叠笔记的人，当然不是别人，是代表“现世”的余太太。作者如此暗示，理想终被现实所逼失。余教授的前后二妻，确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雅馨象征理想、精神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