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会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如此说的话——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罢了。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一如我们先前所言，以身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非德国人的身份——或者德国人以其对于叔本华的问题之了解，是否证明了他们与他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他们对此问题的准备，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需要？
自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已经太晚了！——在德国有许多的思想观念甚至刊物兴起，但却仍不足以使我们决定支持这个更亲近的关系；反之，有人可能把重点放在这属于次叔本华悲观论之较为特殊的难处下面——就此而言，德国人显然不曾把这个问题视为要素。在此，我无意暗示艾德华·凡·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这个人；相反的，即使此刻对我们而言，他非常有先见之明，也无法祛除我以前的疑问；我的意思是说，他自始便是个声名狼藉的恶棍，或许并不仅嘲弄过德国的悲观主义，最后甚至还〃遗留〃给他们一个事实，即在这个诈欺的时代，一个人还可以欺骗德国人自身多么久！
更进一步的，我们是否也评估了德国人的光荣？那个终生以研究其实际辩证之不幸和〃个人噩运〃为乐的班森（Bahnsen）之古老论调是否也是属于德国的？（关于班森，过去我曾推介过他的著作，其目的在于用以作为反悲观的参考，我尤其认为他那优雅的心理学对于即使是最迟钝的身体和心灵都有减轻与舒缓的作用）。在这些诚实的德国人当中，若将这种附庸风雅的人或老处女称为令人作呕的贞洁提倡者是否恰当呢？毕竟他可能只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只要一开始说教，就会变得令人作呕）。无论是班森或艾德华·凡·哈特曼都无法针对叔本华的悲观论问题提供我们一项值得信赖的答案。
在叔本华对这混淆不清的世界投以恐惧的一瞥时，世界已在他眼中变得愚昧、盲目、疯狂，更充塞着种种的问题和困扰。而上述诸人之无法解释此一悲观的看法究竟只是德国人里面的一个例外呢，还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值此情况之下，其余处于最显著的位置者，诸如我们英勇的政策和兴高采烈的主战派（意即果断地以一项毫不具哲学观点的原则来评判一切——译注）却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论证。不！今日的德国人绝不是悲观主义者！至于叔本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悲观论者，容我再说一遍：乃是基于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之身份，而非德国人。
三五八、低阶层者对精神之反抗
欧洲人发现自身处在一片辽阔的废墟中，其间某些东西仍高踞不下，有些则逐渐转为腐败阴暗，而大部分均已倾圮倒塌；这情景倒是很美——我们要到哪里去找比这些断垣残壁更美的景物呢？——四处还蔓生着高矮参差的野草。这儿是一座荒城的教堂废墟，我们目睹这座雄伟宗教建筑倒塌毁损，被夷为一片平地，人们对神的信仰已被推翻，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理想也在作最后的挣扎与奋战。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坚固的宗教建筑物——也是硕果仅存的罗马建筑！——它当然不是毁于一旦的，而是经过日久天长的地震摇撼，各种精神力量的贯穿、挖凿、噬啮和腐蚀，因此才造成整体的毁灭。
然而最令人纳罕与不解的乃是：当初贡献出最多最大的心力以保存维护此一教堂的人，竟然也是最不遗余力摧毁它的人——德国人。看来德国人实在并不了解一座教堂的本质和精髓何在。难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够吗？还是因为信仰不坚才导致如此结果呢？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教堂的结构一概都是基于南欧特有的自由与慷慨的精神，同时也基于南欧人对自然、人类和灵魂的怀疑——另外也基于对人类经验的认知，这一点恰与北欧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无论就其时间的长久，或其所牵涉的范围来说，都是出于以〃单纯〃对抗〃复杂〃的义愤。说得谨慎一点，这乃是一种粗鄙但却老实的误解，颇值得原谅——人们并不明白一个胜利的教会之表达模式，而只见到它腐败的一面；他们误解了怀疑主义的高贵本质，错怪了每一个成功自信的教会权限之下所能允许的，几近奢侈的怀疑论调和包容力量。人们常常会忽略目前和一切基本问题的事实，即马丁路德被授与了不该具有的过分权力；他不但是个无可救药的短视者，更是个迷信而轻率的人，尤有甚者，他虽然发迹于人群之中，却缺乏来自领导阶层所遗传的特质，也毫无运用权力的天赋；因此他的一切努力和意欲重整罗马教会的企图，最后只落得一个并非有意，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展开毁灭行动的错误。
