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站长的话没让周水明完全失望，司站长认为他比较勤奋，比较刻苦，对新闻工作也比较热爱。但不要过多相信功夫在诗外，还是要在苦练内功上下功夫。既然想当一个记者，就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能满足于发表一些小豆腐块儿，不能满足于能经常在报上见到自己的名字，只有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报道，才能产生影响，才能在新闻行业站得住脚。司站长一边说，周水明一边点头，他说好，好，记住了，他一定按司站长的话去做，争取尽快写出有分量的报道。
从司站长家里出来，司站长没再提让他把酒拿走的话，这让他心中暗喜，觉得自己给司站长送礼还是送对了。礼是什么，礼就是钥匙，你把礼送到了，才能打开那些当官儿的嘴。他要是不给司站长送礼，说不定司站长还是把嘴巴闭着，不会跟他说出实话。什么正面东西，负面东西，好酒闻着是香的，喝到肚子里是热的，谁能分清它是正面还是负面！初春天气，路边法国梧桐树上发的叶片才有猫头鹰的耳朵那么大，微风里还有一些凉意。篷大的树冠交头接耳，路灯掩映在枝杈之间，闪烁如猫头鹰的眼睛。整个下午，为筹备登门拜访司站长的事，他连晚饭都忘了吃，这会儿才觉得有点饿了。他拐进街边的一家小吃店，让服务员给他来碗面条。他以前在这里吃过饭，跟服务员说过他是记者，服务员认识他。服务员对他笑了一下，问他要不要喝点酒。他说喝什么酒，今天不喝了。面条要上得快一些。等面条期间，他把司站长说的活又重温了一遍。司站长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认为他写的文章都是些小豆腐块儿，没什么分量。从开始绐报社写稿子起，他就听说过小豆腐块儿这种说法，人们把发在报纸上的短小文章，统统说成是小豆腐块儿。小豆腐块儿当然是一个贬义词，它不光代表小，还代表嫩，代表易碎，里面还有水分，一过夜就馊了。以前，周水明没有把小豆腐块儿和自己发的稿子联系起来，他对自己的每一篇见报稿都很珍视，都小心地剪下来，集中贴在一个专门贴剪报的大本子上，连一条二十字三十字的小简讯都不放过。他愿意时常把剪报本子看一看，并在空白处画上一些类似绿叶或兰草样的图案，以便对他的成果进行烘托。在他眼里，那些宝贝稿子跟金块子银块子也差不多，而绝不是什小豆腐块儿。尽管司站长那样说了，他还是不愿承认他发表的稿子都是小豆腐块儿，有的稿子从所占报纸版面的面积来看，要比小豆腐块儿的面积大得多。不过他绝不能和司站长争辩，争辩的结果说不定比臭豆腐块儿还糟糕。剩下的时间还不到—个月，危机迫在眉睫，他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尽快拿出一篇有分量的稿子来。
一碗面条没吃完，周水明就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这个决定让他有些激动，心口怦怦跳着，脸都红了。由于激动和走神儿，面条他吃吃停停，是咸是淡都没吃出味儿来。这个决定是他准备装扮成一个打工的农民工，深入到一个小煤窑去卧底，把所见所闻记下来，然后写成长篇通讯。他相信，只要通讯一发出来，肯定有着爆炸般的效果，说不定会轰动全国，很多报纸都会转载。到那时候，他就不必发愁姓司的不聘他当记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周水明听说过，西部深山窝子里有一些小煤窑，窑主派人到火车站汽车站等农民工密集流动的场所，把农民工骗走。一旦骗到窑里，他们就把农民工严密看管起来，强迫农民工像牲口一样给他们干活。他们喂给农民工饭，为的是把农民工喂饱了好有劲给他们挖煤。他们把钱把得死死的，一分都不给农民工发。谁胆敢逃跑，若被他们捉住，一律严惩不贷，轻者痛打一顿，重则敲断腿骨。这样的窑旧社会就有，那时叫做圈窑，猪圈羊圈那个圈。现在这样的窑还没人为它命名，不知该叫什么窑。这样的口头信息他听到不少，在报纸上也见过一些零零碎碎的报道。但不管是听来的还是见到的，都是间接的消息，属于第二手或者第三手第四手资料。当事者肯定是有的，而当事者在信息传播中却是缺席者，不知道他们都消散到哪里去了。由于缺乏当事者的直接陈述，那些信息就显得无关痛痒，既没有切实的分量，也不具备振聋发聩的震撼力。在这样的关头，周水明只好把自己豁出去，勇敢地把责任承担起来。
第二天上班一见到司站长，周水明就把自己的决定对司站长说了。他想说得平静些，因事关重大，个别句子说得还是有些磕巴。他以为司站长会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并对他大加赞赏，然而司站长的眼皮缓慢地动了两下，在肯定了他的想法很好之后，马上提示说：“你要慎重考虑，这样的行动是要担—定风险的。”
周水朋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仿佛已经上来了，他说：“风险我不怕，我反复考虑过了。为了揭露不法势力，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司站长闭着嘴巴微笑一下，还微微摇了摇头，随即以严肃的表情对周水明指出两点，让周
