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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街道跑了一周，不同的日子跑不同的路线，总有路标给我引路：一辆绿得像加勒比地区的明信片一样鲜艳的拖车；一幢总有一只黑猫懒散地蹲在窗台上的白色房子；一块草坪，上面长满了陀螺状花辦的太阳花，它们在近中午时的宁静空气中偶尔晃动几下。我又一次见到了那个男人。这次他仍站在同一个角落，不过是在读报。我从另一侧街道跑过，他没抬头。第三次见到他那次，我从相反方向过来，砰砰砰地绕过拐角，他坐在一辆停着的车里，一辆旧轿车。我跑了很长的距离，有四英里，也许有五英里，快跑完了，人很累。路边开裂，边线处凸起，露出混凝土下的石子和黄土，上面长着一束快干枯的蒲公英。我绊了一下，差点摔倒。稳住自己后，觉得脚踝一阵痛，但仍想继续跑，尽快从他身边过去，这时看到他在看我，同时注意到了他粗壮的胳膊和胸脯、似是而非的古怪笑脸，他向开着的窗子倾身过来，似乎见到我很高兴。栅栏后的狗拼命想扑向我们，我心想，我真傻得还以为这男人与那畜牲是一家子。我被车和栅栏包围了。我只得从他身边经过，心里等待他伸出手。
也许他说了些什么，我说不上来。但擦着他身边经过时，我越跑越快，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快，一口气跑回了家。锁上门，无数次地检查窗子，澡没洗就换了衣服，我担心流水声会淹没有人爬窗或进门的声响。尽管都上了锁，锁死了，可锁又顶什么用？在急诊室时，曾经有一次警察送来一个女人。身上一丝不挂，是从城里一幢正被拆毁的楼里抬出的，她裹着一条毯子，头缩进肩膀，像只垂死的鸟。她蜷缩在检查室的角落里，我问她害怕什么。起先她的声音太轻，我听不清，后来响了一点。“什么都怕。”当时我走到护士室，压低嗓子说：“纯粹是脑袋有毛病。”现在想起来，真不像话。
真不像活，现在我自己也什么都怕。自他们送她进精神病房后，我再也没追究她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害怕。
接下来的一周我没跑步。我对自己说因为是脚踝扭了。“这是坏习惯。”辛迪说，“弄张简？方达贴膏给自己贴上。”但有天上午我穿上短裤、T恤衫和去学校的鞋子，等辛迪开车从她母亲那儿接上查德再送他上翻跟斗班后，我绕着跑道慢跑了一圈。灰褐色的、火辣辣的跑道的一边是小学，另一边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有所面积很大的中学。那种跑步很无味，没有商店橱窗的色彩与灯光，没有邮递员气喘吁吁地说“早上好”，裂开的唇间滚出一团热气。但从跑道上可以看到学校的前后人口和通向两个入口的车道。可以看到罗伯特、本尼和其他男孩。上午休息时，他们在柏油路上围成一团投篮。但愿我可以不上班，整天在那儿跑步。
我宁可跑步。
跑到第三天上午，我旁边来了迈克？赖尔顿。他穿着“奥兰多魔术队”T恤衫和宽松运动鞋。一个人的运动服饰可以给你提供不少的信息。如果色彩鲜艳，合身，又有设计者的标志，它时常意味着跑步是假，与其说喜欢跑步行为本身，不如说更喜欢跑步这个想法。迈克？赖尔顿的短裤和衬衫式样看上去非常古老，与清仓物资差不多。他属于真正的跑步者。
“可以与你一起跑吗？”他问，我点点头没说话，此时我已上气不接下气，我喜欢跑成这样，它使我真正感到充满活力。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没说一句话。直到快跑完了，呼吸困难，肌肉痉挛时，才又听他说：“这节课我不上课。跑步后傍晚没倦意：”我们俩都不擅长边跑边聊，我们可以一口气跑上一小时左右。不是他跑慢点等我，就是我跑快点赶上他。回家的路上，随着脸上红润消褪，一颗害怕的心也平静了下来，我回家洗澡，换上蓝色涤纶宽松连衣裙，去干我的工作。但夜里我仍然在罗伯特的窗下放张折叠椅，椅子上堆满他的东西：电子游戏，书本，他与本尼搭剩下的乐高块，还有那些有人爬窗进来会碰得哗啦啦散得满地的东西。
在初来的那些日子里，我利用了迈克？赖尔顿。有他在旁边我感到安全些，只是他不知道我需要保护，不知道他远不止是我的跑步伙伴。我利用他来保护我，心里没感到歉意、害羞。以前我从没与别人一起跑步，此时随跑步产生的虚幻的、瞬间的亲近感让我觉得内心惊慌，两人喘着粗气，衣冠不整，前后跟着，穿着短裤，全神贯注，汗流浃背，全没了平时仔细的梳妆、彬彬有礼的微笑、化妆以及太阳镜。跑完步后，确信没有生人出入过前面的办公室，或隔着操场的铁网栅栏张望过，我离开了学校；我还相信，有赖尔顿先生护卫，无人能随便接触罗伯特或获得他的情况。想起他怒骂过超市的经理，为儿子的担心也就减轻了。
“他对你很好，”辛迪说，“我只是说他对你很好。是这样。”
