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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省长笑，很难得。他一句话也把关之强打发了：“行了，走吧。”
关之强出了省长房间。电梯间外，张涛不屈不挠还坚守在沙发边，没走。看到关之强出来，他颇自知无趣地摇摇头：“有几句话，不跟他说说还真是不行。”
关之强唉呀一声道：“关心领导太累人的。”
从宾馆出来，关之强直接去了交通局，市公路、交通、财政几个部门的头头已经集中到位。关之强跟他们碰头，连夜加班开会。他让与会者全部关掉手机，同时拉掉办公室电话接头，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络，声称是排除干扰。深夜里会议结束，关之强把手机一开，铃声几乎是立刻响起。
来电话的竟是市长：“你去哪了？邵省长到处找你！”
关之强连叫糟糕，他向市长作了解释。市长说，现在太晚了，明天一早去见省长，不要耽误，邵省长早饭后就回去了。
第二天关之强如约赶到，邵省长问他：“昨晚干什么？找不到人！”
他如实说明。
“你这是怎么回事？礼品？”
邵省长指着茶几上，茶几上放着关之强送来的材料和档案袋，一旁还有几个小袋，小袋绿色，也就拇指粗细，是几袋真实包装的精品茶。
关之强拿起小袋看，然后立刻检讨，说明白了，是自己疏忽。他说，前天在高速公路指挥部听说邵省长要来，他就想借领导视察的难得机会，争取反映有关问题，因此交代市政府办把一些材料送到指挥部，同时让他们弄一点好茶备用，因为指挥部的茶叶很次，平日大家对付还行，招待大领导不宜。办公室把茶叶跟材料一起送到指挥部，可能是谁图省事塞在档案袋里，又粗心大意没有全部取出来。
邵省长说：“拿走。”
关之强没有二话，说：“好的。”
离开宾馆，关之强心里又是那种感觉：兴奋，挺有挑战感。
他知道自己已经被邵省长彻底记住了。跟省长有关的事情哪里会有疏忽的？那几袋真空包装精品茶是关之强亲手放进去的，其功能不是供省长用沸水冲泡以品尝，只为加深领导之印象，恭请牢记。邵省长可能把关之强送的档案袋丢给秘书，看都不看，他也可能在翻阅材料中注意到几小袋茶叶，顺手扔在一边，毕竟这玩意儿太小，不值得认真对待。如果是这两种情况也就罢了，一番操作无效，有些遗憾，却也没有什么损失可言。但是没准省长看到了，发现了，还较起真来要问个究竟，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深刻教育下属，这样最好。邵省长当然可能心知肚明，一眼看穿这就是一些小伎俩，关之强“走路”，细致揣度，精心安排，特备一顶安全帽以供领导批评，用几小包茶叶做道具，然后躲到一边，关掉电话，连夜加班开会，以便一有机会可以表明自己工作相当努力，这都一回事，小伎俩。关之强自己都如此清楚，邵省长哪会看不透？但是不要紧，位高权重的大领导想不领教下属的百般关心还真是很难，与张涛相比，关之强这种方式毕竟不伤大雅，相对好接受。总之必须给该领导留个比较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不能过于完好，因为那肯定不真实，但是绝对不能太差或者太严重，否则就没有下文了。关之强需要什么下文呢？很多，必须有一条路能够通达，没有这样的通道实在不行，包括办正经事也是。情况就这样。
５
一个月后，省城新闻媒体报道：邵坤常务副省长荣调，离开本省，另有重用。
关之强只觉当头挨了一棒，兴奋感荡然无存。他唉呀唉呀摇头，心里觉得特别可惜。这么好的大领导好不容易刚记住一个关之强，怎么说走就走，归别地方小领导们关心去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作者简介】杨少衡，男，祖籍河南省林州，１９５３年生于福建省漳州，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１９６９年上山下乡当知青，１９７７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和设区市机关部门工作。１９７９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发表小说二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等。现在福建省文联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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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窑
