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走了一大段弯路。
徐向前说：“我们现在又回到了１年前的起点，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
这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红四方面军第３次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表示祝贺。并通报了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１路总司令朱绍良、副总司令王均部队的布防情况。指出：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红四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后，宜迅速北进；红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同时提出，除包座到哈达铺之外，最好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在这时，徐向前和任弼时是第一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同时也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问题。
任弼时问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分歧问题。徐向前说道：“现在看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对的。我当时没有跟中央走，主要是不想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而且主力部队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带得动的。”
“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这很不应该。”
任弼时表示自己的态度说。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红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加上张国焘在当时从中故意拨弄是非，谁说话他都不听，朱总司令的话他也听不进去。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争端。”
任弼时说：“我们红军是一家，但内部问题不好协调，可通过召开六中全会来消除分歧，由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解决矛盾。”
徐向前说：“我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这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８月３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表示赞同在１日来电中提出的进军洮河、岷州、西固，出击天水、兰州的行动计划。并说将准备一切条件热烈欢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达到３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全国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即将实现，对长征有着深切感情的毛泽东彻夜未眠，他预感到长征将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８月５日，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向各部队发出指示电，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广大指战员发出征稿倡议信。指示电和倡议信说明：鉴于红军总政治部为宣传长征，扩大红军影响，特兹决定出版《长征记》，要求“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文字只求精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就此，许多拿枪的手又提起了笔，记写下万里长征路上那一页页英勇悲壮，那一幕幕壮丽辉煌。不久，厚厚的一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印行全国，这是由长征当事者记录下来的第一部珍贵的长征史料文献。
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气魄，他坚信红军的胜利，坚信红军的后代需要用长征精神去夺取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后人必将仰慕这段光辉的长征历史。毛泽东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中吸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从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毛泽东也回报给历史以丰厚的酬答。
只有坚信自己的事业会胜利的人才注重历史，才重视史料的价值，才敢于留下自己的脚印让后人去评说，而鼠目寸光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８月初，走出草地的红二、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我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８月５日，朱德、张国焘签发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时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红四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部署：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步芳、打毛柄文、打王均都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势。万一攻打不开，则围城打援。
为了减去侧翼威胁，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分化敌军，扩大抗日阵线。刘伯承于８月７日给驻守松潘的国民党第４１军军长孙震写信：
“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敌，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日本并吞中国，蒋贼为清道夫，中国北部已非我有。举国血气之师，莫不相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其一斑也。现在伯南出走香港，李白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贼得以逐其扫除黔王之故智，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接防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式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
至１２日，红军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出发，向甘南挺进，势如破竹——９日，红８８师强占天险腊子口；１０日，红８９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１０００余人，缴获枪支１０００余支，轻重机枪６挺，随即向岷州开进。
刘伯承的“劝友信”对孙军长是否起了作用，后人无从考证。但刘伯承于同时写下的另一封“劝嫁信”却收到了奇效。
红军走出了茫茫草地，来到了山明水秀的甘南。在这满目葱绿的鲜花季节里，军中不时传来喜讯。刘伯承因为摆脱了张国焘的限制，浑身都感到散发出青春的活力。
在草地露营的一个月明之夜。宿营后，刘伯承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浓墨，提起笔，恭恭正正地写起蝇头小楷来。大家还以为他又在抓紧时间练书法哩。他一连写了好几篇，叠起来，装进信封里。然后嘱咐警卫员黄兴一定要当面交给四局女红军干部汪荣华。
黄兴感到这是一封不同寻常的信，立即跑步前往。
汪荣华拆开信一看，脸上立刻腾起一片红霞。
原来这是刘伯承的一封求爱信。
刘伯承与汪荣华的相识最早是在１年前的杂谷脑小镇。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街头，来到杂谷脑河边，夹道迎候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中央代表团的１０多名成员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头发花白、具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和戴着眼镜、英姿勃勃的刘伯承。特别是刘伯承，他那“川中名将”的盛誉和传奇般的故事，早已流传军中，令人向往。如今，大家亲眼见到了他，而且距离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都感到兴奋和荣幸！欢迎的人们高呼着“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口号，鼓掌跳跃，就像杂谷脑河中欢腾的浪花。“那位戴眼镜的代表是谁？”欢迎队伍中，１个女同志低声地问总指挥部的参谋陈明义。
陈明义回头一看，问话的女红军是川陕省邮政局副局长汪荣华，便竖起大拇指回答说：“不认识吗？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总参谋长！”
汪荣华是又惊又喜，目送着刘伯承从她面前走过。眼睛里，充满了战士对首长的敬爱。虽然，这是汪荣华在那欢腾的人群中第一次见到刘伯承，但却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时候，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别山年轻的茶山姑娘，１年后会成为刘伯承的终生伴侣。
几个月后，汪荣华因工作需要，从川陕省委调到总部四局工作，这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刘伯承接触。
当时的四局，相当一部分是管理工作。既要安排机关部队的生活，又要关心照顾好首长的生活。汪荣华知道，刘伯承眼睛不好，而且又受到张国焘的排斥和打击，因此她更加同情和关心刘伯承的生活和健康。每当部队到达一处宿营地，她总是和大家一道，为刘伯承找一间明亮的房子。
刘伯承对汪荣华渐渐有了一些了解。知道汪荣华在１５岁时即已当上了英山县共青团的代表。在以后的鄂豫皖行军作战中，在１９３２年第４次反“围剿”转移西进中，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长征途中，她都能吃苦耐劳，顽强勇敢，为人忠诚老实。刘伯承喜欢上了汪荣华这种高尚的品德，进而决定选择汪荣华为终身伴侣。刘伯承的确有眼力，他不仅在战场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且，在挑选妻子时，也独具慧眼。这时，红军中有来自城市的姑娘，也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女学生，然而他却偏偏选中了这位来自大别山农村的茶山姑娘。
汪荣华也时常听到红军指战员们赞扬刘伯承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特别是她调到总部四局以后，通过多次接触，她感到刘伯承平易近人，诚实质朴，办事严谨，品德高尚。在万里征途中，能遇上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她想，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１年私塾，两年学堂，１４岁就当了红军。参加革命以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的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得很远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
几个月后，两人虽然谁也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思，但都已是心照不宣。两人再经过半年多的接触，相互之间都有了比较深的了解，由熟悉渐渐产生了感情，继而上升为爱情。两人之间的感情到了过草地时已经发展到水到渠成的程度，只是在过草地前，这层“窗户纸”终因各种原因没有点破。
两人之间的秘密到了甘南后，终于被贺龙、任弼时察觉了。贺龙找到刘伯承，非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