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来进行对话。于是，两个灵魂长时间喃喃细话，秘而不宣。于是，你感受到了阿三的肉体融入黑土地之时的感受，温暖的，湿润的。于是，你听到了来自家乡黑土地上大豆苗的拔节声、开花声、结荚声，以及大片大片成熟的豆粒如冰雹般掉落于地的热闹之声，预示着来年希望的，振奋人心的……
现在，时隔无数个日日夜夜，流逝的岁月带走了我的许多“感受”，较之过去，我已相对平静，或者说，变得有点儿冷漠，因此才能以较为平和的心态，讲述那桩在当时看来简直是无法面对和言说的突发事件。
遥想当年，阿三的生命毁于贩毒，似乎罪有应得。而在我看来，那个贩毒的阿三跟我毫不相干；在我的心目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抑或不可预测的未来，都不曾有、也不会有这个“毒贩子阿三”的身影。不认识，不接受。没有那回事。一切等于零。今生今世，包括来生永世，都是如此。
那天，我翻阅当地一份过时两天的报纸，无意之中在一篇新闻里看到了阿三的名字——赵宝根，这篇报道的大意是：经过中俄双方的通力合作，警方一举捣毁了一个贩毒网络，并抓获毒品贩子八人（中五俄三）。这个贩毒团伙，在中国境内将毒品溶解于有色液体，又加工成常见的口服液制剂，成箱包装之后，利用过往边境的运输工具，频繁变换车辆而偷运出境，然后在俄方某地某秘密据点把这些“口服液”重新浓缩，提炼成高浓度的海洛因。新闻在最后重点提到，中方被捕的五个毒贩子，以某某某和赵宝根为头。
赵宝根，这个名字触目惊心，但在我们的家乡，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我并没有把阿三排除在外，也没有将他与贩毒头目联系起来。我扔下报纸，抽了根香烟，觉得还是打个电话给密山口岸的老同学为好；在电话里，我向他复述这篇新闻的主要内容，是想从他嘴里得到“根本不是阿三”的证实，因为他是个“消息灵通人士”。然而，他说报纸他比我看得早，这会儿正想与我通电话——起初他也像我一样，绝不相信阿三会去干这种要钱不要命的冒险事；他身为口岸工作人员，有打听这方面消息的便利——经过这两天向有关部门反复询问和核实，这个赵宝根就是我们共同的同学阿三。
放下电话，我立即赶往密山口岸，与老同学碰了一次面；当时我们密谈的内容和我自己的感觉，现在我不想重复，也没有必要重复。总之，以我们的能力，没有丝毫办法把阿三从死神手里夺过来，甚至，连去探望他一下也办不到。我们束手无策，不约而同地相对流泪。仿佛只有通过大量的流泪，阿三才有可能重返我们的身边。阿三是怎样加入这一贩毒团伙的，又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过去的日子他到底在哪些地方停留或流窜？这些问题，至今都不得其解，也永远不得其解。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人生的大谜团，还有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按照现有的刑法，阿三无疑将被判处极刑，就地枪决。听到这种枪声，我的精神必定崩溃。因此，从老同学那里回来，我在路上就决定要远走高飞，而且越快越好。
以我的切身体会，现在我得低头默认：在本质上我是个相当自私的家伙。自私的人，在涉及到生命安危的紧急关头，想到的和顾及的，总是他自己。现在可以肯定，我要逃离家乡的原因，除了不愿看到阿三的悲惨下场之外，更多的则是害怕自己被捉拿归案。当然，自己的隐情，在当时是不能向老同学吐露的，只能让它烂在心田里……
隐情在于，那两箱“太太口服液”，和那个像树干一样的中年人，如同恶魔一般尾随着你，令人无法回避，也难以摆脱。可以这样说，假如这两箱“礼品”也含有海洛因，那你就是一个接间的贩毒分子，最起码，是一个贩毒犯的帮凶。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被抓的那伙人一旦把“这件事”招供，那迟早要将你逮捕——你所贩运的毒品量，足以判处重刑，枪毙也没准。这绝非自己吓唬自己，而是无情的法律摆在那儿。当然，到时候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你一点也不知情，完全是无辜的——无知者无罪嘛。而棘手的问题是，这个像树干一样的中年人，还有那个身穿皮夹克的光头小伙子，是不是贩毒团伙的成员？目前他们身陷囹圄，还是逍遥法外？而那个拉你下水的花蝴蝶，早已不知去向——惟一能够探听事实的线索断了，叫你到哪里去探明事情真相，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所以，三百六十计，逃为上。
因此，这里的一切都该提前结束。
