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条件，朕要求他们放弃了兵权。丞相告诉朕，原则不是无限的，而要达到收入和支出的平衡，都是以条件作为前提的。丞相的话很有道理，但只说对了一半。对那些抗拒朕的个别将军，朕派太监送去了用锦缎包裹的食品盒。当他们怀着期待打开盒子时，就发现里边什么也没有。唯一有用的东西就是锦缎。他们分别用锦缎自缢了。皇帝的最后意志是不讲条件的。
朕活着，以猫的警觉、温柔，虎的威猛、孤独，统驭着帝国的每，—个人和每—棵树。丞相是唆使朕背叛誓言的人，他的存在提醒朕，背叛随时都可能发生。朕不仅学会了京城的宵活，而且善于在关键时刻发布模棱两可的圣旨，让官僚和书生们去揣摩或发挥其中的微言大义吧。噢，朕又活了许多年，可总觉得自己还只有33岁呢。
七
倘若有人间：上述故事是否真实？朕概不回答。朕只想说，朕所写下的不是诗歌，不是小说，亦非历史，而仅仅是一份皇族遗嘱。如果不巧被外人读到了，那纯属偶然。
我的文学自传
■ 何大草
毛主席不会想到，他于1973年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粉碎了我做一个画家的梦想，最终把我变成了一个作家。那年我11岁，无限崇拜上学路上见到的把画架支在街头，反复画着一个老人或者一棵树的画家。我羡慕他们可以带着这门手艺走很远的路，过随随便便的生活。就在这一年，我就读的成都市向北京小学成立了若干课外兴趣小组，我不假思索地报名参加绘画组，却被调到了故事组。我多次缠着主管老师哀求，但都无济于事。他们坚持认为我有讲故事的才能，依据是常有同’学围着我听我吹龙门阵。我找不出理由反驳，只能自认倒霉。如今想起来，这事情的滑稽，就像我们的校名，只要一跨入这所只有半个篮球场的小学，就规定了我们必须去向往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眼巴巴看着别人夹着画板在绘画室出入，除了沮丧，就是硬着头皮去对付我的故事了。
但我惊喜地发现，那些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故事，竟是那么引人入胜。我第一次知道了孔子，他虽然是作为一个被批判者出现的，但他老牛破车、周、游天下的孤独、倔强身影，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循着这条线索走下去，我晓得了秦始皇作为大法家，的焚书坑儒的壮举，而几乎与他同时进入我阅读的，是一个名叫荆轲的刺客。荆轲企图刺杀秦始皇以阻止历史妁进步，却反被秦始皇干掉了。在这故事中，荆轲是一个小丑，用来陪衬秦始皇的英武。但“图穷匕见”的细节我读得津津有味，也挺认真地猜想过，如果他真一刀子下去让秦始皇没命，天下又会如何呢？当然，这种猜想是肤浅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在故事组呆了下去，逢重大节日，都会站在学校或公园的台子上，像模像样地把这些故事讲一遍。17岁的时候，我考入了四川大学历史系，比较系统地研读历史。我发现，我的一些老师正是我所知道的孔子、秦始皇、荆轲故事的编写者，而此时，这些古人的故事又在以新的版本重新叙述出来。在我终于改掉称孔子为“孔老二”的习惯之前，我先接受了荆轲是一个英雄的事实：大概就是那一年，我在一个美术展览会上，看到了一幅易水告别的画，画中荆轲的淡漠、超然和忧郁、内敛，使我从此把他从职业刺客视为了一个真正的士。1994年元旦，当我决定要认真尝试写一个小说的时候，我选择了荆轲。我觉得在苍凉的历史深处，他一直在等待着我，而我则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接近他。这部名为《衣冠似雪》的中篇小说，我从最寒冷的日子，写到了春暖花开，那个众所周知的“图穷匕现”的情节被我修改了：荆轲最后展现给秦始皇的，不是见血封喉的匕首，而是秦始皇夜夜不离枕下的竹剑。荆轲对目瞪口呆的秦始皇说了一句话，“我来就是为了向陛下证明这件事的。”但秦始皇没有听懂荆轲想要证明什么，他把他杀了。
《衣冠似雪》是我的第一今小说，在得到李敬泽、宁小龄的肯定后，发表在《人民文学》1995年1期。我对他们的扶持抱着永久的感激，也有了信心要这么缓慢而持续地写下去。荆轲之后，我写了以李清照南渡为原型的中篇小说《如梦令》。那是1994年夏天到来之前，世界杯足球大战还没有拉开帷幕，日子有着啤酒瓶在打开以前那种短暂的平静与不安。我常上街溜达，在僻静的占籍书店里翻到一本薄薄的画册，画着一块山环树绕的凹地里，一些少年和女人在水中游动着，仿佛鱼在自由地摆动着自己的肢体。阳光，抑或是月光，从树叶间落下来，在水和人的身上斑斑驳驳地晕染着和流转着，就连石头看起来也很柔软、很白净。有一个女人光光生生地俯卧在凸出的条石上，两手松松地抓住流水与光线。她像在假寐，沉思，她有一张被时间和苦难磨蚀过的脸，神情疲惫，甚至有些颓唐。我觉得这个女人就像我心目中的那个女词人。我把它买回去，放在我的电脑桌前，一点一点地敲到深秋，敲出了六万字的《如梦令》。
