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东西，也不论南北，都相隔二三十米。那中间再用半米高的树墙隔断，既有了绿化，也省了栅栏，房前屋后的空闲之地尽由居民栽花种草。
不管如意算盘拨打得如何精细，侵略就是侵略，天下的侵略者谁也休想武运长久，长治久安。小鬼子滚犊子了，那大片的日式住宅回到了中国人手里。可中国人口众多啊，人一多就不能讲究了，原先的每幢两户改住了四户，南门一家，北门又一家，房内相通的地方用砖石一垒一抹，便成了彻底的界比子（隔壁）。人一多，也没人讲究栽花种草了，房前屋后都变成了与嘴巴直接相关的菜园子，从春到秋，那一片繁茂，丝毫不比乡间村舍逊色。为了多种一棵是一棵，也为了防止树墙遮光抢养分，城市里的菜农们只说树墙上的“洋喇子”蜇人，悄然地将那些丛树一棵棵连根斩除。到了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住宅区内整齐葱郁的树墙已所剩不多，快成文物了。
1973年，我17岁，虚岁。在我的记忆里特别深地刻下这一年轮，是因为那年我初中毕业，正准备上山下乡大有作为。入秋的时候，学校把毕业证发下来，然后就让我们等待出发。在此期间，隔些日子每人发张箱子票，再隔些日子又发些做被褥的布票，之所以迟迟备而未动，据老师讲，是学校在争取为我们联系更为合适的地方。为此，家长们很欣慰，也很感动，倒是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傻丫头傻小子们不知领情，上蹿下跳地着急，说去哪儿不是撸锄杠，早去还兴许早回来呢。后来我们到了乡下，才知铁路局为安排这茬人，真是好费了一番心思也好一顿溜须，为公社又是搞木材又是搞钢铁的，不然，人家已接待了一茬又一茬，谁的一亩三分地上还缺小祖宗啊？
在家等待的日子很无聊。爸妈抓革命促生产去了，妹妹弟弟复课闹革命，闲寂的我很快感到了肚腹的饥饿。多年一贯制的一个窝头一碗稀粥的早餐，别说17岁的少年，就是爸妈也总说顶不到中午。我在屋里转了转，闩死房门，掀开脚下的一块掀板，缩身钻到地窖里去。
这就要说说我们那片日本房的地窖了。早些年，菜园里闹自力更生，冬天到来之前，许多人家便找块地方，在外面挖个菜窖，一人多深，将一冬所需的白菜萝卜土豆统统存在里面，还有苹果和梨。北方乡人的过冬把戏，完全适用于我们这片城市里的村庄。后来，毛主席说备战备荒为人民，又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日本房的居民们好像一夜间茅塞顿开，都把“洞”挖到了房内的地板下面去。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建房，不心疼中国的木材，房内是清一色的松木地板，挑空高起地面半米，然后往地板上一铺榻榻米（稻草铺垫），就可铺被睡觉了。可北方中国人还是要睡床，甚至要睡火炕，便在室内做些改造。但万变不离其宗，日本房的地板还在，地板下豁然相通的空闲之地也还在，于是，不辞辛苦的中国人铲挖，盆端，老少齐上阵，宛如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民众挖地道，不知不觉间，几乎每家都有了那么一处永久性的地下仓库。有那讲究的，还把电灯拉下去，再用砖石水泥细细处理一番，便有了一劳永逸的效果。小有不称心处，便是房内地窖温度要高一些，不利冬菜窖存。可这也难不住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再选房墙贴地面的地方叮叮咚咚地开凿出洞眼，好像碉堡上的射击孔，冷时堵，热时开，完美无缺，齐了！
我站在冷森森凉丝丝的地窖里发呆。大白菜贴墙码存，两排，上千斤，可充饥，但我不甘心，入口嘁里咔嚓的，那太像兔子，是不是吃多了会疯长耳朵？脚下土里埋着大萝卜，落肚也顶饿，但生吃辣心。土豆也有，但不多，妈妈单位分的，还剩多少个她心里有数，而且没饿到那个份儿上，生吃也太狼狈。我的关注点只能是依墙而立的那两筐苹果和一筐白梨。苹果是国光，爸爸单位秋后分的，个头儿不大，颜色也青棱棱的，刚摘下来时酸涩，但放到年底，味道便变了，甜酸中还别有一种滋味。“锦州那地方出苹果。”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最高指示一发表，满世界的大卡车都来苹果的圣地拉这甜蜜的果实，价钱被拉上去了，秋后能给职工发两筐苹果的单位已是很不错了。只有两筐的库存，当然不能敞开肚皮随便造，不然，我们兄妹三人便是三头小狼，一晚上玩儿似的能消（消灭）半筐。妈妈的政策是每到周末才派爸爸亲自下到窖里，取出十只，每人两只，平均分配。而那白梨则不再仅仅是水果，而是药了。白梨产于辽西绥中县的北部山区，我的老家在绥中，是亲戚送来的。那梨个儿大，皮薄，肉质细腻且甜脆，又压咳又解痰，妈妈不许擅动，是防着一冬一春家里有谁生病咳嗽，那白梨便是一剂良药。
