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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道德主义者的话。——没有什么比愿望着的人更违背一个哲学家的趣味了……当他仅仅在人行动时看见人，当他看见这最勇敢、最狡猾、最坚忍的动物迷失在迷宫般的困境中时，他觉得人是多么值得赞叹！他还鼓励他们……可是，哲学家蔑视愿望着的人和〃愿望中〃的人——以及一般来说一切愿望中的事物、人的一切理想。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可能是虚无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便是，因为他在人的一切理想背后发现虚无。甚或不是虚无，——而只是毫无价值、荒谬、病态、懦弱、疲惫的东西，从饮干的人生酒杯中倒出的各种渣滓……现实中的人如此值得尊敬，为何他一旦愿望，就不值得尊重了呢？他必须为他在现实中如此能干而受罚吗？他必须在虚构和荒谬的东西中放松四肢，以此补偿他的行动以及一切行动中的大脑和意志的紧张吗？——迄今为止的人的意愿史是人的partie
honteuse①，应当谨防太久地读它。为人辩护的是他的现实，——它永远为他辩护。与随便哪个纯粹愿望中的、梦想中的、卑鄙地捏造出来的人相比，与随便哪个理想的人相比，现实的人何其有价值？——而只有理想的人才违背哲学家的趣味。
①法文：可耻部位（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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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的自然价值。——自私的价值取决于自私者的生理学价值：它可能极有价值，也可能毫无价值、令人鄙视。每一个人均可根据他体现生命的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而得到评价。确定这一点之后，他的自私有何价值的问题也就有了一个标准。如果他体现上升路线，那么事实上他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而为了那个凭藉他而继续迈进一步的总体生命的利益，可以极端地关心他的最佳条件的保持和创造。个人，〃个体，〃按照民众和哲学家迄今为止所理解的那样，肯定是一个错误。个人决非自为的，不是一个原子，不是〃链中之一环〃，决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传物，——他还是到他为止人的一条完整的路线本身……如果他体现下降、衰落、慢性的蜕化、疾病（疾病大多已经是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那么他甚无价值，而且最高公正要求他尽可能少向发育良好者挪用。他纯粹是后者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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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是衰落的社会阶层的喉舌，当他们义愤填膺地要求〃权利〃、〃公平〃、〃平等〃之时，他们仅仅受着他们的愚昧的支配，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受苦，——他们缺乏什么，缺乏生命……他们身上追根究源的冲动十分强烈：必须有人对他们处境不好负责……甚至〃义愤填膺〃本身就已使他们感到愉快，骂人对于一切穷鬼来说是一种满足，——它提供了一种小小的权力陶醉。即使抱怨和衷叹也能赋予生活一种魅力，使人可以忍受它。在任何抱怨中都有一种精巧的复仇，人们因为自己的坏处境、有的甚至因为自己的坏品质而责备与他们不同的人，就象责备一种不公正、一种不能容许的特权一样。〃如果我是混蛋，那么你也应该是混蛋〃：人们根据这样的逻辑闹革命。——衷叹在任何场合都无用，它源自软弱。一个人是向别人衷叹还是向自己衷叹（前者如社会主义者，后者如基督徒），并无真正的区别。两者的共同之处，依我们看也是无价值之处，便是应当有人对他受苦负责——简言之，便是受苦者为自己开一付解苦的复仇蜜糖。这种复仇需要是一种对于快乐的需要，其对象是可能的原因：受苦者到处寻找用来发泄其渺小复仇欲的原因，——再说一遍，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在自己身上寻找它……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两者都是颓废者。——可是，当基督徒谴责、诽谤、诬蔑〃世界〃之时，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本能，社会主义工人出于这同一种本能而遣责、诽谤、诬蔑社会：〃最后审判日〃仍是甜蜜的复仇安慰——革命，就象社会主义工人所期待的革命一样，只是被设想得更遥远一些罢了……〃彼岸〃——倘若它不是一个手段的话，为何彼岸总要诬蔑此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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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废道德批判。——一种〃利他主义〃道德，一种使自私萎缩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一个坏征兆。这一点适用于个人，这一点绝对适用于民族。一旦没有了自私，也就没有了最好的东西。本能地择取对己有害的东西，受〃无私的〃动机吸引，这差不多为颓废提供了公式。〃不谋私利〃——这纯粹是一块道德遮羞布，用来掩盖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即〃我不再懂得找到我的利益〃这一生理事实……
