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诿┨ㄤ烊鳎芸炀陀觥捌拦馈倍潜罚共还桓癜铡�
到茅台的第一次晚宴，董事长、自称喝了两吨半茅台而身强体壮、鹤发童颜的季克良先生正欲致辞，刚从上海交大转会到同济大学的小说家张生就冲上去向他敬酒，激动地说：“季总，我来茅台，最大的收获就是见了您。您是我的崇拜者！”
这种颠倒主语宾语的“酒话”，其实大家并不在意，但被遵义作协赵主席及时纠正后，还是让张生大感受挫，为之不欢者累日。隔天，季总又出现了，大家一致建议再给张生一次拨乱反正的机会，上去敬酒，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张生也很珍惜这机会，但显然太珍惜了，又紧张起来：“季总，我前天激动过度，本来想说‘ 您是我的崇拜者’，结果说成‘我是您的崇拜者’了”。
张生是我既爱又厌的朋友兼邻居。爱他滑稽多智，言辞便给，往往能口吐狂言，打破平庸时代的寂寞；厌他老是自以为滑稽多智，言辞便给，所以并非经常能够口吐狂言。而且因为他在口才上确有异禀，一旦唠叨起废话来，就尤其令人不堪忍受，愈感平庸的寂寞的可怕。从重庆到茅台，一路上我们照例没少打口水战。不料到了茅台，我们这一行还是以他为代表，接连两次在言语上闹了笑话。
茅台的神奇，首先竟然是因为张生的舌头所犯的美丽的错误而领教到，也算是一段佳话。其实那时候他还只是端着酒杯，没开始正式喝呢。
众所周知，茅台之所以成为国酒，与中央红军有关。对当年的红军来说，茅台确实具有一种伟大而庄严的神效——“四渡赤水”用兵如神，据说就与茅台有关。这也是茅台人特别引以为骄傲的事。
茅台的另一大德，是“养肝”。这是以其个人魁力直接导致张生言语障碍的季总亲自撰文，大力宣传的。果如此，“国酒”可真要改写传统的酒文化了。古往今来，酒之为恶者多矣，而伤害肝脏，最是令人遗憾的美中不足。饮酒（茅台）而能养肝，岂非鱼与熊掌兼得？
实际上，如何饮酒而不失态，而能养身，而能提升精神境界，也是我们一行在茅台最后一天的上午与酒厂领导畅谈“酒文化”和“文化酒”时的重要主题之一。
起初，酒是为了敬天礼地、献祭神祗而设。人民取而自享，无可厚非。但楚国的穆生，因为“醴酒不设”，就猜想“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说明至少到了那个险恶的时代，祭神之物已被偷换成人人互敬之物。或者正因为这种对于酒的用途的偷换，才造成险恶历史的开始？不管怎么样，反正以后所谓“酒文化 ”，就总是双重的了，即既能娱乐神人，也能败德乱性，得罪神人。
刘伶荷锸载酒，“死便埋我”，多少无奈与愤懑，而后人却单以豪壮视之，真不知道心肝何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固是曹孟德的好诗，但杜康真能解忧否？他可并无确然的答案。倒是范仲淹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还有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的“举杯消愁愁更愁”，更能道出其中三昧。“人生七十古来稀，酒债寻常寻处有”，杜甫说这话，好像是夸耀自己无钱而尚能饮酒的“通透”，其实照我看来，是已经到了快要和酒说拜拜的地步了。他年轻时就曾劝过李白不要耍酒疯，“纵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自己怎么会借酒佯狂呢？所以，我总疑心那些相信老杜死于“牛酒”的论者有些不通人情。
“绍兴会馆”中“往往取酒还独倾”的鲁迅，在纪念溺水而亡的故友范爱农的诗中，也说过这样的话：“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天下以酒闻名的君子真的愿意整天醉酒吗？我看未必。
“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唯有饮者留其名”，却是酒后伤心之论。正面理解太白这句诗，还要在酒旗上大书“太白遗风”，恐怕就有点接近贾天祥正照风月宝鉴的智商了。
幸亏无量数的“饮者”，也就是“酒囊饭袋”，都没有“留其名”，历史这才稍微干净点。倘若有人不满于史家的埋没“饮者”，硬要打捞那些酒中圣贤，《抱朴子》外篇的《酒戒》，或许可以代劳，那实在算是对自以为是的“饮者”的一幅全景扫描：
其初筵也，抑抑济济，言希容整，咏湛露之厌厌，歌在镐之恺乐，举万筹之觞，诵温克之义。日未移晷，体轻耳热，琉璃海螺之器并用，满酌罚余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辖投井。于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乱——我号载奴，如沸如羹。或争辞尚胜，或哑哑独笑，或无对而谈，或呕吐几筵，或值蹶良倡，或冠脱带解。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盼，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迟重者蓬转而波扰，整肃者鹿踊而鱼跃。口呐于寒署者皆垂掌而谐声，谦卑而不竞者悉裨瞻而高交，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疾发，遢茸之性露而傲狠之态出。精浊神乱，臧否颠倒，或奔车走马，赴坑谷而不惮，以九折之坂为蚁封；或登危踏颓，虽堕坠而不觉，以吕梁之渊为牛迹也。
