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８岁时为他们服务的。司机常常来找我，说：“准备好，半小时后我们就走，带上你的东西。”
我准备好后就钻进了汽车，通常我去的是某人的乡村别墅。那里通常有客人，有酒，有招待会——我们不过是人家的额外快餐。一般来说，一晚上我能得５００卢布，不过这也取决于客人是谁以及来自何地。格鲁吉亚人给的最多，乌克兰人最抠门儿。来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客人也有点小气，但对待姑娘们却不乏绅士风度，因为他们差不多算是西方人。
这样“出去”几次一年不用工作，保你够花的。
再其次是应招女郎。我从未干过应招女郎，但我有几个朋友是。她们几乎整天呆在家里等顾客打电话。客人通常是富裕、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或是顾全名声或是怕老婆。打电话的客人常常是姑娘从不认识的人，一般邀她们去宾馆。应招女郎一夜能挣３０至５０卢布——假如她碰上上等主顾的话。
宾馆女郎差不多也能挣这么多，不过她们更苦一些：她们得为老外服务，而且受监视。然而，她们总有机会得到不错的礼物，甚至同老外确定关系。我们宾馆女郎中有些人千方百计勾引老外，让老外娶他们，带她们出国。自然，这些老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老婆是在宾馆工作人员、民警以及克格勃的领导下卖淫的外向型妓女。偶尔在宾馆餐厅或休息室幽会一次往往是件惬意的事情，虽然你们会想，什么样的苏联姑娘才会只身潜入阿斯托利亚或欧罗宾馆的餐厅？整个一个社会渣滓。
在内宾旅馆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客人稍嫌寒酸些：通常他给你的不会超过３０卢布，除非碰巧又遇上了格鲁吉亚人。那些家伙精明得很，他总是知道怎么给钱。而格鲁吉亚人就是慷慨，没办法，他们就是那种作派。
也有许多便宜妓女。有时会碰到这样的“姑娘”，她硬要５０卢布，但对客人比较忠心，能一块过上几年。这类姑娘一般是男人跟自己的老婆闹别扭才找她们。所以她们跟客人都很熟，男人供给她们日常生活所需，就跟过家庭生活差不多。
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当她的相好们遇到经济困难时，她还会倒贴给他们。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要是需要毛皮大衣，她会把他的钱全拿去买上一件，然后免费跟他睡半年或更长一段时间。
再往下就是“马路天使”了，不过我没干过。我们姑娘们常以街头故事互相吓唬：“你会为在莫斯科夫斯基车站一次得五块钱而玩完。”
莫斯科夫斯基车站的妓女也有所不同。有出租女郎——那还算是不错的。她们与出租车司机有君子协议，他拉着她在车站附近转悠，为她物色主顾。他的行李箱里带着伏特加，以备不时之需。出租女郎大约能得１０卢布。
你们夜里去过莫斯科夫斯基车站吗？我说是半夜？试试吧。你们会发现那儿是那么美——除了神情沮丧的密探，只要给五块钱，她们跟谁走都行。有的回其住所，有的就在门洞干那事。
也有人以同样的价钱到高斯蒂尼德夫尔或其它大商场去做生意。我曾认识一位已婚妓女，丈夫在工厂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她每天都出来做生意，拉两三个客，就在门洞里干，能挣上１０或１５卢布回家，就很高兴了。
我不了解为水手们服务的港口女郎的情况，所以也不敢瞎说。她们大概比在车站的要贵些，而比在宾馆的便宜些。
在所有这些行当中，小伙子总比姑娘要贵一些。这里也有性别歧视，姑娘们。他们集中在普希金剧院对面的小公园里，“卡特卡公园”——那儿有凯瑟琳大帝的塑像。
好了，你们够吧？反正我够了。我再也不能想有关金钱的更可怕的事情了。或许吉娜还可以再说点什么。
阿尔宾娜的故事首先引起吉娜的反响：“能从男人身上赚大钱的女人我不太了解，但我遇到过徘徊在车站和码头的姑娘。你们知道最低的要价是多少吗？”
“多少？”
“一卢布。”
大家听后目瞪口呆。
“而且还不止如此，一卢布也是钱呀。一大早在啤酒馆外面，那些女酒鬼只要给一杯啤酒她就让人干，一杯啤酒才两毛三。算了，不说这些了。佳丽娜，你给我们讲讲有美好生活的事情吧，讲讲人们竟相把最后一戈比让给对方的故事。”
“不，吉娜，我有另一个关于钱的故事，与持不同政见者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我要讲的是我婆婆的事。”
◆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说的是她如何与婆婆相处，如何仅从婆婆那里得到一点钱，却欠下了永远无法还清的恩情债。
斯拉维克的母亲四十多岁时生的他。人们都说他没什么出息。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斯拉维克的确是个有出息的人。
我们在集中营结的婚。那时他对我说：“佳洛契卡，我的母亲在列宁格勒，我给她写信介绍了你的情况。你该去看看她，认识她。她身体不大好，很少出门。”
他给了我地址。从摩尔达维亚回来的当天我就去拜访了婆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住波克罗夫卡区萨多瓦亚大街的尽头。我按了门铃，是邻居开的门，她领我穿过楼道，然后指给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房门。我刚一敲门就听有人说：“进来佳丽娜。”