向本贵
上
天宝居住的村子原来不叫窑坪，叫荒垭。荒垭这地方不是个好地方。没有山区那样值钱的木材，没有平原那样肥沃的田地。荒垭这地方只有连牛都不吃的芭茅草。漫坡遍野。它们争抢着老天赐予的那一份雨露和阳光，春生秋蓑，年复一年。芭茅村人耕种的水田贫瘠而且十年九旱。但荒垭不缺黄土。芭茅萋萋的荒坡下全是又粘又纯的黄土。天宝的父亲麻脸李树生那些年一直做生产队长，看着社员们的日子实在无法往下过了，动起了黄土的主意，从阳坪寨请来一个瓦匠，在村子前面的荒坡头筑窑烧瓦。瓦匠名叫来福，二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长得标标致致，为人十分地和气，烧瓦的技术也特好，烧出的瓦呈绿豆色，敲起来当当的响，销路当然就好。来福那小子还十分地关照荒垭，自己只收师傅钱，大部分钞票都落入荒垭群众的口袋里了。李树生高兴，荒垭的群众更高兴。那些日子，瓦匠来福那间做瓦兼住宿的瓦棚热闹极了，生产队的社员都喜欢到他的瓦棚去玩，没事的时候就打打扑克。荒垭的人们都喜欢这个手艺好，人又特和气的年轻人。可是，有一次，李树生发现瓦匠来福跟自己的婆娘花姐在瓦棚里睡觉，两团白白的肉体扭在一起，要死要活。李树生当时气得那张麻脸变成了一张米筛样，只差过去将两个狗男女一刀宰了。但他硬是将那口气吞了下去。过后的一些日子，李树生仍然像往常一样对待来福。麻脸笑得很虔诚，很谦和。但是，半个月之后，公社下来两个腰上别枪的公安人员，把来福铐上铐子弄走了，罪名是聚众赌博，被判了三年。从西湖农场回来之后再没有来荒垭烧瓦。村口那座瓦窑也就长起了萋萋的芭茅草了。
李树生把来福弄成了劳改释放犯似乎还未解心头之恨，看着那座瓦窑，就想起来福那杂种干自己婆娘的情景，他就想把那座瓦窑毁了。村里人劝他，还是把来福叫来吧，村里穷啊。李树生不同意。李树生根正苗红，父亲还是有功于人民共和国的烈士，他不同意，谁都不敢吭声了。
废了的瓦窑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地方。外面长满了芭茅草，里面却十分地干净。而且冬暖夏凉。那时天宝五岁，常常跟着一群小伙伴往老窑里钻。有一次天宝在老窑里拾得一个很精致的烟荷包，上面绣着一对鸳鸯，下面还有用红丝线绣出来的字。天宝认不得字。但他特别喜欢这个烟荷包，他拿回家玩，被他娘花姐看见了。花姐那张好看的脸当时就白了，从口袋掏出一角钱，把他手里的烟荷包换了去。天宝用那钱买了糖粒子吃，使得小伙伴们羡慕得不得了。过后天宝常常到老窑去。可天宝之后再也没有拾到绣花荷包，他就从老窑上采些狗尾巴花要娘给他扎鸡公，扎小狗，扎草帽戴头上遮太阳。母亲一边给儿子扎这些小玩意儿，一边问儿子：“天宝，娘跟你说的话你记着没有？”
天宝说：“记着了。”天宝看着母亲。母亲长得实在太漂亮了，脸面白里透红，眉子细细的，弯弯的，像新月，眉子下面一双眼睛清汪汪，像两眼泉。天宝听村里人说，母亲跟了父亲，那是一朵好鲜花插在牛屎上了。父亲那张麻脸，丑极了。这时，父亲回来了，花姐对天宝说：“往后再不要到老窑采狗尾巴花了，老窑有毒蛇，有蜈蚣，咬一口不得了的。”
天宝有些发懵，五岁的孩子脑壳里面突然堆积了几个让他难以解答的问题。不过他还是记起来了，他在老窑采狗尾巴花的时候，是有一个头戴草帽的男人从老窑过去了。那个男人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在老窑旁边站了一阵，眼睛盯着他许久没有离开，那样子是想跟他说话，却又没有说出口。天宝对母亲说：“娘，我看见一个……”
天宝的话没有说完，花姐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扇了一个巴掌，“吵个死呀，我叫你别去，你就别去。”
天宝看着母亲，委屈地大哭起来，心想是你自己要我去看的啊，怎么又打我呢？李树生那张麻脸扭动了几下，哄天宝说：“听娘的话啊，娘叫你别去，你就别去。”
花姐板着脸，丢下手中的狗尾巴草，进房去之后再没有出来。
李树生尴尬地笑笑，拿起狗尾巴草慢慢给天宝扎。李树生五岁时出天花，老郎中误做温病，竹叶石膏生地几剂中药下去，天花出不出来，九死一生，另换郎中，命是救下了，脸却留下密密麻麻的坑坑，像米筛。人们当面叫他李队长，背后却叫他天牌。天牌的父亲在解放军来湘西剿匪时给解放军带路被土匪打死了，成了烈士，给天宝留下一块金字招牌，使得他二十郎当岁就做了基层干部，在生产队他能呼风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