从《衣冠似雪》到《千只猫》，在我写出的 100多万字的小说中，古代故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其他所谓的当代题材，也都和记忆有关，与时代没什么关系。记忆这个词我不晓得是否用得准确，在这里我之所以使用它，是有感于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的一段话：“回忆在血液中形成，它是—种遗产，包容了一个人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同他自己曾亲身经历—样。”而小说家的劳动就是“通过回忆把生活变成艺术，使时间把它夺走的—切归还给人。”我觉得自己所有的小说，都是以记忆作为种子，以虚构的热情让它破土、发芽、拔节、生长。在写到荆轲和秦始皇宫廷对峙的时候，我相信自己就在现场，甚至荆轲就是愿望中的自己。《千只猫》的场景是我熟悉的旧时的成都，而那个主人公范懿，也仿佛荆轲一样在细雨蒙蒙般的记忆中等待着和我相遇。当我写完这部中篇之后，我发现我和他的确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我们都在以隐秘的热情做着无用的事情。
我至今还对自己被粉碎的画家梦抱有遗憾，但正因为有所遗憾，我致力于在小说中渲染氛围、涂抹色彩，把故事放置在声色俱全的场景中发展。对我来说，阅读没有画面的小说，就像面对—个没有面孔的人，会让我不知所措。—幅画面，很可能就是我写作一部小说的动力。回想 1973年的往事，其实并没有证据表明我进了绘画组就能当画家，但如钱钟书所说，“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的甜。”不过，一切可能都是命定。如果没有在批林批孔的故事组呆过，我也许不会报考历史系，也许不会写小说。写了，也一定不会是《衣冠似雪》。而没有《衣冠似雪》，我可能到现在也还没有开始认真写小说。
印象．没有记忆却有乡愁
■ 唐小林
何大革是宁静的，如果你不注意他那双神采闪烁，偶尔飘过一丝善意嘲讽的眼睛的话。问题是，你不可能不注意到，他的眉毛太浓，以至于仿佛隐含几分“杀气”。一位中文系老师说，你没见过普希金，见见何大草就是了。我当初不信，后来一想到他的眉毛和挺直的鼻梁，就信了。但是还是想象不到，为了情人，像普希金的何大草，将怎样与情敌决斗？因为我实在想象不出他握刀和提枪的姿势。
去年夏天，何大草去过俄罗斯，但他没有谈起普希金，只是提到他面对列夫·托尔斯泰墓地时内心的巨大震撼，以及对神奇的大草原、迷魅一般的白桦林和正在沉没的俄罗斯巨舰的唏嘘和慨叹。
我始终怀疑何大草是一头下山的猛狮，潜卧于成都东郊狮子山浅丘一带的丛林中。夜行的火车从这片丛林里穿过，发出阵阵狮吼。可惜在这之前，也就是对35岁以前的何大草，我一无所知。何大草35岁，或者是 36岁那年，我才认识他，不过那时，他常常是从某座教学楼或某个林阴道高高挑挑地走来，面容已经非常沉静了。因为那时他已在四川师大的中文系，当写作教师了。
据何大草说，他是四川阆中人，那是演绎过三国故事的地方，坡坡坎坎都是文化铸成。关于阆中他没有记忆，却有乡愁。他出生在成都。只是血缘的根牵连着阆中。但是阆中让他兴奋。仅有三次的回家，被他反复叙述得婉转迷离，似真似幻。他说，那里的雨迷迷蒙蒙的‘片，山路弯弯，从古县城出发，脚走在烂泥里两三个小时，才能依稀看见山峦深处里的那个家。
寻家的路难行。可何大草偏要寻找。他最初登上文坛的那组新历史小说，就是在寻家，为人类寻找家园。人类始祖伊甸园内犯罪被逐出，从此就成了大地上的异乡客，回家的企图一天也没有停止，哪怕是进入今天这样一个被海德格尔叙述成诸神离去的世界黑夜时代，我们仍然能听见寻路回家者的怦怦心跳。这种心跳在何大草发表于90年代中期的中篇小说《衣冠似雪》中尤为强烈。这是荆轲刺秦王的古老故事，却有了一个全新的结局：荆轲呈现给秦王的，不是匕首而是秦王枕下的竹剑。荆轲只想以此向不可一世的秦王证明：我随时可以杀掉你。但最终，荆轲从容地让秦王的剑尖，刺破了他的白衣白袍，直至插进他的胸膛。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使当时的评论家不知所措，直到多年以后，当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在同样的故事中，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英雄》的结局的时候，人们才对其中的寓意若有所悟。不过那时，溢美之词全部绐了那部只有斑驳色彩而内容贫乏苍白的影片。而我们的何大草，准确地说，是何大草的朋友们只有无声地报怨，甚至不知道该报怨什么。
从这里你已经看到，比起并非平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