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内心寻思着，假如我的余生只能自言自语，那会怎么样呢？假如我再也不能对人倾吐我的心里话怎么办？我回头看看那幢学校大楼，猛地抓住辛迪的手臂。“怎么啦？”她说道，转身看着两辆巡逻车一一红白色和蓝色一一开到学校门口停下。车里钻出穿警服的人，大步迈向大楼，在门口站住，与穿卡其裤的那个男人谈了起来。正在告诉他，正在告诉他。接下来，警察就该从贴胸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罗伯特去年在圣斯坦尼拍的一张照片，坐在圣母像下的台阶上，穿着马球衫，就是从纽约到莱克普拉塔时穿的那什。
我曾给了我婆婆一张，她把照片夹在烫金框里，放在床头柜上，床头柜里有餐巾纸和安眠药。我似乎看到她将照片递给博比，他拿到照相馆去加印，手指点着下唇，琢磨着找到我们时对付我的最佳办法。
那几个人开始往里走。我似乎看到他们三个在办公室里弯腰看一扎马尼拉纸文件夹。我想像着他们翻看新生档案，向五年级教室走去，看到罗伯特后与老师耳语几句，将他带出教室。我觉得这一切像罗伯特圣诞节得到一本活动翻转书，所有的小画面动得很快，立即形成一个故事，那是我生命终结故事的序幕。
“那两个警察到学校里去干什么？”我一一见到这情景全美国唯一慌了神的女人一一说道。
“开学第一天他们都来，”辛迪说，“给孩子们讲话，告诉他们不要与陌生人谈话，不要乘任何人的车，只与认识的人在一起，都是些常规。”她斜眼看看停车场。“我看那人是布赖恩特警官。虽然我与你不熟，但我还要说，我不愿结识比我年轻的警察。”
“是吗？”
“没错，”她说，“他足足比我小十岁或十二岁。另一个我始终记不住他的名字，但他更年轻。”她看看我。“你没事吧？想要一杯咖啡吗？”
说出当时的感受好像有点傻。也许这感受纯属化学释放，肚子里的胀气跑了，头里的嗡嗡声也消失了。也许纯粹是因为知道在警官眼里，我孩子不过是与众多孩子没啥两样的一张脸而已；在那女人眼里，我只是个不起眼的某个孩子的母亲而已。也许因为贝迪谈论自己女儿的那种口气混合着害怕、自尊与怜爱，善良的母亲在孩子年幼时流露这种感情犹如出汗一样自然，而这种混合物就是我十年来的燃料，燃烧着我这个炉子里的火焰。或许是因为她用粉红色布块擦去白色太阳镜后面、蓝眼睛下涂成浣熊眼圈式的染眉油的动作。或许是那口与我不同的纯南方口音。或许是在知道警察到学校去只是关照孩子要小心之后所产生的轻松感。不过，一个陌生人正在注意我孩子，它让我产生的恐惧不亚于看到他父亲开车来找我们：一辆租来的车停在拐角处，他父亲的手臂曲肘搁在驾驶座窗外，用他浓厚、有说服力的声音招呼道：“嘿，伙计。”
或许我想起了女性间的友情，想起了与温妮、与格雷斯之间既是姐妹又是朋友的感情；想起了小学里与布里奇特？福利的友情，这种友情延续到她父母搬到岛上为止；想起了高中里与迪伊？斯坦普尔的友情。对我而言，友情多多益善，我一贯不是那种背着丁零当啷大背包旅行的姑娘。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博比才对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总有一群入围在他身边，面对他，听他说，看着他，哈哈大笑。
我总有干不完的活：在面包房给炸面圈填果冻，赚钱读护校，帮格雷斯写论文，坐出租车送父亲去医生办公室，寒冬腊月停止供应暖气时等修理工来修理管道。可我身旁总有亲密的女友。看看辛迪，听她轻松地倾吐，使我想起友情曾经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坐在公园长凳上，在双人床上横躺，站在女厕所的水池旁，将电话拉进厕所间，张开嘴，一吐为快，将那些半数时间里得用性格粘在一起的零零碎碎的、感觉不到的自我吐出来。可后来，博比毁了我的友情天地。他不喜欢我的女友，骂迪伊“荡妇”，骂温妮“相公”，骂格雷斯“一脸苦相”。他向我公开了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就像野兽一样占据在友情天地的中心位置，随时准备将友谊撕得粉碎。
“那么，博比本人怎么样呢？”有人会说。
“不错，不错，好极了。你知道，他很忙。”
“一切正常吧？”
“正常，一切正常。”
我这多半生就像鲠喉鱼刺，永远也吐不出。但我已习惯了。博比说了一个秘密，说我究竟是什么人，而我现在有了另一个秘密。或者说是弗兰，贝内代托有了件不能说的事，喝啤酒、吃肉末夹饼、喝咖啡时不能说的事。但贝思？克伦肖对自己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谎言比真话容易得多。也许我已擅长说谎话了。
