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谁“会”来了小宾。那个“大王”的哥哥见到小宾腿就软了，一个劲儿地作揖求饶。小宾很威风地叫那个“大王”和他的哥哥并排站好，让房德利给他俩每人五十个大嘴巴，还不许躲闪。直到把那精瘦的哥俩的脸“糊”成了“胖头”，才算作罢。我们也跟着解了恨。
从此，小宾成了我们的“大哥”。隔三岔五，小宾就领着几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到房德利家去喝酒（房德利父母是双职工，他是家里的独子）。小宾他们每次都是中午去房德利家，一喝就是两三个钟头。害得房德利在他们走后，赶紧率领我们又是开窗又是拿扇子扇风，放那些可恶的烟味，生怕被他父母下班后发现异常。
小宾他们喝酒的时候，除了房德利，我们七八个小孩子都得去附近的皇姑屯火车站的货场里偷东西。赶上什么偷什么，但绝不允许空手而归。如果碰上哪天运气不好，我们就倒大霉了。小宾先罚我们到屋子里蹲马步，他什么时候喝完酒，再拿我们当靶子练习一通拳脚才算完事。通常，我们到货场去扒火车，偷的都是些瓜果梨桃，偶尔还能偷到些块煤、木料，我们照样大大方方手提肩扛地把它们弄回到房德利家。
我们也被公安派出所的民兵们抓到过几回。相对小宾而言，民兵们对我们还算客气。他们只让我们擦擦派出所的玻璃，打扫打扫院子，就放我们回家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足有一年。直到有一天，小宾跟人打架，用“一尺八”枪刺将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大个子的腮帮子截了个“串糖葫芦”，被判劳改三年，我们才从水深火热中逃脱出来，战战兢兢地过上了正常的童年生活。
臧玲与小宾怎样好上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曾在亚明饭店里亲眼看见，他俩亲热地搂着脖，与几个面露凶相的人坐在一块大碗喝酒。臧玲的两条小辫不见了，替代的是那种时髦、蓬松的五号头。外罩一件崭新的人字呢军装，里面是件粉红色的套头毛衣，宽角的蓝涤卡喇叭裤遮住了整个脚面。臧玲翘着二郎腿，歪着头懒洋洋地用嘴角叼着根烟，一只眼半眯缝着，浓浓的烟雾也显得懒洋洋慢腾腾的，萦绕在她的眼前。其姿势、神态活脱脱一个电影里的女特务。
臧玲对我们投过去的惊诧、惶恐甚至怯生生的目光毫不在意，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好像我们在她眼里是一群无知渺小的小屁孩儿。张芹也坐在臧玲的边上，但她不抽烟也不喝酒，只是傻乎乎地闷头吃菜，见到我们低垂眼帘，扭扭捏捏，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那时，臧玲的姥姥已经差不多是个准盲人了，见人只能看到一团雾状的影子。不然，估计臧玲也不敢这么“大扯”，把自己打扮得跟个女流氓似的。
臧玲这种突兀的变化，让我不禁想起张老师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一个学生学好难，学坏就是一出溜的事。
十三
九年级下半学期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分班。这也差不多是每个新学期都有的事。往年，分班只是班与班之间的调换，有一种互相协商的意味。比如师生之间有矛盾，学生与学生之间有矛盾。学生自己会主动找到其它班的班主任要求互调。老师也愿意顺水推舟，趁机甩掉一两个“包袱”，当然，老师们也得接住对方甩过来的“包袱”，但至于“包袱”们能否从此“变废为宝”，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就是说，你甩出去的肯定是个“包袱”，而接过来的说不定还是个“宝贝”呢。
但今年与往年有所不同。具体地说，我们班级要分出一个好班，一个差班。其余的七个班为普通班。好班就是将全年级上个期末考试的前六十人集中到一个班上，校方的叫法是重点班。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本校重点高中的升学率；差班则是将平日里那些调皮捣蛋、经常旷课、打架斗殴及受过学校处分的学生聚拢到一起。
因为考试成绩摆在那儿，所以，事先学校就已经用大红纸在教学楼前公布了好班的学生名单。一开学，那些得意洋洋的家伙，便大呼小叫地背着鼓鼓囊囊的大书包，冲向位于三楼的九年级一班报到去了。
其实，差班的名单也是早就确定了的，每班五人，但各班班主任谁也不愿意得罪本班的学生，毕竟几年下来，师生之间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再说，也抹不开面子。班主任点自己的学生收拾书包到差班报到，总有些残忍，不近人情。于是，王主任只好亲自拿着一张写有差班学生的名单，挨个班去点名。当时班上的气氛很凝重，很压抑，许多人心怀忐忑，把头埋得低低的，更不敢与王主任的目光对视。好像只要王主任看不见自己，兴许就能逃过此劫。完全是一叶障目的自欺欺人的心态。