“求你别说了。”我说，“是朋友，一个男朋友，女人应该有男朋友。”
“嗯，心肝，说得好。只是上帝如果希望男女交朋友，他会使他们有相同之处的。”
“你没男朋友？”
“我有丈夫。他有朋友，也等于我的朋友。这些你都很清楚。”
我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或者我自认为是男朋友。有时，我与本？塞缪尔斯在医院淡绿色的自助餐厅里一起吃午饭，餐厅的大玻璃窗透着水灰色光线，使大家看上去都病怏怏的。有次我们曾一起去曼哈顿参加了一个关于医治外伤的会议，会议在医学中心礼堂举行。他曾在这儿上过医学院。会后他带我去了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我们坐在榻榻米上，活动纸门旁边并排放着我们的鞋子，一双棕色的小山羊皮的结带式皮鞋，另一双女式无带浅口轻便鞋。这样两双鞋并排放着暗示着轻率，虽然我们说起各自的家庭时显得过分热情了些，我们也只是吃吃红烧肉，说说话而已。（L Z）
喝茶时，他了解到我没读星期天《时代》周刊上头版的文章时很吃惊；而听说我不看报时，他更吃惊。“真难相信，像你这样出色的女人会从来不看《纽约时报》。”他说，我红了脸，很难为情，却轻快地辩解说：“警察讨厌《纽约时报》。
他们认为它总站在坏人的角度说话。警察很痛恨它。《新闻报》才是警察的报纸。”
“可你不是警察。”他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那句话时的神情。即使在他搬到西部后，我还会想起那神情。“这次搬迁对他有好处。”温妮听了我的事后说，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温妮认为我利用了本。塞缪尔斯，想从他那里得到我在家里得不到的东西：有人交谈，有人把我当回事。他的友情给我带来了快乐。
但与迈克？赖尔顿为伴，我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安全感，一种长久以来没有过的安全感。有迈克在学校，我觉得罗伯特上学也安全多了。有时我觉得，迈克在与我一块跑步时，足球比赛时在边线处站在我身前时，他也感觉出了这一点，尽管他不能确切明白其中的缘由。
第一次看到罗伯特在学校平展宽大的足球场上做曲线跑时，我想到的和注意的是足球场一端的树丛。我想到的
是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趁大家眼看着别处、看着客队的球门，从其中一棵树后面闪出：想到有人披着刘海、迈着细长的腿向莱克普拉克学校的前锋扑去。担任前锋的那个孩子动作迅猛，脚下草皮飞溅，用极低的声音指挥着自己的队友。博比示意罗伯特：过来，到这儿来：一眨眼他不见了，我的儿子，像一片火烧过的纸，在寒夜里被风吹起，顺着烟囱飘走了。当他被另一个孩子替换下场时，我强迫自己没有将他从边线处拉走。迈克？赖尔顿转身看到我，我想他知道我惊慌时的神情，所以知道我当时心里的感受。
“我们乘车到拉科塔需要一个家长陪同，星期二去：”我们三比一输了主场后的一天他说。
“那我去吧。”我说。
如果一个美国研究所的副教授可以称为老师的话，那么除了格雷斯，我还从没跟哪位老师谈过话。上学多年，小学、中学，甚至护校，我的老师都是修女。当常人服装和护士服取代了黑面纱和白头巾时，教师行为举止的变化顿时将所有的亲近感排斥在外。连圣斯坦尼的老师也让我害怕？他们站在厚厚的校门旁，等最后一个穿统一服装的学生匆匆进入校门后，砰的一声将门关死。我将我的儿子给了他们，他们则每年给我两次进展汇报：书写一般，喜欢数学与历史。是个好孩子。
因此，接连几周我都跟着孩子们傻乎乎地称他赖尔顿先生。他比我小五岁，长着一张孩子般的红脸，一头稻草黄的童发。但一切好像很恰当。赖尔顿先生在足球训练后把罗伯特捎回来，一边在厨房餐桌旁喝杯百事可乐，一边与罗伯特抱怨他们上次比赛中的那位裁判。第一个月时训练和比赛结束后，为奖励罗伯特、本尼和另外两个表现出色的孩子，赖尔顿先生带他们去了麦当劳犒劳他们。一个星期六上午的比赛中，罗伯特独进两球，赛后赖尔顿先生带我与罗伯特去了国际薄烤饼店。
他在弓身吃蓝浆果薄烤饼和咸肉时说：“叫我说，”他穿着胸口绣有“迈克”的黄色马球衫，“你今天踢出了水平。”他用叉子指着罗伯特。“踢出了水平，确实如此。第二个进球漂亮极了。”
“那天你在那里很和气。”我笑着说。
“你也很不错。”赖尔顿先生说。
赖尔顿先生与我两人坐在前车箱的皮座上，谈话被后面的扔纸片和偶尔咕哝的“笨蛋”声打断。“保持干净，伙计，”赖尔顿先生喊道，“保持干净。”很难开口直呼一个老师的名字。也许那次校车上我开始直呼他迈克的。一天，他的胸袋里有一张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