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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创造进入高产期，他在三个普通笔记本上写满了诗，后被称为《沃罗涅什笔记本》。那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写作，与作家和批评界绝缘，与所有读者绝缘。不少俄国和西方的学者认为，那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真正的高峰是以《列宁格勒》为代表的时期（1930－1932）。《沃罗涅什笔记本》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无疑拓展了一种新的向度——土地与命运，是向俄罗斯诗歌传统的致敬与回归。但由于疲于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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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由于病痛和贫困之苦，由于没有必要的反馈，他的这组诗歌缺少《列宁格勒》所展示的那种建筑般的精确与完整，缺少感情爆发力与控制力所特有的平衡。
1937年5月16日，曼德尔施塔姆刑满释放。但按规定他不能住在任何大城市，只能在莫斯科边缘的小镇漂泊。他偶尔去莫斯科，从朋友那儿得到口粮和钱。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自由时光。1938年春，他和爱伦堡在莫斯科最后一次见面时，爱伦堡脱下自己的皮夹克给他，尽管很不合身，他一直穿着它去海参崴，直到生命的终点。
1938年5月1日，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其实这与他写给苏联作协总书记的一封信有关。由于长期没有稳定生活来源，他希望能得到作协的帮助。而作协总书记写信给内务部人民委员告状，并附上作家巴甫连科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的鉴定意见。巴甫连科明知后果，落井下石。而导致他最后入狱，又与布哈林遭到清洗有关，从布哈林家搜出曼德尔施塔姆给他的亲笔信和赠书。
1938年9月7日，他被押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一个多月后才到达海参崴。路上他备受煎熬，精神崩溃。他被关押在海参崴的劳改营中转站，饥寒交迫。1938年10月，在最后一封给他弟弟的信中，他写道：“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试吧。没有衣被，我被冻僵了。”
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死于海参崴中转站。家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1939年1月30日，寄往海参崴的包裹被退回。娜杰日达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因为就在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公布了荣获勋章的作家的名单，巴甫连科就在其中。
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流传后世，是由于一个普通的俄国女人——娜杰日达。他们在1919年内战时相识，1922年结婚。娜杰日达陪伴他度过了后半生，包括那些流放的艰难岁月。曼德尔施塔姆死后，她作为“反革命家属”，一直受到歧视，靠教英文和翻译为生。三十年过去了，曼德尔施塔姆早就被人们遗忘了。1961年，娜杰日达和另一个女人，发表了她们藏起来的手稿，并通过回忆录勾勒了后期的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庆幸她对时间的胜利，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基于“对诗歌内在的价值和圣典般属性的信念”。1980年12月29日，娜杰日达在莫斯科逝世。
1987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苏联正式得到平反。
十
我最后见到赵一凡是1987年早春，我不久去了英国。1988年一个夏日的早上，在英国杜伦（Dudlam）得到一凡病故的消息，我顾不上做客的英国朋友和家人，躲进厨房号啕大哭。
记得最后一面，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他那时是三月文化公司的老板，被手下的人围着团团转。他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着山，不时有人插进来说话。他看起来很累，一只手支撑着那硕大的头颅，勉强地向我微笑。一凡办公司这件事一直让我困惑，直到一天夜里，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好几个小时，他才和盘托出办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但同时也怀疑实现这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大约在1973年冬天，我跟一凡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那是一凡事先计划好的，让我留在他家过夜。我们谈到各自的经历。我那时的生活平淡无奇，三言两语。相比之下，一凡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他由于自幼跌伤致残，长年卧床，三岁背唐诗，五岁读《三国》和《西游记》，八岁读《鲁迅全集》，十二岁就自己写作，并出版成书。一凡的父亲是老干部，他从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战，去过苏北和鲁南等根据地。革命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也许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的政治高压。
那一夜我记忆犹新。月光照在窗户上，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我们谈到革命，谈到十二月党人，谈到俄国文学。我哈欠连天，一凡却毫无疲倦的意思。他脸部线条分明，目光坚定。我当时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975年初，一凡锒铛入狱，据说卷入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其实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一凡对抄录文字的热衷，我也被卷入进去。那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我做好被捕的准备。第一次经历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
由于一凡入狱，从他那儿借来的《人·岁月·生活》第四卷无法归还，我正好用来在地下渠道流通周转，换来了不少好书。这本书竞成了我革命的本钱。
两年多后一凡出狱，我赶去看望他。他从后院小屋搬到前院，处于父母和保姆的监控之中。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问起他狱中的景况，他轻描淡写，摆摆手，似乎只是出了趟远门而已。
我常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依我看，爱伦堡说的是外在的命运，其实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往往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曼德尔施塔姆并非先知先觉，只不过他有使命感，非要以自身的实践穿透历史的逻辑。
其实在《人·岁月·生活》爱伦堡也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使命感：“我曾谈到生活上的轻率和艺术上的严肃之间的矛盾。但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十九岁写过一篇谈弗朗索瓦·维永的文章，他寻找理由替残酷时代的这位诗人动乱的一生辩护：‘可怜的小学生’以自己的形式捍卫诗人的尊严。曼德尔施塔姆是这样描写但丁的：‘对我们来说是无可指责的风帽和所谓鹰形侧面的那种东西，从里面来看则是难以压制的窘困，是为争取诗人的社会尊严和地位而进行的纯普希金式的、低级侍从的斗争。’这些话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自己：许多荒唐的、有时是可笑的行为就是来自‘难以压制的窘困’。”
现在想想一凡关于养活诗人的想法幸亏只停留在“初级阶段”，否则对他本人对中国诗歌都是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生来注定是受苦的，但绝非为了自己。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过这样一句诗，让我永生不忘：“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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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镜子
陈东东
提前量
（3月19日）
上海胃里翻腾着纽约。
这一夜几乎没怎么睡着，清早起来，推窗眺看曼哈顿的天际线时，我想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吃一顿晚饭。
昨天晚上在杏花楼，诗人张耳请我吃的是红烧肚当、咸菜豆瓣酥、……最后是两笼小笼包子。那是否有意安排的一种对应，为了一洗我身上的访问者、观光客和异乡人之尘？好像我尽管花去了几十个小时，飞到东京睡上一夜又接着飞，终于还是落座在一家本地餐馆里，吃着本地菜和一样饱含着鲜肉皮汁水的特色点心？旋转玻璃门外面，骑高头大马经过的那个人要不是警察，就会是巡捕，他所俯视的如果并非第四大道，那就说不定是所谓四马路——当然它现在又叫福州路，它的杏花楼除月饼出名，我们箸叉相加的那几样也还排得上号。差异难道仅仅是时差？在张耳对面，我稍稍有点儿欲醒还睡，仿佛享用着梦之早茶……
差异却绝不简单如时差。可是正像多少天以后时差会被调整和纠正，一个上海人对纽约的适应和认同也几乎是快的——要是他采取主动。
至少，为调整和纠正时差，我企图采取主动。想当然的土法儿是制造提前量，凌晨三点就起身，以为能够把睡眠留给飞行路上的白昼。结果却没什么成效，从东京到纽约，只假寐了那么几小会儿。昨天可算得是最为漫长的一天，飞机在追赶时间，盲至超过它：十一点起飞而九点半降落。飞行路上用餐三次，看到两个白昼和一个黑夜，时间却被计算为负数，……从东亚到北美，这样的赶超，似乎不仅仅具备计时的意义了。
请玩味其中的隐喻。而玩味是一种乐趣，甚至可能是淫乐。记不得是从哪本谈论天体命理学的阿拉伯著作残篇里掉出的箴言：
要是你拒绝隐喻却仍然有所发现，那么你至少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