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竦簟Ｋ鞘本裣萑牖秀保ё藕⒆泳褪遣凰墒帧５腔币裁蝗烁依顾ё藕⒆由狭朔苫Ｃ幌氲椒苫孛乓院螅掌肪沉⒖痰鹘诘降偷刈刺跗黾樱乖龈撸⒆佑挚加辛似ⅲ芸炀突盍斯础Ｄ鞘彼疟榇笞鳎窟罂蕖７苫系闹谌朔追着闼衾帷？上攵嗨普庋木岫耘诵睦碓斐稍跹纳撕Α＜词姑挥龅秸庵旨饲榭觯嗣嵌远朗乜辗俊⒁桓鋈瞬俪旨彝ヒ彩悄岩猿て谌淌艿摹Ｓ绕湓诮裉煺飧鑫袷档氖贝睾喝说募彝ノ侍舛唷⒗牖槁矢呤且坏阋膊黄婀值摹Ｎ以谝槐局泄簿傩吹男〔嶙永锛环馐德夹偶且桓鱿录毒俚钠拮有锤由霞兜摹Ｄ俏黄拮硬坏胝煞蚶牖椋也灰⒆樱稣煞虻闹缓冒岩凰晁母鲈碌暮⒆哟夭慷印２慷由霞段诵葱鸥俏黄拮咏腥八怠Ｆ拮踊匦湃缦拢�
部队领导：或许你们已经知道我和万明的关系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要我来队把孩子带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单身一人，路途遥远，再说需要那么多钱，我能去吗？现在你们出面叫我单位领导做工作，有什么工作可做，谁理解你们前方军人，又有谁能理解我呢？现在金钱第一，金钱万能，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会吧！领导，说实话，我和万明的感情还没完全破裂，还没到不能挽回的地步，然而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单身一人在这里，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应付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各种事情，不怕你们笑话，上厕所都要把孩子带上，这些你们感受过吗？因此，我只能忍受感情上的痛苦与他离婚，各走各的路，不然叫我怎么办呢？一副又一副的重担我担不起，为什么要我全部付出？我付出的还不够吗？我又得到了什么？婚前，我把未来的生活想象得像电影、电视、小说里面一样美好、浪漫，谁知，婚后的实际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还不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当兵的。领导，如果你们真正关心我，关心这个家，就让他转业吧！或者调来离我近一点也行，如果你们什么也不答应，那么请把离婚证给我寄回，我好重新走我的路，我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最后，请你们转告万明，把孩子给我带好！
此致
敬礼汪丽蓉1989．2．15
过四川与西藏分界的金沙江桥，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县城──芒康，座落在一个三叉路口。一条路进西藏，一条路下云南。1994年我开车进藏，在那个路口碰上一个解放军军官拦车，他向我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士兵。虽然他没说，看他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八九，那个兵开了小差。军官指挥他的士兵分头向云南和四川的方向追。我继续往西藏境内开了几公里，在无人也无草木的西藏大山之中，远远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像那军官形容的一样，没戴帽子，只穿一身迷彩服，剃光的头在中午垂直的太阳下发亮。是那个兵。他低着头，步履沉重，脸上的表情只能用一个苦字形容──苦成一团，让人看了心疼。我停车在他身旁，那是个农村孩子，问他每一句话都老老实实回答。我劝他赶快回去，向军官解释他不是开小差──因为他是向西藏深处走而不是向外走（尽管也许是他走错了方向）。最后我学着军队的口令让他“跑步走”。他真地按照军队操典的姿势往芒康方向跑去了。当晚我住在一个叫竹卡的兵站。兵站站长身材魁梧，气势豪爽，是个典型的军人，但是听我讲了逃兵的事，眼里却泛出泪水，使劲抑制才没流出。随后他感叹那个兵的前途算完了，不管他是不是真要开小差，都会受到军纪处分，以后也就不可能得到提拔机会。不过我明白那显然不是使兵站站长眼含泪水的理由，打动他的是所有进藏汉人内心深处的孤苦与乡愁。失去了信仰的支撑，汉人在西藏势必要永远地受到这种折磨。毛泽东时代，与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相辅相成的，还有中共无孔不入的行政手段。那时中国人从生到死几乎一切都在中共的行政控制之下，违抗党的意志将受到极大的惩罚，离开党的安排也基本找不到活路，所以那时无论派干部到西藏任职，命令驻守西藏的军人就地转业，还是分配毕业学生进西藏工作，即使有人心里不愿意，也很少有人敢于违抗。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一定的自由空间，党的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强迫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丁青县1993年分配了一个大学毕业生，那个大学生人到了丁青，在丁青县城唯一的街道上走了一个来回，只扔下一句“这哪是人呆的地方”，从此一去再不见踪影。他的“人事关系”和“档案”──二者皆为“铁饭碗”的象征──现在仍然放在丁青县委组织部的柜子里。丁青县委书记辛高锁跟我说起这事时，表情中只有无可奈何，或者还有一分理解。就连他手下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现在也有不告而辞离开西藏的。现在的中国在“铁饭碗”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活路——打工、经商、做实业，可能比“铁饭碗”还要吃得好。即使是辛本人，也不断向上级要求调回内地。他父母在山西，妻子在昌都，孩子在重庆，他已经多少年没有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之所以他还不能像别人一样一走了之，是因为他已经当到了县委书记，一方面有责任所迫，另一方面则是只有通过“组织调动”的渠道，他回内地才能“分配”到相应级别的职位，否则在西藏的二十年就等于白干了。辛高锁1976年自愿报名进藏。