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见到达夫妮之前，在她看见我，问我出了什么事之前，我得有所准备。
她非得问出点什么，否则是不会罢休的。
我担心哪怕是陌生人也会注意到我的悲伤，于是我抄小路钻进树林，沿小路走了一段，然后离开小路，背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
在那儿，过路的行人看不到我。
难怪库克医生没法想象他的信会对我产生何等的影响。
既然原信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想象它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也是件容易的事，或者说库克医生疯了，甚至那封信是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写的。
可第二封信会接着寄来，因为我在信封上写下了〃是〃。
读了第一封信之后，我又如何能告诉他不再写信给我？我的头在旋转。
要是库克医生说的话是真的，那我的父亲从一个我没有记忆的人变成了一个我素昧平生的人。
对于我，父亲永远是个陌生人，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
可如今，好像他又活了。
如今，这个陌生人名字不同，而且依然活着。
我的这两位父亲都是从医生变成了探险者。
两者无从区别，除了有一位给我写过一封信。
我记得信中的词句，不必去翻阅口袋里的那份手抄的拷贝。
〃生物学上客观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如何改变，我无法预见。
〃〃你手里拿着的这信……一旦公之于众，可能会极大地伤害我和我的声誉。
〃那份原件会给他带去极大的伤害。
可爱德华叔父说，我的拷贝要是拿给别人看的话，则只能伤害到我自己，而不是别人。
他为何写信给我？如他所暗示的，如果我们不可能相见，不可能作为父子公开出现甚至不想让我给他回信那他为何给我写信？他为何以为写信给我就能重振他的勇气？在开头几段，他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差点失去了理智。
还有我母亲。
想想看，她竟然让我，甚至鼓励我把她那位离家出走的丈夫想成我的父亲，而她自己却始终知道他根本不是！我们共同生活的那段短暂的时光已不再像她所营造的那样了。
每时每刻已经被讽刺、被她所知道的和我所不知的那一桩桩的事实所动摇，那些事实她一定是准备永远瞒着我。
我起身朝家走去，犹豫着是否应该告诉达夫妮。
走到家门时我还没拿定主意。
等我推开门，达夫妮沿着门厅迎了上来，几乎是一路小跑。
〃你终于回来了。
〃她说，〃谢天谢地，你放学回家太晚了，我正要……德夫林，爱德华没查出你什么问题吧？他说了些什么？〃我本该回答〃没有〃，以免她错下结论，但我不敢信任自己的声音。
〃德夫林？〃我摇摇头，努力吞咽着以免哭出来。
〃亲爱的，你看上去……爱德华说了什么？〃〃他说我很好。
〃我飞快地说，又咽了一口。
〃肯定有什么问题。
出了什么事？〃我怀疑自己是否能让任何解释听起来令人信服。
〃只是有些我不想说的事，摩西·普劳迪说的事。
就这些。
〃〃爱德华真的没查出什么问题？〃我点点头。
〃如果您愿意，问他吧。
〃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躺了下来。
她是不是有可能知道一切，也在一直误导我？我决定拖延一阵才告诉她，至少拖到下一封信寄来的时候。
经过那扇门，走进为父亲保留着的那间诊室，拉开桌子抽屉，读信，抄信，看着爱德华把原信烧掉，我在想做这些事会是什么感觉。
与叔父谈话后的第二天，我特别期望他下楼吃早餐时背心口袋里塞的是张红手帕。
可他佩的却是蓝手帕，第三天是绿手帕。
一想到库克医生给我的信正在路上，我就很难去想别的任何事情。
爱德华说，从现在算起三个月以内期盼来信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三个月里，每天早晨我都要看他佩的手帕是什么颜色，只要哪天他下楼时口袋里伸出一截红手帕，我就会欣喜若狂。
三个月的时间满了，从爱德华把我叫到他诊所的那天算起刚好三个月，可他的手帕是灰色的。
我问自己，叔父估计的信件寄到的时间有多大的准确性？信没到，这种估计就没有意义。
从这时起，我是多么急切地等着看他下楼时佩戴的是什么手帕呀！当没看到手帕，或者看见手帕不是红的时，我真的难以掩藏自己的失望。
于是，我猛吃鸡蛋、土司，猛喝茶水，想借此缓解失望的情绪。
你说奇不奇怪，我情绪的好坏好像取决于叔父手帕的颜色。
又过了三个月，每天早晨我都要经历这段相同的感受。
最后，我开始纳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也许叔父改变了主意，不肯为库克医生充当〃信使〃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不向他人提及信件的事，他不会让我永远纳闷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或许是库克医生改了主意，觉得爱德华叔父还是不可信赖，或者决定不再向我透露任何事情，毕竟我还是个孩子。