我感到很吃惊，推开门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她正坐在又大又破旧的圈椅里，披着破旧的披肩。
“进来，坐。你旅途还顺利吧？斯拉维克好吗？”
“他很好，我来时一切都好。您怎么能猜出是我呢？”
“我一直在盼着你来，”她简单地回答道。“斯拉维克来信提到了你，所以我一直在等你。我刚才还在想，我的小儿媳妇怎么还不来让我瞧瞧呀，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了陌生的脚步声，我就猜出是谁来了。来看我的人不多，我妹妹、护士——这就是我的全部客人。”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与我一起喝茶，我给她讲了这次旅行的情况，告诉她我们已经在集中营登记结婚，还给她介绍了我个人及家庭的一些情况。
“你交了个在集中营的男友，你父母是怎么看的？”
“喔，没事，我想……”
“别跟他们闹别扭。斯拉维克会出来的，那时或许他们会喜欢他。但别冲撞你父母。有个坐监的女婿，对他俩来说不是好事。这事你不用跟别人讲，因为别人都想知道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初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开始逐渐依恋她，特别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常去看她，陪她喝茶，聊天，谈斯拉维克——心情就会好起来。
但在家时情况就糟了。我一宣布我交了一个在劳改营里的男朋友，父母就表示不同意。当我快要生个孩子时，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所以我决定搬出去。但去哪儿？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只有一间小屋，甚至连第二张床都放不下，而斯拉维克又在集中营。我决定租一间房。转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间，但就是贵点——４０卢布，占我月收入８５卢布的一半。我还得常常买东西去探望斯拉瓦，还要给他寄包裹什么的。唉，可真不容易埃唯一还算不错的事情是我找的房子离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挺近，在夫昂坦卡。我常常事先不打招呼就去看她。
我母亲想让我做流产，但我不听她的。我的感觉并不总那么好，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而我却比怀孕前吃得更糟。最后我简直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了。父母的钱我一点也没要，虽然他们主动给我——我自尊心很强，这你们知道。我开始变得失魂落魄，丢三落四。这么贫困，我居然还乱丢钱，常常把钱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可就是找不着。有一次我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诉说我近来的不幸遭遇，她让我弄个钱包：“你总是把钱放到手提包或口袋里，所以不容易找到。”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到，我常常无意中在我大衣口袋里的手套底下，或是在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钱，钞票不象我通常那样折一下，而是折两下，我想，这是我爱丢三落四，生活邋遢的缘故。
这些三五元的钞票可真救了我的命。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丢了钱后又突然在某个地方找到快要成为我的习惯了。
怀孕第六个月的某一天，我去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发现她情况更糟了，甚至不能起床。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大夫来，给我婆婆做完检查后我随大夫走到门厅，问她：“大夫，她怎么样？严重吗？”
“喔，怎么跟您说呢？我们无法给她换个心脏，而她的心脏已经衰竭了。你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可用药物至多维持她一年，但最后……”“或许她能住院吧？”
“你试试吧，象她这样的年龄，又是领养老金的人，还住院。除非你有门路。她真的不行时会来辆救护车，要不然……得了吧，别找那麻烦了。”
想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活不到斯拉维克回来，我忍不住泪如泉涌。设法控制自己以免让她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
我回到屋里，婆婆对我说：“别伤心，孩子。我现在可以放心地死了，因为斯拉维克不会孤独了。不过，我倒是很想看看我的孙子……好，不说没用的话了，去商店为我买点什么吧。那儿是我的包，钱就在里边。”
我拿起包，记住了她要买的东西，就上街了，我在商店选了牛奶、酥酪、奶酪、但打开钱包付款时我不禁大吃一惊：钱包里所有钞票都整整齐齐地折了两下，跟我找到的三五块钱的票子一模一样。而她每月的养老金是４５卢布，就这么点钱她居然还要分给我一些。
然后我去面包店买面包，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像个孩子