那时他大学刚毕业，与他同期有六千多名中国内地各大学和中专的毕业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自愿进藏。现在西藏不少地厅处县一级的干部，都由这些人担任。他们正值中年，熟悉西藏情况，是中共目前治藏的骨干力量。但是他们当年的“革命”激情早已熄灭，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活动调回内地，有些人不惜采取“泡病号”、“撂挑子”的方式。因为他们大都面临与辛高锁同样的“分配”问题，不能说走就走，西藏中共组织系统目前还有办法阻挠他们调离，但是他们多数都是人在西藏，心早已在内地。八十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四千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主动申请进藏工作。他们是在文革之后上的大学，比辛高锁那批文化革命期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受到更好的正规教育。当时西藏汉人正在大批外调，他们的逆潮而动并非如以往那样出于“革命理想”，而是文革之后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使他们盼望到西藏寻找心往的浪漫，是出于个人主义的追求。加上那时北京为了鼓励他们进藏，允诺进藏八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返回内地，由政府安排工作。然而那种浪漫追求仅仅是中国大陆之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而已。1983和1984两年是高潮，每年有上千名这种大学生自愿进藏。到1985年，陡降为9人，以后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 。那批大学生的浪漫理想很快破灭，不少人后悔当初的进藏。在熬满八年后，他们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中共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让他们回内地。从自愿报名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在，这些人已经几乎全部离开了西藏。对西藏来讲，1980年是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在1980年达到最高峰，随后便逐年减少（以下数字不包括驻藏军队） ：
年份 西藏汉人数量
1980 1224001982 917201984 763231985 709321990 674071991 651011992 663181993 64890
有些到过拉萨的人可能会对我说的无人进藏不以为然。他们在拉萨街头看到熙熙攘攘的汉人，这些年到西藏做生意、搞工程、打工挣钱的汉人越来越多，怎么能说无人进藏？的确，现在去西藏的汉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为什么我说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无人进藏，现在反倒是无人进藏呢？区别就在于我所说的进藏，不是临时进藏，而是进藏扎根，不是那些来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为西藏本地的汉人。区分上述两种进藏，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中，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户口。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由官方将本地居民登记在册，作为他们合法身份的依据。中共执政以后，为了对人民实行控制，户口的作用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人属于哪里，上学、工作、住房、婚丧嫁娶、生育后代，甚至是吃饭穿衣（粮票布票）全取决户口。中国的户口制度一个基本特点是户口迁移受严格限制，经常是人出生在哪就再不能挪动。这一点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有所减弱，但户口仍然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之一。人们对户口具有强烈的隶属感，所以只有那些户口在西藏的的汉人，才能被视为西藏本地的汉人，命运才真正和西藏联系在一起。其他那些进藏汉人，“根”在其户口所在地，他们进藏只是临时的。以上的西藏汉人数字，只包括户口在西藏的汉人。他们的户口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时代保留下来的。八十年代以来，再想让汉人带户口进西藏越来越困难，西藏汉人则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出西藏，所以西藏汉人的户口数量几乎一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现在，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一旦退休，他们的户口就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大多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得到按规定应该得到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口必迁离西藏无疑，而且近几年会越来越多。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着他们的离去，北京将失去在西藏最可依赖的人员；他们回内地，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户口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