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假装生病，这样就可以去爱德华的诊所找他，但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不去。
在家时，他格外小心，不与我单独相处。
当着达夫妮的面，他像平常那样看我，对我说话。
我想起库克医生在关于我父亲死讯的正式〃报告〃中有段话：〃尽管这样说对解释这次神秘失踪于事无补，但值得一提的是，斯特德医生的神秘失踪在极地探险的记录中根本算不上是最离奇的。
其他人也有消失的，想必是在梦游时他们试图跨过冰川裂缝，这些地方就连爱斯基摩人也不敢在天黑之后冒险前往。
〃看来库克医生随时随地都可能死去，可我却在煎熬中等着接收他的来信。
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或看着达夫妮往我盘子里堆食物时，我心里在想：此时此刻库克医生在哪里；我为他的安危担心，而以前我从没为我父亲的安危这样担心过。
从收到库克医生的第一封信起差不多6个月过去了，最后我几乎放弃了再收到库克医生来信的希望，可此时爱德华叔父却佩着红手帕下楼吃饭了。
那手帕看上去好像特别的耀眼，达夫妮好像不可能猜不到他佩戴的理由。
就像很难掩藏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一样，如今，掩藏我的喜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敢肯定自己的脸与那张手帕一样的通红，眼睛没法从那儿移开。
我的心在狂跳。
爱德华叔父跟以往一样无动于衷。
我知道他肯定在想什么，肯定在担心什么，在渴望我的言行不要引起他妻子的怀疑。
不过，即使是我也无法从他脸上发觉任何异乎寻常的表情。
我如何才能度过上午上学的这半天时间？好歹我熬过了上午，午饭时分，我来到德文街，横穿过街，停下脚步。
一辆双轮双座马车从身旁驶过，路上没有行人。
我绕到诊所的后面，推开后院的大门，身子挤进那扇写着〃医生专用〃的房门，轻轻地在身后合上，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
平台上，爱德华正坐在一把椅子里，远离窗户，这样没人能从外面看见他。
他已经不再佩戴那张红手帕了（不过，后来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又佩上了）。
在他翘着的二郎腿上放了本书，手指还没完全离开嘴唇就浏览完了一页。
他的手飞快地一挥，示意我径直走进那间诊室，不得停下。
诊室的后门敞着，毫无疑问是他打开的，这样，他的护士和病人从门厅那边就没法听见我开门的声音了。
我想象得到，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他坐在平台上，担心我的到来会弄出什么响动来。
我走进诊室。
以前，我曾进来过一两次，但从未单独进来过。
我能听见门厅那边传来的低语声。
一个身影投到我父亲诊室门上的毛玻璃上，是个男人在戴帽子。
桌子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吸墨台和父亲曾经用来写处方和转诊介绍信的那支笔，插在一个笔架上，用一根闪闪发亮的银链系着。
还有那块从海边捡来的用做纸镇的石头，放在吸墨台的最右上角。
墙上挂的只有他在爱丁堡获得的证书。
诊室里有一个带玻璃门的空书架，一把深褐色的皮沙发，涡卷形的扶手上钉满了黄铜纽扣。
桌子最上面的抽屉开着，又是爱德华的小心之处。
他好像正坐在阴暗处，手指放在嘴唇上。
迎面看到的是放在空空的抽屉里面的那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
德夫林，就这三个字，没有邮戳，没写回信地址。
我想，不用说又和上次一样，是装在给爱德华的信中一并寄来的。
信封是裁开的。
我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仅是演练，尚未来信。
〃我把纸条放入信封。
我极度失望地回到平台。
爱德华伸出手。
我把信封递给他。
我们两人回到诊室。
他擦燃一根火柴，伸向信封，然后举着信封在壁炉里让火焰由下而上燃烧，几秒钟后，那信封烧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卷暗红的灰烬。
他两眼盯着信封，手一挥示意我走。
我照着他的指示慢慢走下楼梯。
没过几天，他又佩上了那张红手帕。
我怀疑这又是一次毫无必要的演练。
同样，他又坐在平台上的那把椅子里，腿上放着那本看起来跟上次一样的书。
我径直走进父亲的诊室。
同样，爱德华早把信封裁开了，裁得齐齐整整，可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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