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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岁以前，与父亲的关系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融洽过。
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男人：生在贫寒的农民家庭，靠读书一点点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最后成了航天系统三线企业的一名工程师———这样的男人，自负，坚韧，并且无可避免地执拗。
当我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孩子，父亲就以自己的经历为框架，为他儿子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他希望我以数理化为撑杆，顺利地越过小学、中学，冲上大学，翻越他未能达到的高度，然后降落在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航天战线……
真的，这是我父亲的真实想法，也是他们那一辈中国人的习惯逻辑———希望子女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走得比自己还远。如果子女有自己的想法，那简直会让他非常难受，甚至是无法容忍。
很不幸，我就是有想法的一个。
从小就喜欢读书写文章，读书父亲从不反对，写文章他就不怎么感冒了。还在上小学的我开始向外投稿时，他的想法是“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哪怕是后来一篇又一篇文章发出来，他也极少褒扬，理由是“靠这个养活不了你”。
按照他的设想，我应该先考上一所理工科大学，然后回到航天系统工作，所以在高二分文理科时，尽管我再三要求，父亲还是坚持让我选择理科。虽然那次我屈服了，但心里已经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读到高三，我终于背着父母向学校申请了转到文科。摊牌那天，父亲和我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当时的话还记忆犹新：“要是考不大学找不到工作，不要回来求我！”我的话也很绝：“就算讨口要饭，也不要你管！”
典型的中国式父子争执。
后来我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在父亲心目中，这所一般本科院校远远比不上他中意的北航和哈工大，而按当时我在理科班的成绩，考上它们并不困难，但是我却很开心。大学那四年是我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看了很多书，认识了很多朋友，接触了很多父亲工作的山沟里无法触及的新鲜事……
但是我和父亲之间似乎还较着劲———那四年里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他的亲笔信，每次看到都是母亲的笔迹；给家里打电话，只要母亲在，他就算接了也会很快把话筒递出去，要是母亲不在，父子之间的通话不会超过半分钟，这种习惯甚至延续到了今天。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继续读书，这一来更是远离了父亲的视线。那一年妹妹也上了大学，家里经济猝然拮据起来。之后的两年，我一直靠打工和实习挣生活费，没有向家里要过钱。后来毕业，来到《北京青年报》报社，一直工作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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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那年，我成了一名记者，从此开始接触真正的社会和生活。
在这些年里，借着采访，我目睹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很多场景画面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就越发察觉以前对父亲的轻慢和不理解。然而再想走近，却也不能够，最后只能变成给家里寄钱这种最简单方式。这种情况在父亲同样存在，明明能感觉出他在电话里想多跟我说两句，但最后他还是把电话递给了母亲。
这，大概也是典型的中国父子交往的情形吧。
再后来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那年春节父母来北京看我，带了一个大箱子，结果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床棉被。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北京啥都能买到，我这也什么都不缺，干吗大老远带两床棉被？”
父亲当时没说话，母亲后来才跟我说，棉被是父亲执意要带的他跟母亲说：“儿子大学毕业就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费自己挣，工作自己找，什么都是靠他自己，家里连床被子都没给过他，想想实在是不好受，所以这次一定要给他带两床棉被！”
这话听得我眼睛当时就是一花。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自如地与父亲交流这些年的经历，虽然这时的我也很想告诉他，我在北京其实吃了很多苦，曾经很穷困，甚至还遇到过劫匪；我还想说，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我才渐渐领会了当年他的苦心……然而，话到了嘴边，却又活生生地咽了下去。
2002年，我成了一名深度报道记者，那时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做完一次重要采访，都会写一篇采访手记；2004年，我开始写博客，以“小飞刀”的ID
