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的闲聊，说他的爱妻也是科学家，他现在开的这辆价值十万美金的“宝马”就是妻子送他的礼物……美国科学家的这种平等、友善、尊重、真挚的大家风范，让令狐恩强深受感染。令狐恩强回国后，特别建议中华医学会邀请布瑞格教授来华主持“第一届亚太地区消化会议”，并陪他逛故宫登长城，表达他的答谢之情。
在美期间，令狐教授特意又去了“9·11遗址”。没有了摩天的双子楼，霓虹闪烁的城市上方，留下了一片空寂的天空。街上每个人走过，都会禁不住驻足。令狐恩强驻足良久，心中感慨：这是一个癫狂的世界！当他抢救他人生命的同时，却有人为夺取他人生命而密谋。
废墟，促使他从人类的角度去思考，思考人类所担负的责任和所携带的威胁。当然，政治的道德远比医学的道德复杂得多。
9
令狐恩强是一个因为私人时间极少而导致私人话题极少的职业男人，常年的临床生涯似乎把他打磨成了一个缺少情感起伏的中庸之辈。平日，他很少回家，很少顾家，而他真正想家的时候，是在他离家最远的时候。
令狐恩强抵达美国，是在2004年1月1日。街上，美国人在热闹地狂欢；屋内，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寂寞思乡。当时，他的住处还没通网络，周围也没有贴近的亲友。
很快又到了春节，当地一对热心的中国夫妇请他到家里包饺子，听到乡音，他感到久违了的感动。从中学毕业开始，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远离，他以为自己早该习惯了，适应了，但没想到一个40岁的男人，竟还会为想家伤情。
“刚到那里时，我经常感到非常孤独，心中的郁闷无处排解，有时一天没有人跟我说一句话。人就像关在笼里的兽，憋得真想扯开嗓子叫喊……”令狐教授说。有时，他一个人形影相吊地出门走走，到海边散步，但是路上不是遇到语言的麻烦，就是碰到无赖的纠缠。有一回他乘车走丢了，一个人在夜幕下，紧张得就像林中迷路的小孩子。
后来，令狐恩强的住处连通了网络，一天里最开心的事，是通过视频与远在北京的妻子聊一会儿天。用时下网虫们的话说，是“网上同居”。
“喂！我开始做饭了，做完了我给你送过去。”妻子在网络的另一头说。
女人的脸在电脑屏幕上晃动，虽然有一点儿模糊，但对离家万里的男人来讲，就已经很实在了。看到妻子身后的客厅，看到再熟悉不过了的家具，看到对方脸上的微笑，令狐恩强突然感到自己的感情竟如此脆弱。生活琐碎，儿女情长。
令狐教授的妻子也是医生，而且是一位肿瘤专家。他俩小时候曾在家乡一起读过小学，然后又把孩提的友谊带到了高中、大学，直到两个人毕业分配。令狐恩强分到北京后的第三年，他俩简朴地结了婚。双方父母都不在北京，所谓的婚礼，是在宿舍里请了帮同学，用铝皮饭盒在电炉子上热了几样食堂的大锅菜。新房就是医院分给的集体宿舍，一张床两条被，他俩就这样凑合着建立了自己的家。那时妻子不在市区上班，由于交通不便，新婚夫妇经常两处分居，都习惯了把医院值班室当作家。
后来两人虽然调到了一起，并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医生紧张的工作节奏，使他们很少有时间在一起浪漫。令狐恩强一心扑在自己的专业上，妻子在工作之余，还要挤出时间料理家务。由于两人的工作实在太忙，孩子6个月时被送到老家交由奶奶照看。一年半后，他们把孩子从老家接回，两岁的女儿认生地抱着奶奶的腿，躲在老人身后不敢见父母。
说到女儿，令狐教授的心中不无缺憾：“这些年我每天早出晚归，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几乎天天在病房里吃盒饭，过年放假，不是值班，就是出差，在家的时间的确太少。孩子对我有些陌生，她更愿跟妈妈在一起……”
这时，他的语调有些低落，刚才谈论工作时的闪烁眼神，也隐约显出一丝暗淡。他说妻子也总抱怨：“在外时间长，在家时间短。困了回，醒了走，简直把家当成了旅馆。”我也是在医生家庭长大的孩子，能够理解他作为父亲和丈夫对孩子和妻子的愧疚，也理解他作为医生整日劳碌的无奈。 跟令狐教授聊天，经常让我产生一个错觉：好像是在跟一个带着职业面具的男人对话，话题永远围绕着医院、患者、科研或会议，神情永远沉稳温和。他既不看破红尘，也不愤世嫉俗；不管讲什么，他的口吻都平静客观，没有激动的神色，甚至很少喜形于色；感觉得出，他是一位求实者，不是一个梦想家，在他的意识里，不抱侥幸，没有空想，只有可以实现的计划和可以抵达的目标。
我想：他不梦想，并非由于没有梦想，而是因为没有时间幻想。
令狐教授实在太忙。他不仅要接治病人，还要奉命出诊；不仅要带实习生、进修生和下级医师，还要带硕士研究生；不仅要钻研业务，还要搞行政管理；不仅著书立说，还担负着新技术的推广任务。但是无论多忙多累，他在临床抢救和做学问上从不容人有半点马虎。搞科学一是一，二是二，不能一知半解，医生作出的每个决定都关系着患者的生死安危。作为内镜中心主要负责人，还要考虑管理体制的完善、设备条件的发展和科室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哈佛期间，他体会到浓郁的学术氛围。那里从周一到周五天天都会有学术活动，医师们每天早上或中午一起讨论病例。回国后，他仿效美国同行利用周末组织学术沙龙，将中青年同行、专家召集到一起，讨论内镜领域的热点问题，交流成功与失败的病例，互相启迪，共同发展，以求“更快、更准、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