一般做酒广告，总喜欢用道家哲学来说明某种酒的特质，但遇到《抱朴子》这部极写饮酒失德的货真价实的道家著作，该如何对付呢？
佛法戒酒，毫无宽假。《大智度论》说“酒有三十五失”，细列出来，怕要令人头晕。《梵网经·饮酒戒第二》甚至说“若自身手过酒器与饮酒者，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饮”。“无手”者，皆脚也，即落入畜生道，还绵延“五百世”，这在凡人看来未免过于严苛，激而生变，造成“酒肉穿肠过”的花和尚来，也是有的。但菩萨慈悲，岂容质疑。
以上《抱朴子》和佛典戒酒的话，我都是从周作人一九四四年出版的《秉烛后谈》抄来。这书很薄，便于携带，在茅台的几天，无事随手翻看，正好见到这几段。
“知堂老人”自称儒家正宗，喜欢中庸之道，对于饮酒，他主张“我们凡人不能‘全或无’，还只好自认不中用，觉得酒也应戒，却也可以喝，反正不要烂醉如泥就是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说到做到，但如果真是“凡人”，孔子的饮酒有度不及于乱的理想，还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圣人中庸而小人反中庸”，不也正是圣人自己的一声叹息吗？
反中庸即走极端，这确实是“小人”、“凡人”的专利。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或罗马神话中的巴克库斯（Bac…chus），即便实有其人，充其量也就是酿酒师。但希腊的“小人”们要替自己酗酒狂欢寻找合法性，一厢情愿把他推为“酒神”，再经十九世纪末不饮自疯的德国人尼采竭力颂扬，抬到希腊精神的巅峰，惹得中土尼采们羡慕不已，纷纷考据作文，将“吾家杜康”升格，封圣。究竟能否成功，还要看我们这里有没有从“杜康精神”产生的希腊式悲剧——或许很渺茫吧。
《圣经》涉及酒的地方不少，其中《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吩咐提摩太，“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我每次读到，未尝不深思而戒惧。若说耶稣第一次显神迹，在婚宴上变水为酒，预示他将赋予罪人生活以新意，若说在最后的晚餐，他吩咐门徒以后每逢喝这杯，就是纪念他的死，这些都是寓言和教训的话，那么保罗为爱徒提摩太着想的具体指导，是否就是他所规定的饮酒之“度”呢？
据说佛典中也有额外开恩，准许病人稍微进酒的话，具体在哪一卷经上，我还没有查过。
在专供参观的老茅台酒车间，见女工们往瓶颈上拴红绸带，完成国酒出厂的最后一道工序，觉得有趣，就用刚买的相机拍了几张。可惜技术太差，又隔一层玻璃，而且离得不近，只拍到模糊一片，所以虽有“归去凤城夸”的热心，到底拿不出手。就是这篇文章，也是生凑的。茅台归来，应该写一些和茅台关系更紧密的话，但我对茅台所知太少，只好作一篇严重不切题的文章了，真是抱歉。
然而毕竟去那里走了一遭，了却一桩心事。就是现在看“新闻联播”，一见“国酒茅台”的广告，或路上同样的广告撞入眼中，或看见拴着红绸带的白地红框的瓷瓶，不知怎么，就很自然地想起远在贵州千山万壑间的小小茅台镇，仿佛它的存在，也跟自己有关似的。
对于酒，我以前从来都是作陪时才喝，无特别恶感但也无特别的好感，但是“茅台”这个词还是一下子打动了我。茅台，这可是传说中的好酒啊。
我踏上了去茅台的道路，先飞重庆，再上茅台酒厂派来的车子，一路颠簸七个小时，坐汽车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久没有了，但是一路的崇山峻岭，飞云散雾，悠然的瀑布，雄伟的娄山关，以及像列队出发似的一条紧跟着一条的公路隧道把所有的疲劳都化作了惊奇和感慨，想象着世界闻名的红军当年正是在这里穿山越岭，饥寒交迫，最后终于踏出了长征之路，要是那时就有这些高速公路，那中国的现在又会如何？就这样一路胡乱想着，窗外望去，眼神不免就有些痴呆。
晚上十点终于到达，这以后的几天，几乎天天泡在茅台酒里，三十年、五十年的茅台，哪怕抿上一口也足够陶醉了。而就是这小小的一酒盅，据说就要上百元钱，五十年的茅台如果上市，一瓶要上万元，问题是还买不到，就算买到你还要担心它到底是否被人掉包。
忽然就想起一件事情，我老岳父久在新疆，好酒，每餐必喝上那么两小盅。不知何时也忘了因果，总之我忽然就有了一瓶茅台，于是就藏着，等着孝敬和想象着老人喝酒时高兴的神情。小儿出生，老人来了，终于有机会展示，我拿出茅台以及精美的小杯，倒酒后坐在桌边，暗暗观察老人的表情，只见他一杯过后，就几乎不动了。忍耐许久我终于忍不住问：怎样？口味不合？他点点头。我抿上一口，果然滋味奇怪，那是第一次接触茅台，落下很多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