我站在三筐水果前，贪婪地深吸着那滞溢的浓烈清甜，两手关节攥得嘎巴嘎巴响，却不敢去动那近在咫尺的美味。爸爸每次取过苹果，都将筐盖复位，还用细铁丝仔细扎束好，而且，还不知他在哪里留下了特别的记号，稍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上一次，弟弟钻进地窖，仅仅是动了动筐子试图从哪里找到缺口，就被爸爸发现了。爸爸冷笑，说有御猫在此，我不信哪只耗崽子还能成了精。弟弟嘻皮笑脸地说，敢闹东京的五鼠来了，御猫也未必能有多大神通。
地板下有老鼠，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老鼠杂食，饿急了什么都吃。刚挖出地窖那年，妈妈单位分了两个西瓜，来处挺远，是吉林省的洮南，据说是西瓜和葫芦的嫁接品种，所以模样不好看，长咧咧的，头大尾小，口感也不怎么样，寡淡。但那西瓜皮厚，且硬，用指甲一划就感觉到了，像秋后已可做瓢的老葫芦。妈妈说，留下一个，到过年就是个稀罕了。那个西瓜放在了地窖里，每次有人下去看，它都绿莹莹的招人向往。年夜，弟弟兴冲冲地跳下地窖，可转隙，就有哇的一声哭传上来。爸爸大惊，急跳下去，原来弟弟抱在怀里的已是个空空的西瓜壳子，被耗子咬出一个核桃大的洞，老鼠们早将西瓜瓤彻底打了牙祭。那以后，我们每隔一段时日，就借来一只猫，再将墙壁上的“枪眼”堵上。一猫镇百鼠，这一招奇效。不然，那些耗子是连白菜萝卜都要啃的，还饶得过你苹果白梨？
我咽了两下口水，胃里越发揪揪地疼上来。爸妈的防范太严，那就向近邻偷袭，从地板下迅速向走南门的姚家地窖匍匐前进。姚叔叔是工务区的主任，管着十来个养路工区，类似于工厂里的车间主任；姚叔眼下还是我们学校的工宣队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说话就有了比校长还大的分量。姚婶在一家粮站管开票，不是官，却可以不动声色地就让谁家每月多吃几斤细粮。因为这些原因，姚家地窖里存放的水果就比我家多了许多，是八筐，而且质量也明显高于我家，不仅有国光，还有红元帅、黄元帅，色泽鲜艳，个头硕大。小小地“共产”一下他家的苹果，理虽不直，气却可壮，起码，我的心跳不是那么猛烈。
我没拿电筒，干这种事，用不着。我轻车熟路地伏在了姚家地窖沿上，摸索着掀开苹果筐的盖子，摸一摸，选出三个最大的抓在手里。三个，足够了，按体积和分量说，足可顶上我家的六个。这事只能自食其乐，而且要干净彻底，不能让弟弟妹妹知道，更不能让爸妈知道，偷来的锣鼓就是不能敲的。
我手脚并用，迅速回撤，肚皮里的饥馋已刻不容缓，掀开衣襟，用还算干净的里子将苹果擦了擦，便咔嚓咔嚓地大口咬嚼起来。老姚家的苹果真是好，甜，脆，还有一种别样的清香，灯光下看得清爽了，原来是红元帅，红紫得像年夜里的小宫灯。如果不是此情此景，这样美丽的苹果总应该先摆进家里饱上几天眼福，哪舍得就这样咔嚓了呢。
不好，腮帮里突觉烧灼一热，随即就疼起来，那疼又星火燎原般迅速漫展，半边脸都似挨了重重一棒。我“哎呀”一声，急将嘴里的东西吐出，那苹果渣渣上已挂了血丝。再用手去摸，腮帮疼得越发难以忍耐。不用说，我遭了暗算！我急推开揭板，跳出去，凉冰冰的自来水进了嘴巴，那疼痛稍有缓解，可红色的血水吐出去，疼痛便立即回归。我嗽了口，洗了手，跑到衣镜前，小心地扯开嘴巴，用电筒照着。这一看不要紧，便看到左腮内部有什么东西扎了进去，那铁制的异物尾部竟还有个比针鼻大些的小圈儿，圈儿上挂着一条几寸长的缝衣线，直拖到嘴角。妈的，刚才在昏暗的地窖里，只顾了美味可口，哪里想到漂亮的苹果外皮下早被人安设了机关。狠，太狠啦！
我丢下电筒，想把扎进肉里的东西拔出来，可一动，疼，而且是钻心彻骨巨痛无比。我突然之间明白了，人家拴上一根缝衣线是故意的，那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别想轻易往外摘了，那是一只鱼钩，倒戗刺，越动越疼，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知道这活儿是谁干的了，姚黑子，一定是他！姚叔长得高大黑壮，加上长年累月在铁道线路上抡镐筛碴摸爬滚打，就晒得更黑。姚叔的业余爱好是钓鱼，有时星期天骑车出去，临行前，从屋里端出一大盆清水，晒在门前菜园的大太阳下，傍晚回来，站在盆前扑扑腾腾地又擦又洗。我看他那一身又黑又亮的肉疙瘩，羡慕得迈不开步，他就随手甩过几条鲫鱼或黑鱼棒子，说小子，拿回去叫你妈炖鱼汤，多放点姜，鲜灵。
在我的记忆中，姚叔一直叫我“小子”，透着亲切，也透着喜爱。我想，这一定跟他家的儿女结构有关。姚婶一连生了三个女儿，虽然都清秀漂亮招人喜爱，可姚叔与人吵骂的时候，还是难免被人骂一声“绝户器”，这可是那个年月的顶级绝骂呀。姚叔不甘心，又生出了小四。小四出生的那天夜里子时，姚家突然又放鞭炮又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