是马丁路德以真诚的愤慨将老蜘蛛经年累月所细心织成的扎实密网一扯为二；是他将教会中神圣的书籍分发给每一个人，而这些书籍终于落入了文献学者的手中，也就是说，每一种信仰的废除者角色都是由书籍来扮演。是他恢复了教士性生活的权力——但是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坚信在性方面不同于众的男人，他在其他方面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现。这一点正可无误地指出：人们大多持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亦即深信超人的存在——奇迹终会出现——芸芸众生之中必能有救世主应世而出，这些观念并非没有经过精心刻意的鼓吹提倡。马丁路德准许教士娶妻之后，教士也就丧失了听教徒告解的权利，这么一来，无异使教士抹杀了自身的价值，而教士最深刻的价值便在于他们有着一双神圣的耳朵，并且守口如瓶——严谨地保守教徒的秘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士。〃——这项箴言背后隐藏的却是马丁路德对〃高等人〃的仇视，至于〃高等人〃的规则，又正是教会所一手订下的。马丁路德对自己甚至不知该如何去寻求的理想，不承认和自己有何关系；而对于堕落腐化更是厌恶之至——持着奋斗到底的决心。事实上，这个不可理喻的教士废除了homines
religiosi的规矩；因此，他所提倡的教会规范，和他所极力反对的社会规范根本就是一体的两面——这便是所谓的〃下层反抗〃。
至于马氏的改革运动，演变到最后，或好或坏也大致可视为盖棺定论了——但谁又会天真到果真仅以此结论来决定对他的毁誉？马丁路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完全是〃无知的〃。如果人们愿意听信一项指定的道德说词，那么若要使欧洲（尤其是北欧）的精神层面转变为肤浅的话，无疑的，就得赶在马氏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先采取措施才可。另一方面，人们同时便需抛弃安定，进而使精神生活、渴求独立的心愿，以及坚信有权追求自由和〃自然〃的心态动荡不已。若是人们想将宗教改革归功于今日所称誉的〃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好处，他们就还得再加上一点说明，即现代科学也使得现代的学者堕落了，因为他们缺乏崇敬之心、羞耻之心和一种深度；现代科学还需对所有的天真率直和知识方面的坦白负责，简言之，这就是两世纪以前尚被视为怪异，而迄今悲观主义仍未能令我们感染的〃庶民精神〃。
〃现代观念〃也属于北欧的下层反动人士，以对抗南欧较冷漠、混淆而怀疑的精神——他们最伟大的纪念碑是建筑在教堂内。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教堂究为何物，尤其是在和各种〃政体〃相形之下。教会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组织，它保障了阶级最高、也最精神化之人的安全。教会并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阻止一切粗劣之权威的滥用，单就这一点看来，无论如何教会都是比〃政体〃更为崇高的组织。
三五九、报复知识以及其他的道德背景
道德——认为它最具危险性和恶意的倡导者何在？
比方说，有一个素质不佳的人，这种人没有充分的知识（因此无法从其中获得乐趣），却有足够的文化背景去明了某些事实，他让人讨厌，对自己失望，此外还不幸地遭受一些所承袭之秉赋的愚弄和欺瞒，这种人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惭惶而坐立难安——说不定他还作过不少坏事——从另一方面而言（藉他无法消化的书籍），他无法制止自己不受更多的污染和伤害，因此乃成为一个虚荣而轻浮的人——被彻底毒化的人，因为对他来说，知识变成了毒药，文化变成了毒药，秉赋和孤独也都变成了毒药。对于如此素质不佳的人，其最后终会陷入发自习惯性的报复心理和倾向。
你认为他会找到哪一种百分之百迫切需要的必需品？以便能使他在自己的眼中超过比他更有学问的人，同时得到完完全全的报复快感，纵然是想象的也好。事实上，他所需要的通常是〃道德〃，这一点我敢跟你打赌。他绝对会挖空心思找出那些伟大的道德名词，并且高呼着冠冕堂皇的口号，什么正义啦、智慧啦、神圣啦、美德啦之类，说来说去，总不脱斯多噶禁欲主义的窠臼（斯多噶学说真会掩饰人们根本不曾拥有的特质啊！）；反正全是一些肤浅的表面，譬如沉默的智慧、和蔼、温柔之类的理想名目。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因为的确有少数的古圣先贤恪遵以上我所谓的〃精神之敌〃的特质；也由于这些杰出的人物，才造就出道德的非凡成就，引起热烈的反应，而构成了历史，圣奥古斯丁①便是一个例子。不过，对知识的恐惧，便完全不同于对知识的报复了。天啊！这些原本邪恶的强大力量竟然再三地被转化为道德的根源！甚至干脆直接变成了道德本身！试问，所有的哲学家不也都披着智慧的伪装——这真是最疯狂而妄大的伪装。但是，在印度或希腊，这种作法不就是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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