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刻酒神颂的发展过程中，它的音乐不再表现内在的本质，不再表现意志本身，而只用概念来直接模拟现象，大致描出它的轮廓罢了。真正的音乐天才便厌弃这种本质上已蜕化的音乐，正如厌弃那摧残艺术的苏格拉底倾向。阿里斯托芬明辨是非的直观能力是中肯的：他对苏格拉底本人，对欧里庇德斯的悲剧，对新酒神颂诗人的音乐，都抱着同样厌恶之情，他在这三个现象中见到一种堕落文化的标识。这种新酒神颂把音乐粗暴地化为模拟现象的画景，例如，模仿战争或海上风暴之声，因此当然音乐的神话创造力完全被剥夺了。因为假如音乐只靠强迫我们去寻找生活情景或自然事件与某些旋律或特殊音响之间的外在相似，才能唤起我们的快感；如果我们的理解力只满足于认识这些相似点；那么，我们就会陷于一种无法接受神话感染力的心情，因为神话乃是一种特殊的，无限深刻的普遍性和真理，其意义必须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醉境音乐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意志的共同明镜，一切显著的事情一旦在这面镜子上折射，我们就立刻感到它展开而成为永恒真理的反映；反之，写声的新酒神颂画景则会立刻剥夺了这类显著事情所蕴含的神话意义，于是音乐变成现象的粗劣临模，因而比现象本身更贫乏可怜；由于它的贫乏，我们感到它贬低了现象，例如，模拟战争的音乐充其量不过是进行曲，军号曲等等而已，我们的想象力就被这些浅薄东西缚束住。所以，写声的音乐，无论就任何关系而言，都与真正音乐的神话创造力处于对立地位：它使得贫乏的现象更为贫乏，但是醉境音乐却使得个别现象更加丰富，扩大而成为反世界的画面。然而，非酒神精神的伟大胜利却在于：因新酒神颂的发展，它使得音乐日益疏远，而把它降为现象的奴隶。欧里庇德斯，就更高的意义来说，可以称为一个完全非音乐性的人物，因此他是新酒神颂音乐的热烈拥护者，象强盗那样爱好挥霍，滥用这种音乐的一切效果和风格。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而注意到自索福克勒以来在悲剧方面流行的性格表现和心理描写，我们就看见这种反神话的非酒神精神在活跃。现在，性格再不是扩张为永恒的典型；反之，性格必须个别地刻划，经过艺术的轻描淡写，浓淡分明，使得一切线条极其明确，所以观众一般不再觉得这是神话，而感到描写的迫真和艺术家的摹仿能力。这里，我们也见到个别现象战胜普遍性和诗人的近乎解剖手法的个别描写的爱好；我们已经呼吸到理论世界的气氛，那里科学知识被目为高于艺术对普遍规律的反映。沿着性格描写的路线的运动迅速继续前进，当索福克勒斯还是描写全面性格并且运用神话来予以细致发展之际，欧里庇德斯已经只刻划在激情暴发时所表现的显著的个性特征；在阿提刻新喜剧则只有一种表情的面影：轻率的老人，受骗的王八，猾狡的家奴，千篇一律，反复出现。音乐的神话创造精神于今安在呢？劫后残存的音乐，不是兴奋的音乐，便是回忆的音乐，换句话说，它不是对迟钝衰弱的神经的兴奋剂，便是写声的画景。至于前者，所配的歌词对它几乎没有甚么关系；欧里庇德斯的英雄和歌队一旦开始歌唱，便已经是放荡不羁了，何况他的卤莽的后继者更不知达到甚么地步？
然而，这种新的非酒神精神在新悲剧的结局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旧悲剧的结局上，你总能感到一种超脱的慰藉；没有这，悲剧的快感就无从解释。也许在〃奥狄普斯在科罗诺斯〃一剧中，你还听到一种从彼岸传来的最纯粹的和谐情调。现在，音乐天才既已逃出悲剧，严格地说，悲剧也就与世长辞；因为人们还能够从甚么源泉来吸取这种超脱的慰藉呢？所以，人们只好向尘世寻求解决悲剧失调的方法，英雄饱受命运磨折之后终于得到好报，美满的姻缘，或者皇天的赐福。英雄变成了格斗奴隶，在他惨遭痛击遍体鳞伤之后，主人偶或予以自由。〃神机妙算〃代替了超脱的慰藉。我并不是说，悲剧的世界观在任何场合都被这种入侵的非酒神精神彻底粉碎，我们只知道，它已经逃出艺术的领域，仿佛潜入冥土，变成一种蜕化的秘仪。然而，这种精神的摧枯拉朽的风暴扫荡着希腊民族性的最广大领域，它以〃希腊的乐观〃的姿态出现。上文已经讲过，这不过是一种衰老的、无生产力的生存欲望而已。这种乐观是古代希腊人的庄严的〃素朴〃之对立面。就上述的特征而论，它应该被理解为从黑暗深渊里长出的梦神文化的花朵，是希腊意志因为反映了美而取得对痛苦和痛苦之智慧的胜利。另一种〃希腊的乐观〃的最高贵形式，即亚历山德里亚派的乐观，是理论家的乐观；它显出我从非神酒精神推断的那些征兆，它同酒神的智慧和艺术作斗争，它竭力溶解了神话，而以世俗的调和来代替超脱的慰借藉，其实是代以它自己的一种〃神机妙算〃，亦即使用机关妙药的神，也就是说，众所周知为高度利己主义服务的自然精神之力量，它相信它能以知识改造世界，以科学指导人生，而居然能够把个人禁锢在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最狭范围内，因此人们便欣欣然对人生说道：〃我爱慕你呀，你是值得结识的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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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十八章
