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摄像机而穿，而是真正的日常服装。藏服最基本的是藏袍，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穿。在藏东南较温暖的河谷地区，夏天是布袍，冬天换氆氇袍或皮袍，而在藏北广大牧区，一年四季只一件皮袍就够了。藏袍那种被人们通过电视或照片所熟知的样子，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或仅仅出于尊重传统，它的每一个特点都有与西藏的“天”相适应的专门功能，是工具性的。比如藏袍的袖子，外人只看到在藏人跳舞时被很好看地甩来甩去，其实际的作用在于既能保暖，同时又不影响手的灵敏。手套固然也能保暖，但以西藏高原的低温，必须厚到相当程度，以至不摘手套就无法抠动枪机、点烟、开酒壶盖，更别说捏糌粑等等。而手缩在袖筒里，做所有这些事都不耽误，又不会冻手。尤其是长时间骑马，手在袖筒里拉缰绳，既暖和，又能灵敏地控制坐骑。如果需要策马狂奔，则可以把一只胳膊褪出袖子挥动马鞭。当需要两只胳膊都活动自如时，可以把两只袖子都褪下来，塞到腰后，就可以很方便地干活。穿藏袍的讲究之处在于扎腰带。不同情况有不同扎法。出门时往往扎得藏袍上半身宽松，便于穿脱袖子，又可以充当一个宽敞口袋，里面装吃糌粑与喝茶用的碗，以及杂七杂八的各种用品 。这种扎法同时把藏袍下半身提高，便于骑马走路。西藏高原的气候被称为“一天四季”，夜间遍野冰霜，中午又可能烈日炎炎。穿低地服装，从早到晚要来回脱换，藏袍却可以变换不同的穿法适应各种天气。热的时候上半身脱掉，藏袍只被腰带固定在腰间，同时保护着胃和肾。牧区没有椅子，也几乎不用床，人不论在哪都坐在地上，睡在地上。皮制的藏袍最隔凉，又不怕潮湿。藏袍的宽度足够一半铺一半盖，展开的长度正好能从头盖到脚，所以藏袍是牧区最适合的被褥。虽然有些牧民家也开始有棉被，但多数人至今仍然还是长年用藏袍，白天穿，晚上盖。过去的藏区交通阻塞，少有贸易，棉织品不易得到，下层藏民百姓一般不穿内衣。当年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曾在其治下的藏区强力推行让藏人穿裤子。他大概是从风化角度考虑，只要他认为羞耻，就当作人家“愚蛮未化”。其实从功能上考虑，藏袍穿脱麻烦，沉且厚，下摆难以提起，里面如果有裤子，大小便必然十分烦琐。直到今天也有不少藏人不穿裤子，解手时不论男女就地一蹲即可进行。藏袍将一切遮得严严实实，既挡风，又遮羞。在西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实在是更文明的一种方式。否则在一览无余的草原上，找一个不让人看见脱裤子的地方谈何容易。另外在冰天雪地时，蹲在藏袍里显然更适于保存体温。我不厌其烦地就藏袍说了这么多，目的就在以它为例说明功能产生于“天”，而不仅仅是产生于文化。仅仅产生于文化的传统，一般都抵御不住现代文明的冲击，只要封闭的环境打破，文化和传统都将随之变化；然而“天”──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既然不可改变，因此产生于“天”的传统就必然会长期保留，因为它是在那“天”之中的生活所需要的。可以想象，在西藏高原的气候条件下，有什么服装能比藏袍更适应人的生存及其特定的生产方式——骑马、游牧、难以定居、无法洗衣——呢？如果没有的话，藏袍就是不可替代的。在西藏，要经常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如西藏牧区男人普遍留长发，其实用功能是在太阳照耀的雪原上行路时，把长发披在脸上能遮挡阳光。高原雪地的紫外线是最厉害的，全部反射到人的脸上。即使在零下三十度的低温，人脸也会被灼伤脱皮。我到过的一个边防连队为解决这个问题，曾想尽办法，最后派人从中国内地买了一批孙悟空、猪八戒一类的面具，让巡逻的士兵戴在脸上。那可不如藏民的长发来得自然、舒服和透气。长发还有防雪盲的功能。尤其在没有墨镜的过去，透过长发的缝隙在雪原上看路，既不挡视线，又滤掉了大部分强光。汉人常讥笑藏人一辈子不洗澡。那倒不假。即使生活相对比较讲究的寺庙僧人，洗漱也极其简单。曾在色拉寺习经十年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这样描写僧人洗脸：
先在嘴里含一口水，然后用嘴里吐出的水洗手，再抓一把石灰当肥皂。第二口水要吐在手心里，再往脸上一抹，这样洗上两三次就算洗完了脸。因为没有毛巾或手帕之类的东西，一般是用衣服下摆擦一下。
