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弄清楚了吗？
毛青年时代就信奉斗争哲学，留下名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认为所行只对自己负责。从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痞子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发动红卫兵运动）。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师合一”，又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他的《沁园春》词道出其中深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1945年到重庆和谈时，这首词风靡大后方，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文章、风度、谈吐，他的博古通今，无所畏惧，确实独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风。在战争年代，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他审时度势，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理论高峰。延安整风运动使他成为党的绝对权威。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惟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现了错误，但皇帝决不能下“罪已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林彪逢迎投好：大讲“四个第一”，只读“老三篇”，身上挂像章，手摇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高呼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非常相信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作用，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他不熟悉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对民主的理解也只认为是一种手段，“要让人家说话”，不过是恩赐而已。他需要人人都听命于己，都做驯服工具；可说并不懂得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扼杀不同意见必导致思想停滞和僵化。他晚年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对左右和掌权者说的，殊不知正好讽刺了自己：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时最聪明，一朝君临天下便愚蠢了。他觉得知识分子有点知识，有思考的习惯，难免遇事多嘴多舌，影响号令施行。于是延安整风运动得以发展，从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以至说道：“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青年学生统统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风行。终于使得人不成其为人，历史倒退下去，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还记得毛当年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却明白宣称仅仅限于理工大学。其意即在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得抓紧，研究“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养人文知识的文科大学了。
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以致荒唐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这相同意义的词语：个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说过，毛泽东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弯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之后，毛说过，如果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美民主法治的国家，任何人都不能违宪，政治家都必须遵从选民的意志，也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毛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可是他摆脱不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双重权威，尤认为“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也就是摆脱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见。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达到他的理想（实为幻想），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个专权执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诩为“马”加“秦”的，即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且继承了中国自古专制传统的毛泽东才能做到。因此，毛泽东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生，关系历史太大，值得我们弄清全部事实，仔细加以研究。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爱将。他比毛高明，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当他作纯理性的思考时，也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在实际运作之中，仍离不开独掌权力的惯性，他没能实践自己的这一认识，反而发生1989年的风波。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阴影还是何等的顽强。
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
【漫谈】网上有段有关文革的文章，对我们了解历史有参考价值。现转载于下：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已搁笔，共四十二万字，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著，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著无下文。据知，江泽民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著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著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 ，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著，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著，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