这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贪得无厌的意志，凭借笼罩万物的幻象，把芸芸群生拘留在人生中，强使他们生存下去。有人被苏格拉底的求知欲所桎梏，妄想借此可以治疗生存的永久伤痕；有人迷恋于拓展在眼前诱惑人心的艺术美之幻幕；有人陶醉于超脱的慰藉，以为在现象的旋涡之下有一道川流不息亘古长存的永生之流，而绝不提及意志每一刹间在手边都有更一般的但总是更有力的幻象。这三个幻象阶段，总之只有得天独厚的人才能体会，这种人一般地感觉到生存的沉重负荷，深恶而痛绝之。所以需要寻找一些刺激来麻醉自己，以忘却生存的不愉快。所谓〃文明〃的一切，就是用这些刺激剂制成的；照其成份的比例，主要在苏格拉底文化，或艺术家文化，或悲剧文化，如果允许我用历史的例证，那就有亚历山德里亚文化。或希腊主义文化，或印度（婆罗门教）文化。
我们整个现代世界陷于亚历山德里亚文化的网罗中；它所目为理想的人物，是具备最高知识能力，努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苏格拉底就是这种人物的原型和始祖。我们所有教育方法最初就以这种理想为目的；其余一切生存方式都在它旁边艰苦挣扎，仿佛是一种姑且允许的而非其所欲的生存。很长时间，有教养的人只以学者的姿态出现，实属惊人；甚至我们的诗艺也不得不从渊博的仿作演绎出来，即就韵律的主要作用而言，我们也见到我们的诗体不是出自乡土之音，而是源于博学雅言的艺术试作。浮士德，现代文明人的典型，是可以理解的现象，可是在真正的希腊人看来，定必是多么不可思议：浮士德贪得无厌地攻究一切学术，为了求知的冲动而献身于巫术与魔鬼。我们只要把浮士德放在苏格拉底旁边来比较，就不难明白：现代人开始预料到这种苏格拉底求知欲的极限，所以对着沧茫的知识之海悠然向往彼岸。歌德有一次讲到拿破仑，便对厄克尔曼说：〃是的，好朋友，在事业方面也有一种创作力。〃他天真得可爱地提醒我们：对于现代人，非理论家总是可疑可畏的人物。所以，我们还需要有歌德的聪明，才能发现这样一种惊人的生存方式不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原谅的。
现在，我们不要回避苏格拉底文化核心中隐藏着的东西——想入非非的乐观主义；是的，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如果这种乐观主义的果实已经成熟；如果社会染上这种文化的细菌深入骨髓，逐渐在热情和欲望的袭击下开始发抖；如果信仰一切尘世幸福，信仰这种普遍智育之前途，一旦变为不得不追求这种亚历山德里亚式的尘世幸福，乃至乞灵于一种欧里庇德斯式的〃神机妙算〃！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亚历山德里亚文化必须有一个奴隶阶级，才能维持长久，但是它以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否定这一阶级的必要性；因而，一旦〃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光荣〃这些诱惑和安慰的话业已失效，它便逐渐走向可怕的毁灭。野蛮的奴隶阶级是可怕不过的，他们已经觉悟到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正义，而且准备复仇，不但为自己，而且为世世代代。面临这威胁的风暴，谁还敢满怀信心，诉诸我们的苍白虚弱的宗教呢？现代宗教基本上已经蜕化为学术信仰；所以神话，一切宗教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各方面都陷于麻痹状态；甚至在神话领域，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曾目为败坏社会的病菌——已经获得了统治权。
当潜伏在理论教化核心中的祸患逐渐使现代人感到不安，当他焦急地搜索枯肠寻找避祸的方法，那怕对这些方法不甚信仰，因而开始预料到自己的结果，那时，有些博学多才的伟大人物已经煞费苦心地使用科学武器来证明一般科学的局限性和条件性，从而决然否定科学自称普遍有效性和普遍目的性之夸谈。由于这种证明，以前自命凭借因果律就可能探究事物之秘奥的思想，才第一次被视为一种幻想。康德与叔本华的非凡勇气和智慧终于取得了最难得的胜利，战胜了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也是我们文化的根基。这种乐观主义依赖不加考虑的aeternao
veri－taates（永恒真理），相信一切宇宙之迷都是可知的，可解的，并且把时间、空间、因果完全当作普遍有效的绝对规律。反之，康德却证明：其实这些范畴的作用不过是把纯粹现象，幻（Ma
C ja）之产物，提到唯一最高实在的地位，以现象代替事物的真正内在本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