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她会像照顾我们那样照顾他的，她说他是个好孩子。”
卡斯特罗太太说了一连串的话，头和手不停地舞动。
“她说，罗伯特将与我们一块吃午饭，很高兴他能来。
她说，他是个好孩子，她不会让他脱离自己的视线。行了，妈，够了。”本尼转过身去。“她还一个劲儿地祈祷。哦，不完全是祈祷，但总之是上帝之类的话。行了，妈妈，她明白了。”于是，两个男孩一边进卡斯特罗的公寓，一边在争论哪个超人是不可摧毁的。我与本尼的母亲像贴在一辆飞驰而过的车的车尾上的洋娃娃，咧嘴笑着，相互鞠躬。人们似乎在说，女人就爱弯腰鞠躬。网格门响了一下。罗伯特走了出来，他将我拉到一边，悄悄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卡斯特罗太太则笑着看着我们。
“四点左右。”我说。
“下午四点？”
“你肯定不想同我一起去？我说过，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坐在门厅里。”
他摇摇头。“我就想知道这。”他又回到本尼那儿，我则朝着望湖楼和莱维特家走去。
“瞧，欧文。”莱维特太太说着，第一次给我打开她的公寓门。我站在弥漫着来沙尔消毒剂味及老人味的过道里。
“瞧，”她踮脚从猫眼里看过后说，“他们派了一个新的来。”
莱维特夫妇住一个单间公寓，厨房很小，我与莱维特太太不能同时在里面做冰茶和三明治。这儿的阳台与纽约许多公寓大楼的阳台一样，大小只够站人，又小又难看，毫无用处，纯属现代建筑的点缀物。莱维特太太听气象警报时用它察看风暴，还有就是晾晾手洗的衣物。有时我走近大楼，凭晾在沉闷空气中五花八门的紧身衣就能判断哪是莱维特家。
公寓的内部结构像盒子一样简单，但里面摆满了洛可可风格的家具。餐具柜边是高脚橱，大型组合柜带织锦软垫，软垫年久变软，像婴儿的皮肤。几个透明合成树脂镜框里夹着各种黑白照片，镜框放在角落里的一个五斗橱上。
房里有坐椅，但没有餐桌，有几何镶纹的茶几和不结实的塑料小桌。房间的一端塞着东方地毯，比周围长出六英寸。
客厅一角放着一张医用床，还有一张牌桌，上面放着药品、清洁喷剂、成人尿布，一幅黑森林大油画镶在一个精致的镀金框里。我在做实习护士时曾去家访过一个七十岁的癌症患者。他是一个皮毛商，他家的小空间利用率与此相仿。
“他们人老了，萎缩了，但家具依然与原来一般大小。”我的医务指导说。
我第一次去莱维特太太家时，她打开门，看着我上班穿的蓝色聚脂纤维的前开宽松直筒连衣裙说：“这色彩看上去缺少生气。”这种连衣裙激发并吸收汗水，与我在妇女杂志见过的那种塑料减肥外衣差不多。
“不管怎样，我还要说声，你好。”我说。
“哦一呼，欧文，”莱维特太太说，“这一个很幽默。”
莱维特家其实没什么要我做的事。我与莱维特太太一起给欧文翻翻身。他得过中风，失禁还失声，多数时候瘫痪，不能动弹，偶尔来一阵抽搐。我们一起给欧文换床单和内衣，用吸管给他喂浓豆汤和肉汤，给他换尿布，其他时间就坐在一起喝茶。
“可以用电话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吗？”第一天时我说，“市内电话。”
“妈，我很好，”罗伯特不耐烦地说，“我们正忙着呢。”
“我马上就回家。”我说道，从他的话音、呼吸、轻微的哼哼声中听得出，他并不在乎，他正在慢慢地恢复正常，开始体现出身上固有的男孩脾气来。
“说实话，亲爱的，”莱维特太太的英语带着异国口音，“欧文住这儿，我确实需要有个帮手。再说，有个说话的伴儿也是件乐事。这不是说欧文不重要。不过，欧文，你从来就不善言谈，对不对？”她朝我眨了一眼，抬起一只手，摸摸她那头浓密的灰白头发。头发好像曾经烫过，过后长时间没再整理。“一开始考虑退休，他就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地说个没完。人人都想去佛罗里达。我说，欧文，我到佛罗里达去干什么呢？第二天我们醒来，外面下了一英尺厚的雪。
哦，伙计，我心想，就为这个。接着我便知道，他在交易市场上买了房子。你看这。”她手撑雕花弧形扶手从红木椅子里站起身，示意我走到客厅与卧室间的过道放着扫帚的壁橱旁。里面有吸尘器、一只满是樟脑味的折叠式金色旅行袋、一副高尔夫球杆。
“你打高尔夫球吗？”莱维特太太问。我摇摇头。许多警察都打高尔夫球，增加一些运动量，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以免总坐在外面院子里，闲扯些临时警察是笨蛋、巡警车需换减震器之类的事。但博比喜欢举重。他的前臂像解冻前的全精牛脊肉。上帝，他的身材真棒。“你没啥好抱怨的，弗兰。”有次在汉普顿湾举行的公共房产管理局烤哈野餐会上，一个警察的妻子看看博比，再看看她丈夫后这么对我说。而她丈夫常拍着他自己的大肚子说：“肚里的孩子喜欢喝啤酒。”
