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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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 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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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法律是土地的保护神,而土地正在呼唤着法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土地当它从非市场化走向市场的时候,尤其要靠法律以强制性的力量来规范,通过严格的管理,使之活而不乱,运作有序。在致力于土地市场建设的同时,致力于土地法制建设,这应当是并行不悖的两项任务。只有两手一齐用力,抓住这两种建设,才能促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健康地发展。”
  越权·揽权·争权
  应该说,这一回,四川的举动是“超前”的。第五个全国“土地日”刚过10天,就行动起来了。
  1995年7月6日,“四川省政府土地执法检查组”兵分四路,浩浩荡荡,向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进发。
  前一天,我去省国土局办事,在办公室碰上了老曾。
  “王记者,我们土地执法检查组,明天出发,去查土地的事儿,你去不?”他高声热情地嚷道。
  “查什么?”
  “查违法、越权批地呀!”
  “哦,不是说,下月才干吗?怎么这么快就动起来了呢?”“嘿,过去我们老是拖后腿,这一回,要做出样儿给大家看才是呀。这不,这是上面的意图。”他是个直肠子,快人快语,可这一次,有些话已到嘴边,为啥又咽了下去?
  我在沉思,咀嚼他话中的内涵。
  “你到底去不去?我们还邀请了好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呢。”
  “去!”我点头应允了。
  次日清晨,我按时参加了川西组,第一站,是川西的某市。
  小巧玲珑的市政府小会议厅,安静、优美、清新,给人的感觉很好。汇报会,召开得紧紧骤骤的,会议室人数不多,但气氛很浓。一位副市长亲临会议,迎接省政府的检查组。
  我坐在圆桌的尽头,察颜观色,静静地等待着市长、局长们的汇报。
  约摸半个时辰,会议开始了。首先由市国土局局长作了全面汇报,有些材料自清理土地撂荒以来已听过几遍了,新鲜的、动听的不太多。
  但有一点令我难忘,令我吃惊。他理直气壮,毫不掩饰地说,自1992年以来,市里批地6万亩,各区批地6万亩,报省上批地6000多亩。
  此外,下面有人反映,在土地批租上步子迈大些,本届政府要求发展经济,当初认为门路更多的就是批租土地。有些问题,哪里是我们造成的呢?上面有领导叫我们加大力度,多圈土地嘛。××航空港、××工业城、××扶贫开发区、台商招商区等等,都不是我们的主意嘛说到这里,副市长插入了话题。他的声音柔和而有分量。他说,这几大开发区,市里没批,现在依然是,应该算违章用地。此话透露了实情。
  在场的知情者和不知情者的眼珠儿都鼓得圆圆的,望着他,仿佛在说,讲下去,讲下去,继续披露。
  我蒙在鼓里,不知缘由。
  局长接着说。此时,他心情是复杂的。他从压抑到启动,似乎像岩浆压在地壳中,突然喷发出来。“××大都会、××乐园,都是上级领导开的口,我们哪里顶得住呢?上级强调说‘特批特办’,先用后批。唉,这样搞,我们当时就认为所以自今没批没办手续。1992年,上级要求大发展,现在又来找问题。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才是。我们欢迎提意见,但我们也要汇报我们的苦衷还有,最近,省上提出全省建立100个镇,每镇用地300亩。这些土地从何而来?”
  此时,副市长也激动了,国字脸胀得通红,明眸大睁,大有一吐为快之意。顿时,厅内鸦雀无声,大伙儿屏住呼吸,听他的诉说。“这”很遗憾,他没有说下去。
  沉默了约二分钟后,局长才接上了话题。
  现在,他的心情倒平静了些。他说,3年前,省上要求以我市为中心,抓好“一条线”的发展,要我市做好服务工作。所以我们将土地的审批权,即耕地20亩、非耕地60亩的审批权委托给区县办理,并发了文件。这个文件也不是乱发的,是根据上面的精神搞的,别人指责我们下放土地审批权,不对嘛!我们是有依据的。唉,我们国土局难办呀!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得病我吃药哈哈,这叫我当局长的怎么说呀!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又争执起来。这几座大的工程,如“××大都会”市政府不知道,也没人批就干开了,甚至连市委、市府的主要领导也只是听到一些传言,没人正式和他们商讨。还有人透露,“××大都会”开工是一位上级机关的头头剪的彩。
  如此种种,叫人费解,叫人心酸。这也许是,本市这块可口的肥肉,在当初批地、租地、卖地、炒地的热潮中,大伙儿都把成都平原当成“唐僧肉”。手从四面八方伸来,横吃、豪吃、抢吃、偷吃,谁也挡不住!