另外，周一的晚上，他还为来自各地的进修医讲课，普及内镜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深知美国医学发展的精髓是：知识迅速更新，技术不断改进，经验即时交流。
在哈佛，令狐恩强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学到了美国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敬业精神。他感触颇深地说：“美国医生的工作比我们严谨，不仅诊治病人，而且有效追踪。美国医院很有人情味儿，教授如果带学生进操作室，必须要经过病人同意；医生到病房查访，也要经过病人允许。病人即使在医院，隐私权同样得到尊重。在手术室，病人简直享受星级宾馆的礼遇，术前术后，麻醉师都问病人，‘喝点儿什么？’无论医生、护士，都对病人柔声细语，笑脸迎送……”
“起初，我也十分惊讶：美国病人不送医生红包，美国医生不拿药厂回扣，为什么人家的医患关系就那么纯粹、那么融洽呢？”钦赞之后，令狐教授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随后他说，医德固然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美国高质量医疗服务的背后，有发达的社会经济与合理的医疗体制做后盾。
他拿哈佛内镜中心与301医院作个比较：前者除医师外还拥有37位技师，每年诊治23000例病人；后者除医师外只有3位技师，以前一年却要看13000例病人，而工资与美国同行相比少得可怜。再说香港，香港医生的月收入可达50万港币，是普通市民的20～30倍！而内地医生的工资基本与普通百姓持平。
令狐教授说，医生是一个投资很大的职业。现代医学的发展与技术的淘汰速度惊人，三五年知识就更新一遍，因此要求医生要不断投入，不断学习，才能保持不被淘汰。因此医生的高工资有其合理性。现在，国内医学的技术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医生的知识不与时俱进，即便经验再丰富，也是面临日趋淘汰的危险。
接着，令狐教授又换了一个角度客观地分析：“美国人的医患关系如同朋友，是因为实行了‘患者—保险一医院’三足鼎立的医疗制度，患者交钱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向医院支付医疗费，所以医患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经费问题。”
令狐教授的这番话，让我体会到他作为一名医院的基层管理者对祖国医疗事业未来的忧心与思考。我发现，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上，他关注的核心仍然是患者。
从事内镜专业近二十年，令狐教授从没有离开过本职岗位。他谢绝过多次国外的高薪聘请，放弃过不少实惠的机遇，但他仍心平气和地留在了中国。他说：人也是生物体，只是地球生物的一种，有自己的寿命，有自己的规律。所以他应该珍惜时间，多为自己的同胞做点事，也算是对培养他多年的祖国的报答。
聊到未来，令狐教授说了一大一小两个愿望：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中国强盛、科学发展，希望中国医生能同外国专家站在一个层面上交流和竞争，希望能把中国的知识产权推向世界；小一点的愿望是，希望以后能住上大一点的房子，开上自己喜欢的名牌车；希望以后能挤出一点闲暇时间，弥补自己心里对女儿的歉疚。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忽然觉得不是滋味，不知道是出于感动，还是对一个忘我之人的叹惋。要知道，生活中有些东西过去就过去了，再难弥补。女儿长大后可以理解父亲，但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回过头涂抹孩提时代的记忆。
和许多平淡一生、克己奉献的科学工作者一样，令狐恩强也是个将职业放在家庭之上的社会性男人。对于患者来说，这是种幸运；但对于亲人来说，则是一种日常的、未见风波的失落。一谈到工作，他一二三四地好像在谈部队的军纪，但一谈到生活，话语中老带着许多的“如果”。
“如果再有时间，我就躺在家里看看电视，读读武侠，做点儿不用动脑子的事。我爱读金庸的《笑傲江湖》，特别喜欢里面的令狐冲，”说到这儿，令狐教授一向严肃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顽皮的黠笑，“我们俩不同的是，他拿一柄剑，我持一把镜。”
对方的黠笑，让我意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