莱维特太太穿着卧室用平底拖鞋，踢了踢高尔夫球杆。
“他说他想学高尔夫球。七十一岁了，还觉得自己是叫什么亚瑟来着的人，一个出色的高尔夫球手。欧文，是不是？你就在游泳俱乐部里从伯尼？梅尔松和他那帮人那里捡了这些废话。你觉得我在报上登个广告试着将它们卖了怎样？”
“高尔夫球杆？”
莱维特太太点点头，重新在椅子里坐下，喝茶，吃饼干。
她向我倾过身子，放低声音。“麻烦的是，”她说，眼睛斜看着我，“万一有人买了球棒，而欧文又康复了，或出现这样类似的事。”她朝着角落挥挥手，似乎指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调节床背，尿布盒，导管袋。“他会说，塞尔玛，我的球杆究竟上哪里去了？你卖了？什么，塞尔玛，你以为我要死了？”她耸耸肩，柔软的身子有规律地一升一降，显得很无奈。我朝欧文看去，一具木乃伊，一双潮湿的黑眼睛，手指在抽搐，他呼吸的样子，似乎让人觉得他要说话。床斜放着，这样他可看到莱克普拉塔全景：一片杂乱的、七零八落的景象，小屋顶紧挨着小屋顶，只有骨架似的水塔架和盒状的w超市、K超市打破这种单调。可他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也许他还能感觉到自己体内咚咚的心跳声，谁知道呢？很难想像他能挥动高尔夫铁头球杆。
“别管他。”莱维特太太说，“对这个在奥兰多失踪的姑娘你怎么想？我敢说肯定被男友杀了。”哦，我也这么认为。
听莱维特太太说欧文，就像我结婚后多次野餐时与其他警察的妻子坐一块聊天。在那些夏日午后的日子里，我有时想，博比说得对，我在吹牛。坐在博比朋友巴迪在长岛的错层式房屋的后院里，听巴迪的妻子玛丽、她妹妹泰丽，还有玛丽的邻居安玛丽聊天。泰丽也嫁了个警察，安玛丽的丈夫是消防警。听她们说起来似乎婚姻是苦路十四处①，是天经地义的，是丈夫对自己的考验。
“他可以坐在那儿，俨然一位全美年度优秀父亲，可是上帝不让他给孩子洗澡或买双鞋。”玛丽说。
“买双鞋？”泰丽说，“你做什么梦？买双鞋？让他做完三明治后将那该死的蛋黄酱放好就够了。”
“他自己做三明治？”安玛丽问，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
不得不笑。
哦，天哪，跟莱维特太太说的差不多，他们说的事都既好笑又刻薄。说有一天泰丽因忙孩子的事累坏了，结果竟会在夜里性交时睡着了。还有，巴迪喝醉后来到他女儿的耶稣受难经历的图画或塑像。
生日宴会，倒在躺椅上睡着了，宴会在他身边进行，可他却没参加，有人将一个黄油花蕾放在他鼻子上，他也没动弹。
…
① 苦路十四处，指天主教顺序排列在教堂中或道旁供人膜拜的十四个十字架，各配有介绍
安玛丽的丈夫凯文在他弟弟婚礼上尽说些不吉利的祝酒词及关于新郎前女友们的事，说得新娘哭了起来。
“凭良心讲，就像生了五个孩子，女孩要好带得多。”玛丽说。
“职业姑娘。”她们都这么叫我。嘿，弗兰，她们问，世上正发生些什么事？我就给她们说医院里发生的事。有个姑娘，进急诊室时孩子都快产下来了，她又喊又骂，还用长脚趾抵住脚踏板用力，使劲抵。这人一直盯着我的胸卡，结果给她的孩子起名贝尼代托。我还告诉她们，有个枪伤患者在医生用钳子高举起弹头时，想抢弹头收藏，我们不让他抢，他还大吵了一顿。“我床头藏着五枚这鬼东西，伙计。”
他痛苦地呻吟道，“五个，放成一排。把那个给我。”还有一对夫妇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最后才说是避孕套不见了。一位女实习医生戴上乳胶手套，取出了避孕套。“你应边套边展开它。”她对那个男的说。
“见鬼。”他说。
我们坐在厨房里，我给她们讲那些故事，她们听了又喊又叫。男人从来不加入。夏天，男人们坐在院子里的遮阳篷下；在橄榄球赛季，则坐在楼下已完工的地下室里。他们有大屏幕电视，我们有餐桌和冰箱。
认识巴迪这么久，但我想，我与他交谈没超过六个字：“很好，谢谢，”和“别急。”我与博比一进他家的门就分道扬镳，我去厨房加入女人的队伍。似乎我们不是同类生物。
这些女人都不上班。她们说是丈夫都不让她们上班。
她们还都说觉得有点好奇，不明白博比怎么会让我去上班，似乎她们暗地里议论过，想等我告诉她们其中的奥秘。她们谁也不明白，为了享受每周五天、有时六天在南湾拼命工作的机会，博比让我付出了代价。
“我家里有干不完的活。”玛丽说。
我记得曾经想过是否因为这一点，是否我留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