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工作难度大，问题多，应该讲究点方式方法和诚意。
在动员会上，一位干部，不知从哪里学会了骂街的本领，歪着脖子骂村民“不听话”：
“这个乡是个啥地方嘛！难道哑吧了？说嘛嘿，这地方过去穷，一手提油瓶，一手拾破布，卖了破布打油吃。知道吗？和越南打仗那阵，上面安排在这里圈一千亩地，干啥？埋死人！这地方孬，参军都不要。你们这些人，有病，黄皮寡瘦。养的猪儿子，腌的腊肉别人不吃，污染，有毒”
炉火烧得正红。一个个听者目瞪口呆，难以忍受。而另一位干部，接着又是一阵训斥：“我劝你们知趣点，早点搬，还可以拣几根木棒棒，几块瓦片，如不听话，我叫推土机来推，恐怕瓦块都捡不到哟！”
他们没好气地数落了一通，仿佛这块地属于他们“私有”，可以任意左右。
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还威胁道：“你们胆大包天，竟敢抗拒政府。没那么多好话，如果不听，就要用手铐、警绳来解决
气氛越加紧张，室内鸦雀无声，空气几乎凝固。站在前排一位老农，瞥了那干部一眼，嘀咕道：“你们屁眼黑！”
那次动员会，只有狂言碎语，没有解决任何具体问题的措施，更激化了矛盾。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
随即，他们以势压人。一天上午，村民正在愤怒、迷惘之中，突然区里开出３辆大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人民警察，浩浩荡荡，开往三桥村，强迫村民搬迁。
警察与村民，本是一家人，此时此刻却怒目相视警察手持武器，在村里乱窜，要逼着一户户村民，搬到根本不能住人的临时棚内。人心都是肉长的，那些临时设施，关猪关牛都不行，哪能住人呢？
白发苍苍的乡村父老们，向警察诉说苦衷，诉说乡里、区里的一系列不合理的举动，违犯政府的有关征地规章。
人民警察爱人民。他们听了乡亲父老的诉说，自动退潮了。
事态将如何发展呢？
三桥村的群众，决定用法律保护自己生存的权益，否则他们及其妻儿老小难以生活下去。
向区政府申诉，区里无人听取村民的合理要求，反而采取强硬手段，企图压服。
压而不服！到激起他们向区法院走去，要求法院公正裁决，给他们起码的生活条件朱律师对案情谈得很仔细，把几个重要环节，农村干部以势压人的作风，村民们的不满，以及他们奋起反抗的情绪，都一一述说了一遍。看得出，这位老律师心怀正义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忧思，在胸中涌动，徘徊。
他说，村民们要向法院起诉，我支持，便连更守夜，为他们写了起诉书。这是一份充满怨气和忧虑的诉状。并且委托我和张力田作他们的诉讼代理人。
我当时心情也很不平静，一想到这场马拉松式的官司事关重大，便有一种责任感。我们两位均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冒着夏天的酷暑，深入实地，走乡串户，调查取证。
哎哟，王记者呀，我当时拖着一根残腿，拄着拐棍，还走访了区建委、市拆迁办、房管所等部门，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一切努力，为的啥呢？为的是给法院判决提供可靠的依据。人们不是经常讲：“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吗？
盼呀盼，村民盼，我们也盼，盼法院能有个公正的说法。
你猜，那结果咋样呢？唉，真糟糕，结果让人大失所望嘞！
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３日，区法院一位法官早就造舆论，要召集村民、拆迁办、诉讼代理人一起调解。
法院确实作了一番布置，气氛庄严肃穆，程序也有张有驰。原告和被告、代理人和旁听者都正襟危坐，将法院偌大个厅挤得满满的。
法官开始了他的法律程序，台下一双双充满期盼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那没有一丝儿笑意的面孔。
他启齿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有人不是说，对区上的裁决书不了解吗？现在再次宣读。”
没几分钟，裁决书读完了，他又随即大声喝道：
“喂，你们听清楚没有？”
“清楚了。”
“明白没有？”
“明白了。”
“既然清楚了，明白了，就按区里的裁决办，行不行？”
法官巡视大厅，没人吭声。
“办什么？”一双双疑虑的目光、愤怒的目光，向他投去顿时，台下的气氛似乎已是一触即发。他见事不妙，便会宣布：“当众拍板，不准反悔散！”
法院如此轻率，草草了结了这起民事纠纷。不仅如此，还指责村民“要求过高”，“不按法律办事”
村民义愤填膺，有的在法庭上就痛哭流涕地说：“法庭太不公平，官官相护。我们失去了土地，靠什么维生呀？娃娃饿着肚子，无钱交学费，咋个办哟？”