本能的崩溃！——当一个人变得利他之时，他也就完了。——颓废者口中的道德谎言不是质朴地说：〃我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有价值，——生命毫无价值〃……这样一种判断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巨大危险，它有传染性，——在整个社会的病态土壤上很快就滋生为茂盛的热带观念植物，时而作为宗教（基督教），时而作为哲学（叔本华主义）。有时候，这种长自腐烂中的有毒植物的气体会久远地、数千年地毒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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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道德。——病人是社会的寄生者。在一定情形下，更久地活下去是不体面的。在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权力业已丧失之后，卑怯地依赖医生和医术苟活，理应在社会上招致深深的蔑视。而医生应当是这种蔑视的媒介，——给他的病人开的不是药方，而是每天一服新的厌恶……赋予医生一种新的责任，凡是生命、上升生命的最高利益要求无情排斥和扼杀衰败生命的场合，都要他负责任——例如决定生育权、出生权、生存权……当不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心境澄明而愉悦，执行于孩童和见证之中，因而能在辞别者还在场的情形下作一个真正的告别，同时也对成就和意愿作一个真正的估价，对生命作一个总结——这一切同基督教在弥留时刻演出的可怜复可怖的喜剧正好相反。千万不要忘记，基督教是在滥用临死者的软弱以强奸良心，滥用死的方式判定人及其一生的价值！——在这里，尤其要反对一切怯懦的成见，确定所谓自然死亡的真正价值即生理价值：它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非自然〃死亡，一种自杀。一个人绝非死于他人之手，而是死于自己之手。只不过这是在最可蔑视的条件下的死，一种不自由的死，一种不适时的死，一种懦夫的死。一个人应当出于热爱生命而希求另一种死。自由，清醒，并非偶然，并非猝不及防……最后，向悲观主义者先生们和其他颓废者进一言：我们不能阻止自己的出生，但是我们能够改正这个错误——因为有时这是个错误。当一个人除掉了自己，他便做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情，他因此差不多不枉活了这一生……社会（我说什么呀！）、生命本身由此获得的利益要比靠随便哪种听天由命、贫血或其它德行的〃生活〃所获得的更多，因为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景象，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纯粹的、严格的悲观主义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才得到证明：一个人必须把他的逻辑推进一步，不是像叔本华那样仅仅用〃意志和表象〃否定生命，——他必须否定叔本华……顺便说说，尽管悲观主义如此富于传染性，毕竟没有增加整个时代、整个世代的疾病，它只是这种疾病的表现。一个人屈服于它，正如屈服于霍乱一样，他业已病弱得不能不屈服了。悲观主义本身没有增添一个颓废者；我想起了统计结果：在霍乱流行的年份，死亡总数与别的年份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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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正如所预料的，道德愚化的全部残忍性（众所周知，这在德国被视为道德本身）拼命起来反对我的《善恶的彼岸》的观点了，我要谈谈这方面的有教养的历史。人们要我深思我们时代在道德判断方面的〃无可否认的优越性〃，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作出的进步：和我们相比，一位Ce－sare
Borgia①确乎不能看作一个〃更高尚的人〃，一种我所说的〃超人〃……一个瑞士人，《联盟》的
①十五世纪一红衣主教。
编辑，走得如此之远，在对从事如此冒险的勇气略表敬意之后，竟〃理解〃我的著作的意义在于，我要用它来废除一切正派的情感。十分感谢！——作为答复，请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本身即已令人对之发生异议……我们现代人，极其脆弱，假其敏感，互相关怀备至，千思百虑，便在事实上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所体现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护、帮助、互相信任方面所达成的这种齐心协力，似乎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了，藉此我们似乎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然而，每个时代都这么想，也必定这么想。确实，我们不能置身于、甚至不能深入设想文艺复兴状态：我们的神经受不了那种现实，更不用说我们的肌肉了。但是，这种无能所证明的不是进步，倒是一种不同的、一种晚期的状况，一种更软弱、更脆弱、更敏感的状况，从中必然产生出一种顾虑重重的道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没有我们的脆弱和迟暮，我们生理上的老化，那么，我们的〃人性化〃的道德也就立刻丧失了它的价值（没有一种道德自在地具有价值），我们自己就会蔑视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现代人的裹着厚棉被、经不起一点碰撞的人性，在Cesare
Borgia的同时代人眼中必是一个笑死人的喜剧。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德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显得极其可笑……敌对本能和猜疑本能的减弱（这就是我们的所谓〃进步〃）只是生命力普遍减弱的结果之一：要苟延一个如此附有条件、如此迟暮的生命，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和审慎。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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