得理解这种结束，得有个清醒的认识——你不知不觉已被卷入一场灭顶之灾的旋涡，它将淹没阿三的性命，还将淹没你的生命。不过，与阿三不同的是，当时你的脑袋还露在旋涡之外，还在喘息挣扎，还有机会脱身出逃，保住一条小命——至少暂时保住。于是，从老同学那里回来，我便到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当夜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背着母亲在慌乱中打点行李，带上文稿、文凭和几本爱不释手的书籍。之后，含着泪坐等天亮。新的一天，凶险仿佛跟着阳光而来。从清晨到傍晚，我都战战兢兢地在外面办事，奔波不息，手忙脚乱，处理、了断一切。值得一提的是，我谎称自己要到“外地”去发展，将那份无限期而又随时都可中止的“蔬菜协议”（包括我写的一份结算委托书，因为娜佳的账册上还挂着属于我的三四千块钱），转让给了阿三的姐夫，希望他沿着我的路子继续跑下去，并且跑出喜人的业绩。他十分惊喜，又十分疑惑，问我今后需要什么回报；我说我不图任何回报，并一笑了之，就像当初阿三把跑生意的接力棒传给我那样。接着，我又去了趟阿三的父母家。二老是农民，年事已高，身体都不大好，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可想而知；阿三的事，二老只听说了一点皮毛，尚不知事情的严酷性。我讲了几句宽慰话，掏出三万块钱，说是以前借阿三的，因为我要出趟远门，可能一年半载回不来，所以请二老代之收下。这笔钱，能带给二老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我能预料到，往后二老的身体将越来越差，一病不起都有可能。收下钱，二老的目光里没有疑问，却充满着哀伤；尽管如此，还准备去杀只童子鸡，留我——这个再也见不到的儿子的朋友，吃顿饭。我声称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办，自己，同时也代表阿三，向二老一鞠躬，便慌忙逃开了。
在逃离家乡之前，我给自己母亲的钱数也是三万。不过，绝非当面交给她，而是趁她不在家，连同一张字条塞在了她的枕头下。字条上写道：妈妈，我突然决定到南方去做生意，今晚就动身。你自己多保重！对不孝之子的不辞而别，慈母将是何种心情？会不会受惊而影响身体？会不会四处托人打听你的下落？我难以想象，也不敢想象。我真想等母亲回来，向她和盘托出，说明逃跑的原委，但我又怕她经受不住这种“要命的事情”——瞒着她，只让她知晓你“去南方做生意”了；这样，在往后的日子里，她不过是对你满怀思念和牵挂。家父去世早，仅靠母亲的一双手把我和姐姐拉扯、培养成人，容易吗？我想万万不能给她意外的惊吓！母亲有份退休金，生活不成问题，但我还是用三万块钱表示自己的强烈伤感——以后不能照顾你老人家了——原谅我，妈妈！好在姐姐家离她不远，今后遇到什么事，还有个照应。就在那天晚上，我趁母亲到姐姐家去看望我的小外甥之际，没有跟任何人话别，背起简单的行囊，直奔车站，匆忙出逃……瞧，我已经没有时间……不曾回头，不曾迟疑，看起来是那么的决绝，那么的神速，那些复杂的情感和那种现实的时间，一直拖到我上火车的那一刻，一切都留到最后时刻，一切都已变成事后。
开往北京的列车飞速行驶着，而我心里的时间却一动不动——晚上八点十八分离开家乡，这一刻永远定格，牢牢凝固。眼泪和血液都无法把它溶解。
我之所以选择北京，是因为京城没有一个熟人朋友，便于自己改头换面，把人生彻底翻新；还因为，曾不止一次地听说，首都湖大水深，不论大鲤鱼小泥鳅、白天鹅丑小鸭，还是乌龟王八、青蛙毒蛇，都有其生存的层面和发展的空间。然而下车之后，面对北京这个波澜壮阔、五彩缤纷的大湖泊，我却傻了眼，犯了难——地生人疏又广大无边，到哪儿去落脚合适呢？是的，眼下首先是要解决住房问题。约莫呆愣了一支烟的工夫，不怕你笑话，是我脑子里的迷信色彩帮了我的大忙，它给我指点迷津，并牵引我乘上出租车，叫司机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开去——东边风水好，住着不会背运。我在坐车、走路、摸索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已开始脱胎换骨，逐渐变为一条机灵的小泥鳅；最终，我悄悄地钻入城乡结合部的一家小旅店，暂住了两夜。在那两天里，我拎着一袋有些发黄的文稿，摸进旅店附近一条又一条陌生的胡同，寻找着安静一点的出租房。最后让我看中了一座从大院里隔开来的小院子——相对独立，院里有两间平房（已出租一间），还有一棵高大的老枣树。我向房东老大妈表明来意，并亮出自己的身份——给她看一叠文稿，以示自己住下来是为了做文章，是个令人放心的文弱书生。老大妈笑着说，做生意的人来过好几拨，都给她一一回绝了，她就是要租给像我这样的文化人——得，住下吧。房租四百块一月，另加水电费二十块。屋里有土暖气和几样旧家具，稍稍收拾一下，再添置一些生活用品，便像个住人的窝了。就这样，我这条小泥鳅，在北京这个大湖泊的边缘，在不起眼的水草缝里，无声无息地潜伏了下来。
在阿三他们尚无“结果”之前，自己每天呆在小屋里都干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