王主任站在讲台上，面色严峻，我们的张老师表情很无辜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叉腿倚靠在教室门框上，那意思是，这份名单是教导处定的，与我无关，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每念一个学生的名字时，王主任的嗓音都显得很沉重、缓慢，语气跟念参加追悼会名单的感觉别无二致。
当王主任念到张芹的名字时，张芹浑身痉挛，跟筛糠似的。她大张着嘴巴，好一会儿都喘不过气来，臧玲轻拍了拍她的后背，张芹的嘴巴才像扔在沙滩上干渴的鱼见到了水，勉强吧嗒了两声。接着，我们又听到了臧玲的名字，全班同学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班的五个差班名额凑齐了。
臧玲的目光紧盯着王主任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慢慢移向张老师。那目光清澈平静得连一丝波纹都没有，至于臧玲同学能否也心如止水就另当别论了。臧玲拎起书包，冲张芹说，走吧，还愣着干什么。说完，臧玲挺胸昂首率先走在前面，高高大大的张芹满眼含泪，噘着嘴，委屈得像个被人欺负够了的小妹妹。
四十五个被分到差班的学生被聚集到空旷的操场上。一个个缩脖缩脑，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抄着袖跺着脚。有人一脸的满不在乎，有人则一脸的羞愧难当。臧玲和张芹是分到差班的仅有的两个女生，她俩站在一帮被冻得龇牙咧嘴的男生堆里，显得孤单而无助，像一对迷途的羔羊。后来，我们又给差班取了个外号叫光棍班。
那是个令人唏嘘、心酸的场景，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接着，王主任张开双臂像哄羊群一样把光棍班的那些无精打采的学生哄到学校食堂一侧的角落里。那里曾是校办工厂的车间厂房，如今早已废弃多年了。残败、破落，还四处漏风。王主任又带领他们从后勤组搬出来一堆破破烂烂的桌椅摆在里面，从此这里就成了差班的教室了。
从我们的教学楼放眼望去，那里就像个被后妈遗弃的苦孩子。
按王主任的意思是，这个班的学生不是固定的，如果表现好，随时可以回到原来的班去上课。普通班甚至好班的学生如果表现不好，也随时会被分到差班。王主任说，我对你们的要求只有四个不许：不许打架，不许扰乱课堂秩序，不许勾引社会上的小地痞到学校捣乱，不许到楼里影响其它班的学生听课。只要做到这“四不”，毕业时每个学生都可以拿到正式的九年级毕业证书，保证和别的班的学生一模一样。反之，只能拿肄业证书和初中毕业证。
差班的班主任是张老师。据说，这是她主动要求的。从此，张老师再也不必为备课分神，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生考试的复习中去了。
第二天，张老师把臧玲叫到语文教研组，客气地让臧玲坐在自己对面，语重心长地说，以你的学习成绩分到这个班是挺委屈的。唉，要是没有那个处分，你是完全可以分到好班的。臧玲冷冷地说，我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张老师继续说，你有情绪，我也是能理解的。现在我想给你个机会，让你当这个班的班长。这样，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转到普通班，如果考试成绩优异，还可能直接到好班。
臧玲抿着嘴，将头扭向窗外，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当过班干部，你还是让别人当吧。
张老师强压住心头的火气，臧玲，我这是在挽救你，免得你一个女孩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校外跟社会上的小流氓一块儿抽烟喝酒，这是很危险的，教导处知道是要开除学籍的。
臧玲直视着张老师，说，随便，我什么都不在乎。
张老师对臧玲的挽救行动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十四
差班的课堂更像是吃午饭的学生食堂，一帮男学生上蹿下跳，纸飞机嗖嗖地漫天飞，甩扑克下象棋的叭叭声不绝于耳。任课老师管不过来也懒得管，只能任其发展，自己落个清闲。惟有一条，那就是怎么作都行，但不许出教室。这叫一锅臭鱼只能腥自己的这锅汤。
一天上午，张老师趴在讲桌上打盹，突然臧玲双手捂住嘴巴，从座位上蹿了起来，刚跑到教室门外，口中的污物已迫不及待地在空中划了一道沉重的抛物线，溅到地上。臧玲表情痛苦地蹲下身子边大口喘着粗气边继续呕吐起来。张芹跑过来对张老师说，臧玲吐了，我帮她捶捶背。张老师皱着眉头，厉声道，不用你多管闲事，马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张芹白了张老师一眼，但还是慢腾腾地退了回去。
张老师厌恶地将臧玲一把推出门外，说，愿意吐到厕所吐去。别影响其他同学上课。说完，咚地使劲关上门。
脸色蜡黄的臧玲很快回到教室，拿起墙角的扫帚将那一堆污物打扫干净。正欲回到座位上，张老师冷冷地说，别动，就站在这里。臧玲虚弱地将身体靠在墙上。张老师一字一板说，站直了，别靠墙。你也太不像话了，上课时间没经老师允许就往外跑，你还有没有家教。
臧玲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声音，我没有父母，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