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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的泥泞也是向阳湖的一绝。一双雨靴可以带起近十公斤的烂泥，你刚用力甩掉，下一脚又粘上了。在这样的路上走十里八里地去出工，谁都发怵。有的年纪大的、腿脚不便的，没有等走到工地，那边就打招呼：快收工了，往回走吧！更有拉着板车来回40里山坡路去县城采购全连食品的活儿，那板车上装着上千斤东西，车轮子陷在泥浆里，你就是使出牛劲，也难拉动它；然而你必须拉它，还得爬坡，翻山越岭，把它拉回连队。哪怕半夜三更回来。全连100多张嘴在等着它。郭小川、严文井都被分配过这样的重活儿，不用说我了。
所以，当熔炉和乌托邦的光芒渐渐褪去，炼狱的严峻和残酷很快就显现出来：严寒，持续的炎热，泥泞，蚊蝇蛇鼠，超强的体力劳动……时而从别的连队传来某某人在湖里劳动时倒下再也没有能够起来的消息；作协的人也没有想过，不到两年，49岁的侯金镜就会突然倒在自己身边。
然而，如果单单是自然方面的困难，人们都还能忍受。最令人不堪回首的是所谓清查“516”。
……
你的家庭出身定为“反革命地主”
一个靠恫吓、打骂和逼供信弄出的作协的“516”折腾了我们两年多。最后，因确无证据，只能草草收场。我回到了“革命群众”之中。我依然在2排即《文艺报》，《文艺报》的阶级队伍情况我已作过统计。“革命群众”之微弱可以想见。我既非依靠对象又非打击对象。我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劳动力。挑稻谷、拉板车、划船、扛麻袋等等凡是重体力活的地方一般都有我的身影。
这也没有错。我在连里排里干部中最年轻，二十来岁，不派我干派谁干？我当然不是最强的，但经过一年的磨炼，我已是连里排里“全能”的劳动力之一。
我的516问题等待宣布，只是时间问题。干活难不到我，我因此有些麻痹。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常常不知深浅；对连排的左派领导、对军宣队也敢提意见了，忘了自己的真实处境：我是审查对象的身份并没有变。
1970年七八月的某一个难得的休息日（革命的干校两周才放一天假），我去30多里地外的温泉镇，那是咸宁地区的行政所在地。去那儿洗温泉，买买东西——主要是解馋的东西，吃一回湖北有名的豆皮。这也是我从516黑屋解放后的第一次远行。巧得很，那天好几个人去温泉，其中有我的“同案犯”吴泰昌，另一条线的516小周明和张会吾。张会吾曾经当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的警卫员，他怎么是516至今都是个谜。还有一个汪莹，汪莹是1965年分配到作协的学外语的大学生。外号“汪小资”，出身很好，说话提意见也就没有遮拦。她怎么也成为了516？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成为516也同样奇怪。
于是两条线的几个516一起上了路，沿着长长的大堤走去咸宁，再从县汽车站乘车去温泉。话题就这么展开了：你是怎么交待的？怎么参加的516。不说不要紧，一说全穿帮了。原来我们四个人交待的表格都不一样。你是16开纸的，他是32开的；你表格上有这一栏，他表格上没有。即使同一条线上的，你是在文联大楼参加的，我是在某某人家里参加的。你参加时还有某某人，我参加时则是别的人。
——真相大白！这就是逼供信的结果！如同普希金所说：“一切过去了的，都将成为美好的记忆。”四个人争相回忆被审查时的种种细节，居然快乐无比。一场闹剧的全过程，就在本来是无意的温泉之行的路上，弄了个明明白白。
——这一天可真是畅怀大笑的一天。我们人人得意：看你军宣队、专案组怎么定案吧！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几个人的温泉之行很快被连里知道。连长指导员马上召开全连大会“反击”对抗运动，也就是对抗清查516的逆流：你们还在串供？你们的516问题还没有完！516问题绝不能一风吹！你们妄想对抗军宣队绝没有好下场！
这个会起了震慑作用。权在人家手里，说你是圆的你就是圆的，说你是扁的你就是扁的。作结论是给你留个尾巴就让你一辈子难受。
这个会之后我老实了许多。闷头干活，等待结论吧！反正心里已经很明白：你起码定不了我反革命。
可我的不安分还是害了自己。这里有一个重要插曲，就是我的家庭出身。我父母都是乡村教师，后来父亲进城教书。抗战后母亲失业，在老家边种地种菜养猪，边带孩子；祖传的十来亩地靠一个女人自然种不过来，于是出租一部分，农忙时还得雇一两个短工。土改时我母亲定了个“小土地出租”，不久就作为失业教师到上海参加工作，因为工作优秀，1958年被评为二级教师，出席了上海市教师代表大会。