  最后,局长细言细语地提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要求。他说,我市给的土地审批权限耕地20亩,非耕地60亩,太少了。深圳、广州等地的审批权比我们大,耕地500亩,武汉、南京是200亩。我们应该和深圳、广州一样才是。省上的审批权耕地是1000亩,市上可不可以审批500亩呢?
  局长的意见也许有他的道理,广州、深圳有的权力,该市也应该享受。权,有时候确实起很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个政治待遇的问题,不可随便弃权。
  但是,我又想这权能放吗?我一时迷糊了。不过,我想成都平原就是那么大一块了,一次就批500亩,或1000亩,权力的作用太可怕了!
  我环顾厅内,一派沉默,既没有人支持,也没有人反对。只见大伙双眼滚动,好像在说:这权不能放!
  其实,这权该不该放,是有法律规定的。《土地管理法》第24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千亩以上,由国务院批准。征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的土地,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3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下的,由县人民政府批准;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批准权限,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这是国法,谁也不应该篡改呀!至于权限,是很明确的。
  汇报是平淡无奇的。在汇报中,有个小插曲,倒很有趣。
  检查组领头的是一位年逾半百的同志,听说是省上某厅一位副秘书长。按照常规,他的发言应该是有分量的,然而并非如此,真有点遗憾。
  他说,《土地管理法》颁布快10年了。我们这次检查是调查、总结、学习的一次好机会不过,这种执法检查,也许是“例行公事”。我们实行分级检查原则,我们在查的基础上进行检查查的范围,不从1992年开始嗯,依我之见,主要是汲取教训的问题,有些事如何处理,就看中央的了
  顿时,厅内寂静无声,大家面面相觑,对头儿的这番“肺腑之言”哭笑不得。我呢,刹住了笔,只觉得一股冷气横贯全身。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故障。唉,难道“例行公事”,就是这次检查的目的吗?难怪,邀请了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不来,仅仅是我这个“编外”记者来了。我责怪自己,是不是吃错了药?别人既然是“例行公事”,你又何苦来凑闹热呢?
  我心中一阵冷,一阵热,冷气消失之后,又转换成热浪。我的心底在说,哎,现在来讲这些话,都是马后炮。地,占了,圈了,该占的占了,不该占的也占了,卖的卖,荒的荒,一拖两三年,大批土地都陷入了头儿们的纷争和戏言之中,目下再说再争,都没用!
  谁之过呢?
  是村干部?他们是“中国官谱”之外的“无品”小官,没有那样的“狗胆”。
  是村夫?他们是被“宰割”的对象,更不敢妄动!
  我一直在沉思,这场土地大战,造成如今僵持局面,风从何处刮起呢?又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我一直在捉摸,这次检查为什么匆匆行动,而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就降了调,泼了冷水。前面的路该如何走呢?
  我正在猜测时,同行的四川省国土局监察处李处长,递给我一份材料。
  我打开一看,似乎明白了几分。一份国务院的《情况反映》,文字不长,可领导批字,从中央到省里一级批转一级,字迹密密匝匝,龙飞凤舞。正文这样写道:
  “从四川刚结束的国土工作会议获悉,成都平原1992—
  1994年耕地又减少了一个中等县的耕地,像这样快的速度,使耕地锐减,我们的后代将到哪儿去生存?我们省解放后,耕地减少有三次高峰,第一次是1958—1959年,第二次是1984—1985年,第三次是1992—1994年,就其严重程度来说,以这一次最为严重,因为,这一次是土地实行了统管,有健全的土地管理机构,而且这一次大多数占地特别多,如成都附近就有近10家1000亩以上的大数占用耕地。如什么‘国际大都会’、‘四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等等。这些本应由国务院、省政府批准的占地,或用而不批,或少批多占,或化整为零等各种方法占用,进行非农业建设,请问这应该由谁来管?成都平原还能存在吗?‘天府之国’这个美丽的名字快进博物馆了。”
  对于这次汇报会,总觉得这里有许多疑点,执法的似乎理不直,气不壮,被查的不服,有气,而且不怕泄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月之后的一天上午,我又走进某市国土局,去找局长,想弄个一清二楚。
  他正在接待省里某厅的领导,也是说土地问题。他忙,平素难找到个空档。今天,他同意安排时间。我就决心不走了,坐在办公室与主任闲聊。不知不觉,我们扯到了土地越权与争权的事情上。
  主任是军人出身,北京腔,粗嗓门,讲起话来无忧无虑,直冲冲地往外冒。
  他的观点很鲜明,这几年土地审批权乱啦,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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