几分钟后我就知道，我们只是偶遇，辛迪不是帕蒂？班克罗夫特机构的成员。在微型货车里，她说她最好的朋友夏天去了加利福尼亚，她同情我离婚后的艰难，见我座位下放着果汁箱和饼干包装纸向我表示歉意。她在厨房里将咖啡脱去咖啡因，端上一盘小松饼。她谈笑时的表情、不时盯着移门外平台及水池的神态使我明白，她也像我，需要伙伴。她的生活有条不紊，不那么随心所欲，每周两个上午陪查德上玩具城，周三给洗礼教教堂的前辈做午饭，陪切尔西上芭蕾及体操课，还要上主日学校，卖雅芳化妆品。她一旦回到自己厨房的桌旁时，时间似乎成了拉长的块状物。
“我有一些旧东西，克雷格的母亲搬到公寓大楼后，我从她那里清理出来的。”她说，“在我地下室里闲放着，你缺什么就随便拿。窗帘啦，椅子啦，什么都有，我有一个中学时的女朋友，急着买了大件，大衣橱，装饰了娱乐室，等丈夫跑了才发现自己连买张椅子的钱都没存。她足足在家里傻站了大半个星期。”
“没错。”我说。
“现在要吗？”辛迪说，“下面堆得乱七八糟。愿意的话去看看。有些还很好看。不是真好看，是拿得出手。而且干净。克雷格的母亲真爱清洁。”
我想，是我们的孩子给了我们勇气。罗伯特上一年级时的第一天，我是靠想像他那副坚定的肩膀度过的。足球比赛时，教练冲着他喊叫，他却昂起瘦骨嶙峋蚵尖下巴，露出自尊不容侵犯的神态，使我没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想起了他曾想方设法不让我披露他对新学校、新名字、新生活的恐惧，想起了他如何决心独自遨游在那天上午我见到的孩子们中间，只剩本尼和他的书包作为救生衣。他正开始一种生活，一种属于罗伯特。克伦肖的生活，他要给自己确立位置。我也是如此。都是该死的博比？贝内代托，我也是如此。也许我应该藏在窗帘后隐身。也许帕蒂？班克罗夫特认为那里最安全。也许许多女人会这么做。但我不会。为了生活，为了真正的生活，我改变了发型，改变了服饰：改变了姓名和住址。我需要工作，需要朋友，需要立刻改变封闭的、只有薄地毯与褪色长沙发的小公寓，我要将它变成一个有生气的地方，使那里的住户过上普通而平静的生活。
“我确实，”我说，“需要一些窗帘。”
“好啊，”辛迪？勒尔巴克将其南方口音拖得更长、更深沉，眼睛更亮，笑得更开心，牙齿上还沾着一抹口红。“朋友，我们来装修一下吧。”
第 四 章
罗伯特第二周的学校生活开始了，他喜欢他的同学，喜欢他的老师，睡眠少了，话儿多了，只是还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多。于是，作为我们到莱克普拉塔一个月的标志，我破费买了一加仑奶黄色油漆。一个月来，恐惧从我肩上紧张的肌肉中渐渐释放。一加仑的油漆绰绰有余，可见公寓的客厅有多小。我在厨房里挂了一幅从辛迪地下室里找到的刺绣，上面用交叉针绣着一句话：“愿你入天堂后魔鬼才得到你仙逝的消息。”长沙发靠背的上方挂了勒尔巴克太太的旧阿富汗彩色挂毯，长沙发两端竖着几个靠垫。我在辛迪的地下室里还拿了一把旧橡木摇椅、一幅带枫木框的海景画、一床蓝黄大丽花雪尼尔床单、一套樱桃图案的半截窗帘、一些眩目的亮丽的条子垂帘。“你拿定主意要这些东西吗？”
我们把这些东西装进微型货车后部时，辛迪说道。她帮我把这些东西搬进波伊斯蒂道的公寓，脸上并没有露出施舍者的神态。她只环顾了一下居所，点点头，似乎离婚或婚姻错位后也只能这样。她就是这样的人：现实，但并不残酷无情。“你可用这个来漆。”她说道。油漆不用花多少时间，因为地方实在太小。当我将楼下漆好时，看上去还真带点妇女杂志里经济装饰的味道。只是百叶窗还紧闭着。顶灯也整天亮着。
“这儿变样了。”罗伯特放学回家时说道，同时将书包往桌上一扔。
“你不喜欢？”
“变样了。”晚饭时，他一边低头吃拌黄油的意大利面条，一边咕哝着。学校很好，本尼很好，伯恩森太太很好，面条很好。孩子说“很好”，意思是他不想说话。我曾在急诊室里注意过父母亲疏忽了这一点。孩子在说很好，很好，很好，而爸爸妈妈则会无休止地追问，像那些拿着尖尖的银制小仪器的牙科医生。孩子们将“很好”作为奴佛卡因麻醉药使用。
“满屋子都是油漆味儿。”罗伯特说。
“一两天后味道就会消失的。”
“你刷了油漆，看样子我们得长住了。”他最后含糊不清地说。他的声音空洞沉闷，带点微颤的哭腔。
“会好的，宝贝儿。你会明白的。你会交更多的朋友，参加体育活动，发现周围好玩的事儿。等我找到工作，我们也许再找大一点的地方住。”
“我可以给安东尼写信吗？”
“不可以。”我说。我抚摸着他的手臂。我皮肤上有黄色油漆，像淡淡的秋月。“我知道你确实难受。你近来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