水明记下来：“一、记者站没有要求你去小煤窑卧底采访，是你自已主动提出来的；二、你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自己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
周水明说记住了。
“你最好记在采访本上。
周水明拿出随身带着的小采访本，把司站长指出的两点记在于本子上。在听到司站长指出的两点时，他并没有从脑子里过，以为不过是领导对他的一般化例行交代。把司站长的话一个字一个宇往本子上记时，他才觉出这些话有些沉重了，悟出司站长话后面有话，是后话，有这些话记录在案，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司站长就可以据此推卸责任，他心里寒了一下，才稍稍冷静些，意识到自己这次去卧底的确不是闹着玩的。他对司站长也说了两点：“等我把稿子写出来，一定以咱们两个的名义发表；我这次卧底计划去七天，七天之后，如果我不能跟您取得联系，请您跟公安机关报一下案，让他们帮助您查找我的下落。” “我希望你能按时回来。祝你一切顺利恐怕不大现实，好，祝你取得成功！”
二
去卧底之前，周水明还要回一趟家，筹备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必备的行头，要把自己装扮得确实像个农民工的样子。比如他必须穿一身旧衣服。旧衣服不一定破，不一定打补丁，但一定要旧，旧得皱皱巴巴，脏脏乎乎，而且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衣服都要旧。比如皮鞋是不能穿了，最好穿三双少鼻子瞎眼的球鞋。再比如他还要带一条早些年淘汰下来的粗布被子，把被子卷巴卷巴塞进塑料编织袋子里。另外，这次冒险行动他得跟妻子说一下，顺便跟妻子亲热一番。他已经二十多天没回家跟妻子亲热了。
他的家在一座国营大型煤矿，离记者站所在的省会一百多公里。从长途公共汽车上走下来，周水明俨然是—副记者的形象、派头和风度。他西装笔挺，穿着皮鞋，打着领带，头发抿得一丝不乱，手里提着精致的真皮小皮包。他拉开小皮包，拿出一副眼镜带上了。他的眼睛不近视，也不散光，他戴眼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也有那么一点向明星看齐的意思。他的眼镜是水晶平光镜，在阳光的照射下稍微有一点变色，变的色是蓝灰色。这样，他能看清别人的面目，别人看他的眼睛就看不大清楚。这副眼镜，是他参加一个水晶产品的推介会时主办方送给他的，据说值六百多块钱哪。他现在戴的红色领带也是厂家送给他的，领带上绣着金色小花儿，是世界名牌。周水明还没当上正式的记者，就得了这些实惠，等他真正当了记者，实惠不知道有多少呢。从国道边到矿里还有五六里路，一些开三轮蹦蹦车的司机冲他迎上来，叫他老板，请他坐车。他摆摆手，表示不坐。以他现在的身份，要么坐小轿车，要么步行，坐这等开起来扭来扭去的蹦蹦车算什么！
走到半路，周水明碰见了他当年在掘进队时一块儿摘掘进的一个工友，他先跟工友打了招呼。工友说：“嗬，周大记者！”工友向他身后看了看，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你还要什么人？”
“这么大的记者，不带保镖怎么行广
大记者的称谓让周水明很受用，他说：“哪有记者带保镖的！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幽默。”
周水明和工友的话还没说完，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从他身边开过去，他认出这是该矿矿长的车子。他正想不知矿长在车里坐着没有，车子在前面停了下来。他以为是矿长看见了他，从车窗里探出头的却是井庆平，井庆平让他上车。
他不想沾井庆平的光，往前挑了两下手梢儿说：“你先走吧，—会儿就到了。”
井庆平开门从车里下来，说：“快上来吧，我正要找你呢，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了。”
周水明只好紧走两步，上了车。矿长不在车上，井庆平在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坐着。井庆平吃得一头一脖子的肉，头发也留得很长，时髦得像是一个影视导演。井庆平说了正要找他，不说什么事，却回过头笑着问他：“怎么样？”
周水明说：“还可以。”
“不行到我们报社来吧。”
“谢谢！什么时候等你当上总编再说吧。”他以前不是没找过井庆平，井庆平说这不行，那不行。现在他到记者站去了，井庆平才敢说这个大话。他要是真的答应去报社，井庆平不知又该怎样拿捏呢！再说；井庆平不过是一个普通编辑兼记者，他也没权力让他进报社。
井庆平说：“真的，你光当记者不行，当记者的还得巴结编辑，不然你的稿子还是发不出来。记者是卖方，编辑是买方，你把编辑记者都当着，等于卖方买方一肩挑，省去了中间环节，你才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