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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苏联让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各国政府马上承认。二战时，斯大林吞并这三国，各国不是也马上承认了吗？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政客永远是以投机为本能，政治永远是以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世界各国政府决定一切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正义，彭先生将正义维护者的桂冠根据需要奉献给世界各国政府未免有点轻率。如果说政府理性是指避重就轻，避害趋利，则说得过重；如果说是坚持道义原则，则差之千里也。
而作为中国民主事业象征的异议人士魏京生，在谈到应该把达赖喇嘛请回拉萨时，理由之一也是避免“让一帮玩火的冒险家包围”身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他认为达赖喇嘛“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脱离了与汉族人的联盟，野心勃勃的印度人也不会比汉族人更好，锡金、不丹、尼泊尔就是将来独立的西藏国极好的榜样” 。魏京生这种思路中的国家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也是对未来民主中国会以道义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之愿望的一种警醒。问题不在于魏京生本人，其根源应该追溯到当今世界的主权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地放弃那个体系的原则，哪怕那国家是由圣人所领导的。Ⅱ 革命──确立主权的手段
“革命”是共产党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把“革命”概念供奉得如同宗教箴言，神圣无比，并要求所有中国人都把革命当作终极目标，为之奉献毕生。如果在那时有人说革命不过是一种工具，是用以达到某种实用目的的手段，肯定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甚至受到严厉惩罚。然而，发誓要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最初解决西藏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企图，他们愿意放弃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容忍西藏保留被他们指称的“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甘愿让西藏的“百万农奴”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要求的只是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很明显，中共当时解决西藏问题，主权是第一位的，革命是可以让步的。西藏是中共最早进行的“一国两制”尝试（比香港的“一国两制”早将近半个世纪）。在与西藏统治者谈判的时候，凡属社会制度方面的分歧中共全部妥协，甚至主动做出保证不变的承诺，中共关注的焦点在主权，所以他们在事关主权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强硬，寸步不让。假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能够得到确实保证，中共可能并不在意让西藏的“一国两制”继续维持下去。尽管中共领袖从来都蛊惑人民视革命为终极目标，他们自己则是经常很灵活地把革命当作手段。一旦那手段与其想达到的实用目的发生冲突，革命就可以被撇在一边。流亡西藏人认为，中共对“一国两制”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骗局，共产党是不可能不对西藏进行革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就是如此。这种看法当然不错。等到中共能够完全控制西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一套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西藏的传统制度。但是改变西藏的制度不是中共政权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确实做出了等下去的决定。中共之所以提前在西藏展开社会革命，是因为五十年代末西藏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那种局面使中共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可能在“一国两制”的状态下得到保证，真正在西藏建立牢靠的主权，只能把西藏纳入与中国一体的“一国一制”。这时革命仍然是作为手段，作用是摧毁西藏的旧政权和滋生反叛的社会基础，建立完全服从中国的权力体系和社会结构，最终目的仍然是在确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就是在个意义上，我说中共在西藏的革命，尽管戴上了种种“解放”、“翻身”、“人民当家做主”的桂冠，其本质，不过是二十世纪以来中藏之间的主权之争的进一步延续而已。至于再往后，革命在西藏泛滥成灾难，完全在形而上的层面陷入疯狂而脱离了确立主权的意义，那已经不是专门针对西藏的革命，而是在中国的“一国一制”中，西藏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其他部分共同遭到的席卷。
第五章 “一国两制”的失败
吹捧邓小平的人，把“一国两制”说成是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所做的天才构想，是开天辟地的历史首创。但是“一国两制”的发明权并不属于邓小平。香港与中国的“一国两制”目前刚刚开始，西藏与中国的“一国两制”却是从1951年就已经实行，在维持了八年之后，最后以战争和流血告终。中共推出西藏的“一国两制”和香港的“一国两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主权问题。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否能成功，还需要时间观察，而西藏的“一国两制”，历史已经证明是一个失败。
1、“和平解放”
1950年秋天，中共解放军在藏东昌都一战消灭了藏军主力，显示了对西藏的绝对优势之后，随之又作出和平姿态。他们对藏军俘虏友好款待，将连排军官85人、士兵2562人遣散释放，发给俘虏回家路费银元二万多，马匹510匹 。这种大刚大柔兼而有之的形象对藏人同时产生了慑服和笼络的效果，使其失去继续抵抗的信心和意志。被遣返的俘虏把中共的好名声带到西藏各地，同时中共又避免了管理关押数千战俘的负担。昌都战役后中共停止了军事行动，一方面等待西藏高原不宜作战和行军的冬天过去，一方面看昌都战役的教训是否会说服西藏当局进行谈判，接受中共提出的“祖国统一”之要求。这期间，面对国际社会指责解放军“侵略”西藏，中共在其对外公告中表现出的态度极为轻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明确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其使命是解放西藏人民，捍卫中国的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
这种使国际社会震惊的傲慢口气；清晰地表明新中国渴望洗刷百年卑躬屈膝的耻辱。西藏所指望的国际社会干涉，对以这种口气说话的政权显然不会收到效果。何况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不能给国际干涉提供足够的根据，因而美国和英国在当时都拒绝对西藏提供实质性援助；联合国不愿意讨论关于西藏遭到中国侵略的议案；与西藏唇齿相依的印度也只作口头文章；西藏只剩几千残军守卫昌都通向拉萨的要道，强大的解放军随时可能向拉萨进军，抵抗几乎全无希望。孤立和不堪一击的绝望之感笼罩着旧西藏统治者的心灵。拉萨房价猛跌，甚至以几千大洋就可以买下一栋贵族的私宅。噶厦政府决定把刚刚亲政的达赖喇嘛转移到西藏与锡金的边境，以防中国军队再次重演昌都战役的故伎，以迂回包抄的方式切断他们逃往印度的后路。亚东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处海拔较低、山清水秀的地方。达赖喇嘛一行住在亚东的东噶寺。那是一个很小的寺庙，几年前我去拜访时，里面只有几个年长僧人领着一群出家的儿童。寺庙院里有一只拴在铁链上的猴子，见人就龇牙咧嘴地翻跟头。达赖住过的房间仍然保留当年原样。里面有两张床，那时达赖晚上睡觉还需要他的老师陪同，可想不会有太多的决策能力。噶厦政府也从拉萨转移到亚东办公。亚东的地理位置适于同时进行两手准备：一方面与中共开展议和谈判，观看局势发展；另一方面随时可以跨出边境，流亡印度。现在回头看历史，西藏无论如何不能避免被中国占领，不管是国际社会还是西藏自身，都没有力量阻挡中共军队进藏。虽然如此，西藏被占领的方式却可能不同，而中国以哪一种方式占领西藏，对西藏后来的走向也会有不同影响。中共当时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和平解放”，一是武力攻打。中共高层更希望前者，那意味着“西藏自愿回归祖国大家庭”，既有利于对外的形象，又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能减轻战争负担，所以它极力向“和平解放”的方向引导。现在，事过境迁，有人却开始对当时的和平结局感到后悔。那时身为中共进藏十八军高级指挥官的李觉将军，四十年后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