至于牧区老百姓，就更是不洗了。我原来也以为那是卫生习惯的问题，但是在牧区呆上几天，连我自己也不洗了。藏北连七月的盛夏晚上都要烤火，寒冷使人根本不想碰水。何况皮肤洗得越干净越不禁风吹，开裂越多，反而是不洗可以留下天然保护层。因此我明白，不洗并非是不卫生，而是必要的生存方法。初到西藏的人亦常对藏人不洗碗大惊小怪，其实道理一样，寒冷使得用水洗碗既困难，也洗不掉碗上沾的油腻，只有擦才最干净。有时藏人还用干牛粪擦锅，那是因为牛粪有碱性，有助去油。其实西藏的牛粪不一定比内地的洗涤剂有害成分更多，如果再进一步了解西藏人与牛粪的关系，就更懂得他们不会把牛粪当成秽物。西藏高原的特有物种——牦牛，在西藏人的生活中起着特殊作用。牦牛肉比黄牛、水牛的肉都好吃；牦牛奶极为浓缩，可以打酥油，烧奶茶，做酸奶，在无法从事农耕的高原牧区，牦牛奶是维生素的主要来源；牦牛毛用来编织人住的帐房和各类索具；迁居时牦牛充当最主要的运输工具；牛皮制作口袋、鞍具、靴子、船……最奇特的就是牛粪，西藏大部分地区既不长树，也运不进煤炭石油，送不进电力，唯一的燃料就是牛粪，一年到头烧茶、煮肉、取暖全靠它。虽然理论上草原上有无穷无尽可以烧的草，但是高寒地区的草长不高且比较稀疏，即使人终日忙于打草，得到的燃料也不够烧一小会儿。从加工燃料的角度看，牦牛的嘴是最好用的割草机，不用加油，从早干到晚，割下的草用牙齿粉碎，通过肠胃“生产线”进行处理，使草压缩，结合紧密，更符合燃烧性质，再从“生产线”的出口排出──成为牛粪。有了这种“机器”，人获取燃料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许多倍，人只需把牧场上一摊摊牛粪收集起来，晾晒干燥，储存起来，就可以随时使用了。可以说，没有牛粪，除了少数能够生长树木的河谷，西藏高原将在整体上没有人生存的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把牛粪视为藏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石之一，不应算夸张。我把藏人与牦牛（包括羊）构成的自足关系称为“牛生态”。这种“牛生态”决定了牧区──也是西藏最广大地区的生产方式。在无法进行农耕的高海拔地区生存，生产就只能围绕着牛羊——放牧、打毛、挤奶、捡粪。而西藏高原的“天”又为这种生产附加了一种限制，即为了保证牛羊有足够的草吃，必须不断轮换草场——游牧。西藏高原以外的许多牧区（如新疆和内蒙古）现在都实现了定居，那是因为低海拔地区的牧草可以长得较高，同一草场的蓄草量供得上牲畜一年四季需要。西藏高原却因为高寒气候，草的生长期长，蓄草量少，又不可刈割贮存，所以只有游牧方式才可保证畜牧需要。牧民们把草场分为“冬窝子”、“夏窝子”等不同季节的牧场，一年搬迁好几次，一生搬迁上百次。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只要是在草原上不断搬迁，就不能住房子，不能睡席梦丝床、买家具，不能通电、通自来水、煤气，不能看电视、用电话，连通一封信都困难。我在青海藏区的玛多县，看到县政府后面的草地上搭了一座“模范帐房”。帐房里有电灯、洗衣机、电视，靠一架风力发电机提供电力。藏族县长普日娃在就住在那里。一是因为那位牧民出身的县长喜欢睡在草地上，二是按着上级指示给牧民做一个示范，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改善自己生活。凡是进城办事的牧民全去县长的帐房参观，啧啧称奇，小心翼翼地抚摩每一样电器。但是普日娃心里明白，他们虽然羡慕，却不会真地去购买使用。就拿那架风力发电机来讲，尽管是专门为牧区设计的，可以拆卸，便于搬运，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游牧搬迁不能用汽车，草场之间也没有公路，物品只能靠牦牛驮运。首先牦牛看见那些金属杆件和桨叶就害怕，不愿意驮在身上；其次牦牛群行走爱聚堆，经常要互相挤碰，金属件容易碰疼它们和发出响声，使整个牛群受惊。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牛群四处奔逃，直到把驮在背上的东西全甩掉才罢休。弄不好要花几天的工夫才能把跑散的牛找全。脚踏缝纫机当年刚到牧区出售的时候，也曾引起过牧民尤其是妇女的极大兴趣，不少家庭买了。但是大部分在一两次搬家后就摔得不能再用，缝纫机也就从此在牧区销声匿迹。靠牦牛驮运搬迁，最适合的是软性的天然物品。如打成捆的牛毛帐房，牛皮袋装的酥油和青稞，牛毛口袋装的牛粪等。那些物品都是靠“牛生态”自给自足的，市场提供的现代化物品多数不能适合这个基本要求，更谈不上适应高原生活的其他条件，因此只能与西藏高原绝缘。所以，尽管货币已经在西藏的所有角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崇，但是至少在牧区，使用货币的需求仍然只在很低的水平，更多地是作为财富象征。有些牧民家庭把大面值钞票排列着贴在箱子表面或佛龛之下，作为满足自己视觉或给客人观看的装饰，典型地反映了钱在那里与其实际功能的脱节。此外，作为供奉献给寺庙及活佛，大概是货币在西藏基层社会最主要的使用价值之一。从不同的角度，对藏人生活状况的认识与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写的书中，你会感受到藏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那种愉快、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