群众气，我们代理人也气。在这片土地上，似乎再也无路可走了。
村民度日如年啊！
是村民“要求过高”吗？完全不是。用地单位给的补偿、拆迁费等等，都是够数的，阔绰的。这些费用和招工指标，要求受用，是拆迁户的合法权益，被人截留，用意何在？
群众已经是忍无可忍，我们十分担心要出大事。作为律师，我们有这种预感。
事隔不久，工程举行开工典礼，省、市领导分乘１０余辆轿车，来乡里参加庆典。
那天，这个偏僻的乡村，热闹非凡，鞭炮声，锣鼓声，震得山响。村民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上级领导身上。于是他们决定选出代表，去见上级领导，申诉他们的苦衷，反映他们的困难。
他们选出的代表整整候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上帝”。
时间已到下午时分，省市领导就要离去。他们刚出门，代表们一拥而上，要求领导接见。
这举动，也没有啥错嘛？过去，就是皇帝巡察民情时，百姓也可请愿，何况共产党的干部呢？
嘿，事态并非如此呢？代表们刚上前要求领导听听他们的呼声，突然出现了一批持武器的人，将几位农民五花大绑，说他们“妨碍公务”，要给予制裁，每人拘留１５天。
“出事啦！”整个村子都震动了。消息不胫而走，全市哗然！
出事，我们仿佛早有先见，因为村民心中憋了一肚子窝囊气，能不炸吗？
这样一来，矛盾更加尖锐了。村里村外，村民的怒气如同炸药包，一触即发呀！
夜已经很深了。村民的骂声、哭声、呼喊声嚷成一团。
“君子无戏言，为什么说了话不算数？”一位民办教师的声音，激发了大伙的情绪。
“我们全村人，组织起来游行，请愿，好不好？”
“好！我们游完了，就到市政府去静坐，绝食”
一些人提劲，要大家一起行动，搞游行示威；另一些人“我们要生活！”
已找来红纸，写了大标语：“还我土地！”
我见他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对劲，闹不好，还要出大问题。我苦口婆心劝阻他们。我对他们说：“游行，当然你们有理，但不能这样干。游行有法律规定，要先向公安部门申请，说明理由、路线、人数，批准了才能行动。唉，你们想想，公安局能同意吗？如果自发性的上街游行，正好别人说你们违法，事情会闹得更复杂，你们不能蛮干！”
思想工作，一直做到午夜两三点钟，才说服了他们。但他们的气并没散。
最后确定，向市法院起诉。由我作他们的诉讼代理人。
我拖着一身病，乡里、区里、市里到处奔波，造舆论，说服主管部门的领导，关心村民的疾苦。
同时，我连熬３个通宵，写成了一万余字的“代理词”。可以说，这份万言书，是一气呵成的，也是我搞律师工作多年，代理的成百上千的案件中，写得最好最长的一份“代理词”。
说到这里，朱律师的情绪由忧郁、压抑，变得开朗起来。
他含着自信的微笑说：“回忆起来，十分有意思。在提笔中，只有一个想法，保护耕地，捍卫村民的合法权益，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有一条生活之路。”
事情是错综复杂的，当我的诉状准备上送中院时，又出现了新的矛盾。有人怀疑，怕中院不公正，而袒护一审法院，倒霉的还是农民。
但我有我的想法，中院是会为民作主的。中院是一级政法部门，不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且，现在别无选择，只有向上级法院起诉，才有希望。
诉状送到市法院后，立即引起他们的重视。承办本案的法官亲自到区、乡调查，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要求，并主动找律师磋商解决的办法，如何安顿村民，寻找团结安定的路子。
不久市中院作了合理公正的判决：尽快安排拆迁农民的劳动就业：未就业人员生活补贴费由４７．５元提到５４．５元；未满１６周岁的儿童每月付生活补贴费２０元；房屋附属物（包括青苗、荷藕、高笋）按实际损失赔偿。
农民高兴，前前后后，上下奔波两年的土地纠纷案，终于有了个结果。尽管那些决定对他们是最低的满足，他们还是接受了。
买卖集体土地屡禁不止
土地有了身价，倏然改变了地位，升了值，成了特殊商品，随之而来的麻烦事儿一串串。一向老实巴交的农民，此时此刻也变得自私狡诈起来。在异彩纷呈的社会中，冒出了种种丑恶现象。
少数农民萌发出某种“病症”。他们厌恶土地，将自己辛辛苦苦培育的好田好土，投入交易市场，或租或卖或抵押，将土地的收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能行吗？
对这事儿，在１９９４年６月７日，《羊城晚报》的“法律咨询”专栏发话了。它是如何讲的呢？请看下面的评说：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农民，有几个问题想请你们转给有关部门解答一下：第一，生产队的土地是否属私人所有，个人是否有权处置？第二，个人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