，在“飞刀侧畔千帆过”（xiaofeidao ．bokee ．）上，记录工作、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写到今天，已经写了400多篇，60多万字。
这次得长江文艺出版社之助，将部分手记和博客日记结集，实在是让人兴奋又忐忑。对于任何一个喜欢文字的人来说，出书都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然而回头看看，那些记录生活点滴、工作瞬间的文章，其实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厚重和扎实……
那为什么还要出这样一本书？
这里收录的20万字，不仅是一个媒体记者的成长经历，同时也是一个男孩向男人的转变过程；借着它，让一直放心不下的父亲了解，不在他们身边的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在朝着哪个方向去。
这本书，同时也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因为这个夏天，已经退休的他，将迎来六十岁生日。
这场与父亲的战争，没有硝烟，却依然深刻。
曾鹏宇
2006年6月于北京
涉世之初
大师兄
现在谁还会为激情之下的一次出轨耿耿于怀？这已经是个欲望漫天飞舞的时代。但我知道，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人还在耿耿地想着。1现在谁还会为激情之下的一次出轨耿耿于怀？这已经是个欲望漫天飞舞的时代。但我知道，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人还在耿耿地想着。
世界杯前夕，报社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活动，派出记者去32个参赛国对各国国家队备战情况进行实地采访，我和星文负责非洲的四支队伍。星文和我都是从新闻学院毕业的，不过他比我早毕业4年，我一直叫他师兄。
我们的路线是这样安排的：先到南非，然后是喀麦隆，再是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
我们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呆了4天，完成了采访任务后动身前往喀麦隆。喀麦隆队是非洲水平最高的足球队，当时已经连续两届捧得非洲杯。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和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取得联系，希望能帮助我们解决翻译问题，因为喀麦隆是个法语国家。
大使馆回复传真上说，已经给我们找了一位华侨当翻译，还说他在喀麦隆已经呆了很多年，并且曾经做过类似采访的翻译工作。这些介绍让我们非常放心。
到了喀麦隆的当天，那名华侨刘伟（化名）就来到我们的住处。他高高壮壮，留着很利索的平头，只是脸上有很多岁月的痕迹，头发也有些花白，看上去40多快50了。那天他来是和我们谈翻译和租车的费用，10分钟就解决问题，让我觉得这人十分干脆直爽，和他相处应该不会麻烦。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在几天的采访奔波中，刘伟纯熟的法语和为人的爽直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难题，采访因此进行得十分顺利。接触中我了解到他到喀麦隆已经快20年了，妻子是当地人，还有3个孩子。我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会在喀麦隆呆这么多年，这里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国内，近几年去的中国人都是为了做生意，他20年前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后来无意中从旁人的口中了解到他的事情，果然有几分出人意料。
家境优裕的刘伟大学时成绩优秀，还是田径运动员出身，“天之骄子”的称呼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着比现在多得多的光环。他毕业后没多久就作为中国一援外公司的翻译来到了喀麦隆。
公司驻地附近有个餐馆，老板是个年轻漂亮的当地女孩。接触中她喜欢上了这个高大英俊的中国小伙子，于是开始向刘伟发起“进攻”。年轻的刘伟血气方刚，没多久就和这个女孩发生了关系。
没想到几个月后，女孩找到刘伟的公司和中国大使馆，说自己怀孕了要刘伟负责———此时摆在刘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回国接受处分，当时的国内发生这种事尚属禁忌，何况是这样的情况。因此选择这条路也就等于选择了身败名裂；二就是和那女孩结婚，从此留在当地生活。结果可想而知，刘伟无奈中选择了后一条路，放弃了工作和国内的亲情，在喀麦隆一呆就是近20年！
我听后呆了一会儿，因为觉得这像篇小说而不是真实的生活。然后才发现从日子推算刘伟也就40出头，他的显老大概是经历的缘故。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不用采访，我和星文便去拜访新华社驻喀麦隆记者站首席记者陈顺。陈顺和夫人徐小军老师10多年来一直在法语国家外派，在喀麦隆已经任期将满，还有几个月就要回国了。
大家一起吃饭闲聊时，又说到刘伟，我因此知道了故事的后半段：刘伟跟着那女孩到了喀麦隆东部生活，那里比西部更贫困，连喝的水都没有经过卫生检疫，他喝了后肚子里长了很多虫，多次重病……如果不是他身体好，早就不知死过去几次了。
从一个有着锦绣前程的大学生变成后来这样子，刘伟也不是没想过摆脱。但是那女孩和她所在的族人把他看得很紧，他的护照也被收走，身上除了零钱外不会有大钞。时间一久，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