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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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6- 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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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12 
  (杨子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北岛译) 
   
  我选出《列宁格勒》的四种中译本,足想让大家看看翻译的差异有多大。这多少有点儿像黑泽明的电影:四个译者像证人,对同一事件讲的故事完全不同。好在文本比事件可靠些,并非死无对证。这四种译本中,菲野和刘文飞是从俄文译的,杨子和我是从英文译的。为慎重起见,我参考了三种英译本,包括美国著名诗人默温(w.s.Merwin)和别人的合译本。 
  我一向推崇菲野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但这首《列宁格勒》却让我失望,粗糙马虎,居然丢了关键的一段,或者说把两段合并了: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死者声音的地址。(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开篇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再看看刘文飞的译本: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在这里,菲野和刘文飞都犯了相似的毛病,其中三个关键细节:眼泪、静脉、腮腺炎,要不误导要不干脆抹掉了。第三段第二句: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菲野译)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刘文飞译)菲野把沥青(或焦油)译成油脂,把蛋黄译成黄土了,而刘文飞把不祥泽成暗淡无光了。最后再看第六段: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菲野译)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刘文飞译)这会让读者误解为某种直接的暴力事件,其实诗人指的是拽响的门铃,是一种虚拟状态。 
  至少从我这个证人的角度来看,杨译本没那么离谱,但也有些不必要的添加物,比如: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人家没提到美味,非要加入译者的味觉。另外,第二段: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把河边路灯的鱼肝油译成鱼肝油般的灯光,把暗喻变为明喻,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总体而言,杨子译本的缺点是句式长,显得拖沓。 
  我知道我这一路写下去,会得罪更多的译者。我和其中大多数素昧平生,翻译又不是我本行,偶尔涉足而已。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但愿我能抛砖引玉,和更多的同行一 



 
  。
  。48:06
  
起在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重建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列宁格勒》以强烈的乡愁开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这三个细节简直绝了,把个人和城市,把身体和乡愁连在一起:眼泪——人类最原始的悲哀,静脉——生命之源以及对熟悉的街道的暗示,童年的腮腺炎——往事最个人化的记忆方式。而这乡愁伴随着某种紧迫感: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吞下这个动词用得妙,和河边路灯的鱼肝油相呼应,展示了漂泊者那迫不及待的复杂心情。在这里,味觉成为乡愁更深层的记忆。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说的:“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这不是普通的还乡之旅,不祥之兆开始出现: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蛋黄显然是落日,在北方的十二月,太阳暗淡,升不了多高就落下;而沥青是现代都市的象征物。在前三段的层层铺垫下,音调突然骤变: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在这里,直白代替了意象。作者用呼喊把全诗推向高潮——绝望与抗争。电话号码和地址成为他和这城市最后的联系,成为我还不愿意死的理由。甚至不仅仅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死者。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用的是彼得堡,和题目列宁格勒相对立,显然是在用他自己童年的彼得堡,来否定官方命名的列宁格勒。 
  全诗是这样结尾的: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敲打我的太阳穴。/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显而易见,表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可爱的客人让人想到厄运——那些命中注定的不速之客,而把门链与镣铐并置,进一步强化了可怕的结局。不幸而言中,三年半以后诗人果然锒铛入狱。 
  在我看来,《列宁格勒》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正是这首诗,使曼德尔施塔姆立于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其意象奇特精确,结构完整,有一种建筑的稳定感;而音调丰富转换自如,用节奏上的停顿和微妙的辅音对俄文的歌唱性加以限制。童年往事与乡愁、都市变迁与旧址、不祥之兆,对死亡的否认和面对厄运的勇气,无论感情的爆发力与控制力都恰到好处。这首诗后被谱成歌曲,在地下流传了很多年。 
   
  三 
   
  曼德尔施塔姆从阿美尼亚旅行归来,于1930年12月回到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一诗正写于此时此刻。他找到作家协会,希望能得到工作和住处,但发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据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在回忆录《希望反对希望》中记述: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头头坚定地对他们说:“曼德尔施塔姆不能住在列宁格勒。我们决不给他一个房间。” 
  这是曼德尔施塔姆一生的重大转折。自1920年以来,他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只能靠翻译和朋友的接济。1923年冬天,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干些什么?为挣钱干活。巨大危机。比去年要糟多了。好在我有所进步。越来越多的翻译和文章……世界文学出版社令人讨厌。我梦想辞掉这无聊的活计。夏天我最后一次为自己写东西。去年我也常常如此。今年——完全不行……” 
  自1925年到1930年底,他整整五年没有写诗。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散文和小说,其中包括:回忆录《时间的喧嚣》(1925)、中篇小说《埃及邮票》(1927)和随笔集《第四散文》(1929)。 
  半年的阿美尼亚之行是这一转折的开始。亚洲地带的粗犷和细腻(特别是语言中那些微妙的辅音),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震动,与他崇尚多年的欧洲文明的影响构成互补关系。1930年10月,他重新动笔,诗风大变。他放弃早期诗歌中言必称希腊的新古典主义倾向,更直接地处理现实经验,拉开了他后期诗歌的帷幕。 
  社会政治的冲击显然是这一风格转变的重要原因。斯大林几乎击败了自己的所有政敌,大权独揽,为今后的大清洗做好准备。由于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化,民不聊生。曼德尔施塔姆在乌克兰亲眼见到饿死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曼德尔施塔姆还算是幸运的。列宁的战友、苏共领导人之一布哈林欣赏他的才能。1928年由于布哈林的干预,他出版了三卷本的作品选。第一卷收入《石头》、《忧伤》,以及1921至1925年的诗作;第二卷收入中篇小说《埃及邮票》和《时问的喧嚣);第三卷收入一系列关于诗歌的评论性文章。 
  但厄运接踵而至。他受一家出版社的委托,为一本比利时作家的长篇小说的翻译作最后润色。由于出版社的疏忽,待书出来时,译者变成了曼德尔施塔姆。他糊里糊涂成了“剽窃者”,成为包括译者在内的攻击对象。他给报纸写信澄清,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联名写信为他辩护。 
  1930年年底,在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混不下去,他和妻子只好搬到莫斯科,几经周折才找到住所,生活相对稳定下来。在此期间,除了诗集《莫斯科笔记本》,他还完成了散文集《阿美尼亚之行》及《与但丁对话》。 
  1934年5月13日,曼德尔施塔姆突然被捕,是由于一首反诗。他在诗中嘲讽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宫的山里人”,形容他“那肥胖的指头像虫子”“发出马蹄掌般的一道道命令”。当被捕的消息传来,他的作家朋友纷纷出面营救。帕斯捷尔纳克马上去找布哈林,恳求他向斯大林说情,减轻处罚。帕斯捷尔纳克居住的公寓楼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有一天,他突然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斯大林劈头就问:曼德尔施塔姆到底是不是大师?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们来往不多,写作风格也完全不同,但他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很重要的诗人。据说,帕斯捷尔纳克为自己的含糊其词而后悔。斯大林的电话惊动了莫斯科。放。 
  曼德尔施塔姆终于得以轻判,改为三年流放。 
   
  四 
   
  1891年1月3日,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来自知识分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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