我们兄妹四人，在家庭出身一栏一直填的是教师或职员。1961年我在北大，那时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搞忠诚老实教育。我不假思索，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由“职员”改成了“小土地出租”，心想改一个难听一点的，够忠诚老实了吧。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和被审查。我父亲是大革命年代参加的国民党，还是国共合作的时候。他担任过数月的区分部委员。也曾被选为县里的参议员。后来国共破裂，胆小怕事的父亲也就脱离了政治，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了。一解放，这些事情便弄清楚了，结论很明确：“一般性历史问题，不予追究。”到了“文革”1968年清队，把各人的历史拿出来再翻一遍也属正常。1970年夏天他就被解放了，可结论重了：“严重历史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然，没两年这结论就改了，维持原先的“一般性”的结论。
我突发奇想也不识时务。我想趁516问题快做结论时把我的家庭出身也改一下：总不能兄妹四人三种不同的家庭出身吧？于是我在1971年的夏天给军宣队写了一纸报告。
大约过了两周，“组织上”找我谈话，出面的是一位军宣队成员和蔡排长。军宣队没有说一句话，蔡排长做了最简单的宣布：经研究，你的家庭出身定为反革命地主。至于你哥哥妹妹定什么家庭出身，我们不管。
真是五雷轰顶！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我一言不发回到宿舍。我明白这是比起516更厉害的一顶帽子。今后只要我稍有不慎，便是阶级异己，阶级报复。今后我的工作乃至我的婚姻都会受到影响，我这一辈子不就完了？
出工时我不再说话，开会时我也沉默不语。我不敢跟别人说，一说就会是“翻案”，是“反扑”，是“心怀不满”，是“对抗军宣队”，是“阶级本性”。走在路上，蔡排长命令我：杨匡满，起个头，带大家唱革命歌曲！我察觉蔡排长脸上的得意的神情。我带大家唱着，我只觉得有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百思不解。我不服气。还没有听说有“反革命地主”这个出身的。地富反坏右，我占了两个。若干天之后，我终于给我父亲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曾经担任过我初中数学老师的崇明人蔡诚写了一封信，蔡老师的诚实厚道给少年时的我留下过很深的印象。同时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质问他对我是否有隐瞒。
父亲的回信十分无奈，仅寄了一份他的简历。蔡老师也很快给我回信，要求我请组织上重新调查，也明确表示这样定我的出身是不妥的。
当时严文井刚当连副指导员。一天工间休息，我同他谈了这件事情。他严肃地说：你这样做是不行的，反右时一些人就是因为给自己的家庭出身翻案而被划成了右派。严的一句话把我吓懵了。严接着安慰我：出身不由选择，道路自己走嘛！你年轻，不会怎么影响你今后分配工作的。
——这大概是1971年的八九月。我只能将一腔郁闷压在肚子里。好在连里同事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起。当然，我想，按严文井的谨慎他会这么说；按他的水平和为人，他可能在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帮我说话。我之所以没有跟郭小川说，是因为他那时已被干校军宣队“封杀”。郭小川为516们仗义执言已经得罪了军宣队。
谢天谢地，我有生以来最为郁闷和黑暗的日子只有三四个月。
9。13之后
副统帅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件对中国政局是个转折，对五七干校是个转折。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对我个人或许也是转折。
我比一般同事早知道那么一两周，是因为我在北京搞文联系统中央专案的北大老同学胡志钏给了我一封信。胡原先是志愿军参谋总部的，后来作为调干生上了北大，是我们班上最年长的，而我恰恰是班级里最年幼的。我们之间的友谊从一进校门直到晚年。即使我受审查期间，他也悄悄给我父母写信并安慰他们。
胡的信写于9月20日。他说今年国庆不游行了，北京有大事，关系到接班人。胡还说你们也会传达的。
经历了几年“文革”，听了千百遍“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